十七年的绍师情结

绍兴文理学院校友总会在宁波建立了分会，我被推荐为分会顾问之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从一九五六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七年间，我是在绍师度过的。从学生到教员地位的变化，从南街到软社到攒宫三次校址的搬迁、从第一张大字报到拨乱反正、从师范到师专……我都经历了。学多人、事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样历历在目，十分亲切。是绍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是绍师锻炼、教育我成长，我对绍师范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改变命运

我出生在宁波镇海江南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里。我的家十分贫困，四个兄妹相继得瘟疫夭折。父亲在我一岁时患肺结核死去，家里剩下母亲、姐姐和我三人。靠母亲做保姆维持生活，有了上顿没有下顿，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解放了，拨开乌云见青天，母亲做着不再受苦的梦，省吃俭用供我上学。十四岁，我读完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镇海辛成高中。在初中阶段，我又克勤克俭的生活、勤奋刻苦的学习，十六岁读完初中。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很好，我很想考入高中求读。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流着眼泪呐呐地说：“你要读高中，我只有去讨饭了。”我领会了母亲的意思。母亲为了我苦够了，再经不起折腾了。高中是没法读了，考校校名额太少，万一没录取怎么办呢？母亲和叔叔商量，唯一的出路是早点拜师傅学艺，于是托人去舟山打船锚做铁匠，可是我个子太小，担心吃不消。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传来了绍兴师范大批招生的消息，还知道读师范书费、生活费全免，这正合我的胃口，于是我直奔学校，报告填了师范的志愿，不久来了保送进绍兴师范的通知。从一个穷孩子、学铁匠到当教师，命运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从心底里感谢绍师。

引上正路

三年师范生活并非风平浪静，首先碰到的是对当教师的认识问题。由于我的动机是可以“白吃饭”，因此“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儿王”、“教师低人一等”的思想严重影响着我的上进性。想退学吧，又无处去。于是每个晚上和几个专业思想不巩固的人一起逛街、发牢骚。当时学校规定每星期要上大课进行专业思想教育，由学校领导作报告，我记得教导主任黄宗（可惜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在塔山上吊而死）是这样说的“教师待遇高低由贡献决定，好似一个人用扇子，如果用力地扇，这把扇子只能用几天就会破，如果轻轻地扇，用得日子就长；如果拿着扇子不动，头却摇来摇去，那把扇子的寿命更长。故事的含义很清楚了：小学教师贡献少，地位、待遇低是应该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是不对。党支部书记石祥林是这样讲的“读师范当教师从个人主义角度讲也要想通，毕业后包分配，有工作、有工资可 发。”“至少基本生活有了保证。”（这样的教育在文革中受到了批判，但是是真话、是实话）。我开始想通了“母亲不是要我早些工作等着寄钱去吗！”以后学校又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论教育工作》，学习宁波市优秀教师焦慧珠的事迹，观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从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要求我们热爱师范专业，热爱教师工作，毕业后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学习比较认真，劳动十分积极。记得去平水农场劳动，为农场积肥，两个小时割草五十六斤，获得第一名，不久就当上了班级劳动委员。响应大办钢铁号召，日夜坚持在土窑旁，终于炼出了烧结铁，得到了学校的表扬，我都晕倒在现场，当时我已经是班级团支部书记，被评为校级大办钢铁二等功臣。

事业要发展，党组织要扩大。一次团委书记王正中在团支部书记会议上说：“有入党要求的可以打报告，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写一写送党支部。”处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我就写了，不就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当县委宣传部组织员李玉兔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时，我却傻眼了。我支支吾吾的说：“是共产党让我家翻身，我要报答党的恩情。”李同志笑了笑说：“光为报恩还不够，要懂得解放全世界、全人类。”还有这么深刻的道理，当时我是没有认识的。五九年“五四”节要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通知一来高兴极了。全校500多名毕业生入党的只有五人，我是其中的一个。但石祥林同志却有点心事，因为我离入党年龄要求十八足岁还差七个月。如果县委组织部查起来，不是很难交代吗。（这是事过数年后石书记对我说的）好事接踵而来，毕业分配在即，一天石祥林书记找我谈话，问我家有什么人，毕业后怎打算，愿不愿意留在绍兴工作。我实事求是说：“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到哪里都可以。”不久从教师中传来消息：留校工作。原来在全校教师工作大会上已经宣布了我留校工作的决定。当时毕业后留校负责学校团工作的只有二人，我是其中一个，我感动极了。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关心和培养可谓是无微不至。

给予锻炼

在绍兴师范我的工作是校长办公室秘书、兼管学生共青团工作。当时政治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班级要压缩，学生要支农。要求支农的学生做到四方满意（即所在党委、生产队、家长、学生）工作相当艰苦、细致。历时数月直至一九六一年七月调整工作才算基本结束。对此，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内疚过，万幸的是这批学生在一九八七年落实政策时，大都的到了兑现，找到了工作，我的心里才得到安慰。

我紧紧记得一九六二年六月六二届毕业生分配遇到了严重困难，学校组织八个组到各县市游说，介绍毕业生的质量，希望给予录用，经过不懈的努力，到是年十月下旬，除十一人外其余全部（约250人）分配到工作岗位。其中分配到鄞县的八十余名毕业生，就是由我陪同他（她）们到县局报到的。一九九三年有胡审严（原任宁波市教育局督导处处长）同志发起的同学会，大家回忆来鄞县从教时人生地不熟、住破庙、吃百家饭的情景时，我十分同情、十分心酸。好在于这一届毕业生极大部分分配了，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绍师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在全省汇考中得过名列第一的好名次，历届县、市运动会，总分第一，毕业学生的全面质量胜过其他师范学校。在这样一所学校工作，自感压力很大。在领导眼里认为我年纪轻，也应该多挑些担，因此只要领导一布置，我就有呼必应，全身性的投入工作。阮社建新校所缺少木头，我带领共青团团员组成突击队，连夜去东湖公社帮助抢收稻谷；学校搬迁，数次搬运教具、仪器等，我总是和班级同学一起快装快运完成任务；学校搬到攒宫实行半工半读，我与班级同学超额完成采茶、运土、种稻等劳动任务。在绍师我当选两届班主任、数届团委书记，在校长办公室办理尚未命名的主任工作。由于勤奋的工作，在师生中获得了较好的口碑，一九七二年受党员推荐出席了省党代会。

文革的十年，路线搞乱，把人搞晕。我批判过别人，也受过别人的批判。说我是“刘少奇黑修养的样版”、“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典范”、“上蹿下跳的野心家”、“顽固不化的保皇派”……。我愤怒、我反抗，但我更多的是保持沉默。我以学字为乐，以去农场劳动为荣，避开这场残酷的斗争。熬啊，熬啊，终于等来了春天。经过斗争的洗礼，师生看清了谁是谁非。不久组建校党委，既坚持原则又和蔼可亲的任山文同志也把我组建在内，我成了绍兴师范校党委的一名成员。

言教身传

在绍师工作期间，我在多名校长手下工作过，他们都是作风严正、勤于事业、和蔼可亲、高风亮节的好领导。其中印象最深的要算贾荣玺、石祥林、任山文他们三个了。

贾蓉玺校长原是台州地区公署专员，来绍兴任职期间工作大胆泼辣，表现了极高的领导能力，事业心强，工作负责，经常深入教育第一线听课、评课。提倡教学联系思想、生产、学生实际，反对三脱离。对学生思想工作也抓得很紧，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威信。

石祥林同志原是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8岁任此职，可谓是年轻有为。在绍师任党支部书记期间重视师生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作报告，理论不多却能以理服人，引得师生普遍好评。平日作风踏实，经常与师生劳动、同生活。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写作能力极强，他写的材料，通俗易懂，管用。他让我起草《绍兴师范学生专业思想三年规划》，一遍又一遍的帮我修改，久久不能忘怀。文革期间冲击最大，但信念坚定，坚信“风雨过后定能见彩虹”。

任山文同志原是绍兴县监委书记。任绍兴师范党委书记期间，事业心强，工作刻苦，任劳任怨，待师生和蔼可亲，以理服人，十分重视发挥身边人的积极性，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有创新精神，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绍兴师范从师专到文理学院凝结着他许多心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多位领导对我的影响、教育，使我终身难忘。在这样的领导下工作，是我一生的幸福。

一九七三年为照顾夫妻关系和赡养年迈的母亲，我从绍兴调来镇海工作（当时任山文同志几次三番做我工作，要我留在绍兴，出于无奈只得离开让人极为离奕的领导和绍师校园）。来镇海后，我继承绍师的校训，牢记各位领导的教诲，忠于事业、勤于职守，先后任高塘中学校长、城关镇中心学校校长，镇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财税局党组书记、区委办公室主任等职。虽无惊天动地的作为，但对得起教育、培养我的绍师。我永远牢记帮我改变命运、教育、锻炼我，使我成长的绍兴师范。

绍师59届 朱学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