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 | 俞志慧：攒宫求学岁月的那些琐琐碎碎

校友会主事者几次向我索稿，让我回望那一段青涩的岁月，无奈一介书生，目下不能为母校增光添彩，往昔更是卑之无甚高论，像太史公笔下那帮人物，即使大腿上没有生就七十二颗黑痣，起码也曾经说道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类的豪言壮语，如果有，我倒是很乐意往镜头前亮个相的，可惜打捞许久，还是空空如也，于是只好婉言谢绝。没曾想，已经过了截稿的日期，我的又一位尊敬的领导来了命令。作为作业，只好赶鸭子上架，好歹炮制一篇，可是依然没能给自己找到向上的一路，于是索性斗胆将深藏在心底的一些琐屑呈现在旧雨新知面前，唤作“琐琐碎碎”，早年背诵过刘勰的“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没办法，想起那段时光，依然是童蒙。

不像我的一些同学，初到攒宫，满眼的新奇，还订立一个两个远大的计划，于我，却是一连串的尴尬。报到之后，在操场边碰到了班主任王德林老师，刚从一个极度封闭的环境中出来，见到自己的班主任竟然不知道怎么称呼，只听同学们背后都在叫王老师，但没人告诉我当面怎么叫的，之前倒是听人说起大学里有什么教授、讲师之类的，都是了不得的头衔，能当面称呼“老师”吗？踌躇了半晌，最后还是没敢吱一声，好生尴尬。更恼人的是，待我到寝室不久，这位王老师也到了，还当着我的面说了几次“怎么这么矮的，怎么这么矮的”，把我吓得够呛。好在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袁傲珍老师已先我一年调到了这所学校，为这事我惴惴地敲了袁老师家的门，跟袁老师汇报说，我入学体检时候身高1米52，体重82斤，据说师范生上了18周岁必须得在1米55以上，否则要退回的，我怕这一年多时间里长不到这个个头的，这可怎么办啊！还是吴国群老师见多识广，安慰我说，已经录取了，报到了，就不大可能退回去的，安心读书好了。在两个月以后的复检中，体重已增到了92斤，可是身高还是只有1米54。待一个学期下来，回到老家，我姐一下子还认不出我来了，大概在大学呆了半年，身上有那么一点点读书人的气息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已长到1米62了，要被退学的担忧终于慢慢化解了，只是这长个子的速度忽然上去以后又忽然停住了。

下面的尴尬可能也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经历过，刚开学没几天，一个皮肤白净的女生居然主动跟我来说话，我知道她是我们班的，而且是绍兴人，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她在说啥，我没开腔，反正我说啥她都听不懂，因为我不会普通话，寝室里边都是同班室友王华钦给做的翻译。看她红着脸嘟嘟囔囔地走了，这下轮到我在那边尴尬复尴尬。

好在尴尬是偶尔的事，对一个刚刚从极度贫乏的环境中出来的我，更多的是难以言表的欣喜与幸福。来绍兴报到的前一日下午，因为转了户口，生产队不能出工了，但我还是割了满满一担的猪草，来到攒宫上学以后，下了课之后不需要干农活，不需要干家务，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吃饭、睡觉以外，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阅读，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时下有一个词，叫“满满的幸福感”，用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是最真切不过的了。记得最初那几天，在食堂买了一碗豆芽，或者海带豆腐、菜梗肉片，全是一个人享用，这是之前我的经历中没有过的，我至今还喜欢这几样菜，除了那时候学校食堂给养成的口味外，当时买菜、吃菜的那份感受也是个重要原因。

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领助学金的那个场面，我们大家都在寝室自修，好像是隔壁的连秋山来传话，说是可以领助学金了，同室的赵关军腿长，跑得快，我们几个在后面欢快地跟上，连我这个短跑不及格的人也一步不落。那种喜悦，现在的孩子们是没法体会到的。

那年头还时兴各种票证，上面给发了1斤糖票，我去校门口供销社买了红糖，好像平生第一次这般潇洒。也是在那个熟悉的寝室门口，在初冬的太阳底下，我将小勺在杯子上弄出夸张的声音，一个人，悠闲地享受着那一杯甜蜜。隔壁寝室的杨志强问我喝什么，我说“糖茶”，这是我们新昌方言，什么都叫茶，凉茶、热茶、淡茶、姜茶、茶叶茶，估摸着他听懂了我的话，我加了一句：“这就是幸福。”杨说：“看你这点要求。”那一杯糖茶可不可以算作我们那一辈人那一段时光的隐喻？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要不，怎么几个月就疯长10公分呢？

怎么不谈学习？那当然是主旋律啊，前面说了的，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阅读。

现在想来特别要感谢的是，开学之初，不知哪位老师还是老生给了我们一份中文专业的必读书单，我现在也总是仿照这样的做法，在授课之初推荐一份参考书目。根据这份书单，我们去图书馆挨个儿寻找，挨个儿阅读。那上面的书名大多是第一次看到，虽然不知道阅读的顺序，好在有的是时间，就凭兴趣和运气，借到哪本算哪本。可是读不懂啊，就当时那点底子，读啥啥不懂。记得李秀实老师给我们讲《逍遥游》，因为不懂，所以满篇都记着密密麻麻的笔记，还是不懂，好吧，先背下来，尽管背下来还是不太懂，但至少有那么点感觉了。有了这种感觉，后来也就如法炮制，譬如听潘祖炎老师讲《楚辞》，同样不懂，你说怎么学？我辈只是曾经背过几篇《毛选》，学现代人的作品都步履维艰，捉襟见肘，居然还得学古人的；古人的一般文句都吃不准，还要学古人当中讲方言的，那咋整？还好有的是时间，所以先把楚辞中被认为是屈原的部分背下来。

除了背诵，就是抄录。买书？也只能偶尔奢侈一下，像王华钦，为了买书吃了一段时间的霉豆腐，也只是个例。《飞鸟集》、徐志摩诗选、戴厚英的《人啊人》等都抄过，像《老子》、《孝经》、《心经》、《主祷文》等小篇幅的，抄在小本本上，跟我跑了好多地方。一直到第三年，去绍兴图书馆，当时叫鲁迅图书馆，周国樵去查阅有关苏曼殊的文献，我去抄录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外面下着大雪，里面出奇的静，分明能听到雪花飘落到石板上的声音，用现在的话说，冻成狗了，但这部分材料对我后来做学问特别有帮助。

回头一看，读着，背着，抄着，不知不觉间，这个学校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让我把一天分成三个单位，上午，下午，晚上，每个单位都用来阅读。感谢这个学校，也感谢那些老师，感谢那些同学，让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这样的阅读有时也会有些小插曲，有那么几天，读《红楼梦》（现在的大学生可能会觉得好笑，你们到大学才读《红楼梦》？不要说上了大学才读到，之前就是给我，我能读懂吗？）读到王熙凤被厉鬼追逐的那一章，好怕，晚上到离寝室二十来米开外的卫生间，没有灯光，后山黑漆漆的一片，隐约还有若干恐怖的声音，浑身起鸡皮疙瘩，小便都没利索就直奔回寝室。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当时成熟多了，绝不会有这种感受的吧。

更多的当然还是温暖。尽管我们当时只有两个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可就是奇怪，记忆中老师们都不曾嫌弃我们，还一个劲地鼓励，先后教我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宋文风老师，一堂课有多半时间都是在跟我们聊天，有一些还是与课程无关的话题，譬如有一回，他说到自己曾经在课堂上提到，毛主席词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引用了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后来革命小将找到他，厉声责问他：“是毛主席抄李贺的，还是李贺抄毛主席的？”他支吾道：“呜——可能是我记错了。”用现在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去衡量，这种聊天的方法多半会引来诟病，可我们都觉得特别亲切，事实上，我们对这两门课的兴趣以及汉语学习的质量大抵不错。同学们说起那段时光，都很感念宋老师通过这种情感交流的方式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克服畏难情绪，把我们从零起点领进门。又如张德明老师，据说是刚留校的，上一届的同学还有直呼其名的，可我们对张老师的敬重那是毫不含糊，尽管校园里偶遇时，只敢幽幽地叫一声“张老师——”，上课时，却生怕听漏了一个字。有一回，张老师居然还在课堂上朗诵我的作文，尽管念高中时也享受过这种待遇，可这里不一样啊，于是诚惶诚恐。下课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跑到讲台边去取回自己的作文，张老师个子高，俯下身，满面笑容地问我：“这是你写的啊——”把我温暖了好几天。

还有一种温暖叫作同学。现在大学校园中有个词，叫寝室文化，当时根本没这个概念。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边吃中饭，一边听半导体里播放的评书，学习普通话；饭后，关上收音机，大家很自然地拿出毛笔和大字本，练起字来，那时才知道什么叫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等，写着写着，互相之间都会作些评点；然后是午休，然后是下午的学习，天天如此。虽然因为零基础，悟性又不及人，普通话没学好，字也没写好，可这种长时间的切磋琢磨，让我们逐步懂得同学的定义，它与小伙伴还真的不一样，一起学习，互相照亮。这种精神，就像学校培养我们终身学习的精神一样，至今依然温暖着、照亮着我们的人生。

请让我再次感谢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