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飞扬宋六陵||记忆中的文具盒 徐秀丽

   徐秀丽，女，绍兴师专81届政史，厦门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研究》主编。

   作为一个刚结束学生时代就进入学者生涯的人，一生中不知用过多少文具盒，但其中只有一个，深深地刻印在记忆中，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了。
   这是我攒宫时代的文具盒，长方、扁阔，闭合处装有磁铁，轻轻一合，“嗒”地一声严丝合缝，内里是各种文具的固定位置。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这是一件时髦的用具。更不寻常的它的配色，全黑的背景上，是两朵金色的菊花，一盛开，一半合，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黑配金，从来是不拘一格的大胆色调，如传说中闻一多先生黑色金边的书房墙壁设计，难得刚刚改革开放的当时，有这样前卫美丽的产品。
   这是我大哥的馈赠，是他给我购置的无数物品（被褥蚊帐，脸盆鞋袜，饼干腐乳等等）中的一件。当时大哥在绍兴的武警部队服役，攒宫于他不陌生，学校的操场曾经是他训练新兵的场所。我在攒宫三年间，他来学校的次数大大超过我进城的次数。现在从地图上量知，攒宫到绍兴市中心不过20公里，当年的我，却觉得这段路好遥远，轻易不肯离开学校。
这个文具盒是我的珍爱之物，几年后，带着它到了厦门大学，不意竟遗失在剑南（现在好像叫“建南”）大礼堂外面的树杈上。
   当年的厦门还是“前线”，空中经常飘来邓丽君的歌声，以众人向所不识的温柔轻轻地安抚我们一贯紧绷的神经，不协调的是中间夹杂着“共军兄弟们”的呼叫。到剑南大礼堂看电影，是不准带包进入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同学上完“BASIC语言”课去看电影，来不及把书包送回宿舍，见无法蒙混过关，便把它们藏到僻静处一棵桉树的树杈上。看完电影，书包影踪全无。因为包中的黑金色文具盒，我拉着同学发疯似地到处寻找，甚至找到了卖冰棍小贩的聚居处。后来听说，两个年轻女孩子深夜到这些地方，是相当危险的。
   三十年过去，“BASIC语言”早已还给老师，书包中的其他书籍笔记，甚至连名字也不记得了，只有这个伴我成长、随我千里的黑金色文具盒，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占有了一席之地。
   当年的“天之骄子”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如今已经到了忆旧的年纪了，在我们对大学生活的回顾中，很少会提及在我们背后聚焦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目光，这些目光是温暖的甚至是灼热的，是亲切的甚至是温柔的，是寄托着无限希望的，大概也是羡慕的，无奈的。譬如我的大哥，在他的学生时代，曾是品学皆优的俊秀少年，如果身处一个正常的年代，步入大学便是他人生的必然，然而，他和他前后的那些青年，不幸成为政治试错的牺牲，上大学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弟弟妹妹的身上。即使他们中的佼佼者，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或许还有一些幸运，和我们一起进入了大学校园，我敢说，与我们这些年轻一二十岁的同学相比，他们的天空要低得多，他们的翅膀要重得多。
   所以，我们这些“新三届”的大学生固然尽心尽力地贡献于这个时代，然而，我们无疑首先是时代的受惠者；我们虽无意从比我们年长一二十岁的青年身上获益，他们却客观上成了我们的铺垫。
   离开攒宫三十多年，当年所感受到的那些温暖的、灼热的，亲切的、温柔的目光，如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并常常以心头眼底的热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