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 道德文章之师表——追念马兆掌老师

2025年1月18日下午2点，传来一则噩耗：“马兆掌先生今天上午11点钟离世”。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上大学的77、78级学生，师辈们这些年逐渐离世本属常态。但马老师的仙逝，则给我深深的触动。如果有人问我：在你一生所遇的老师中，哪位印象最深？毫无疑问，马兆掌老师位于前列之中。这不仅因为马老师于我个人有知遇之恩，终身保持着亲密的师生之情；更因为在我心目中，马老师为人师表，是教书育人的楷模。

学问好，是我对马老师最初的印象。我们进校时的校名叫“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后来又改称“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其实是1978年才正式复校招生的一所新学校。老师们大都是从中学或其他单位临时招来的，他们在文革中学业荒废，真正符合大学教师资格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知道自己的短板，在给学生教课的同时努力补课，其勤奋刻苦的程度丝毫不比学生差。马兆掌老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毕业于老杭大的教育系，专业基础本来就很好。进入绍兴师专任教后，便专心致志于教育学研究，很快就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全国性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我记得他从1980年开始，就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重要文章，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的专业刊物极少，连《中国社会科学》也还没有创刊。一位师专老师能在这样一家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是十分罕见的。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更是引发了国内教育界的一场学术讨论。1992年第4期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刊发了一篇文章，对马老师所引发的这场学术讨论做了专门的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非智力因素与素质教育——兼评燕国材与马兆掌之争》。现在的一流大学都极其强调教师的科研成果，原因很简单，要教给学生知识，老师自己首先得有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放在今天，马兆掌老师的学术水平也完全不在一流大学的教授之下。

会教书，这是我对马老师的又一深刻印象。我们刚进绍兴师专时，由于大部分老师都是刚从中学抽调上来的，老师们的授课方式几乎与给中学生讲课无异。每堂课开始时，老师总要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常常会随机叫学生站起来回答上节课的一些问题。毕业考试通常总是闭卷答题，标准答案都在老师的课堂讲义中，只要记好课堂笔记并熟记这些内容，就能考出好成绩。对于像我这样喜欢阅读课外文献并发表自己观点的学生来说，这种教学和考试方式尤其不适应。所以，每次老师提问上节课的内容时，我总是尴尬地回答“不知道”。但马老师的讲课方式就很不相同，他善于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印象中，我修过马老师三门课：教育学、课堂教学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他没有那些中学式的提问、复习和考试，而是鼓励学生广泛阅读课外书籍，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修他的课不仅没有每次上课前被点名提问的压力和枯燥无味的复习考试，而且还能激发出思考和探究的好奇心。特别是马老师的经典著作选读课，期末考试的方式竟然是撰写一篇学术论文。论文写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文献，这是获取课外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写作能力和分析能力的最佳途径。正是在马老师的课堂上，我受到了大学生最重要的科研训练，为我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论文写作已是毕业的基本要求，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至少在绍兴师专，像马老师那样对学生有论文写作要求的，可谓绝无仅有。

爱学生，这是我对马老师的切身感受。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关爱学生是做一名好教师的前提。后来自己做老师后才深深感受到，真正关爱学生并不容易，也远不是每一位老师都能做到的。马老师平常对学生比较严肃和严格，大体属于严师一类。他对学生的深切关爱，除了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基本职责外，特别体现在为学生的成长提供额外的帮助这一方面。马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在帮助我报考研究生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师专期间，我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学生。若从考试成绩上看，甚至还有点“落后”，但我却在毕业前一个学期提出了报考硕士研究生的申请。按当时的报考标准，我不仅不是本科生，甚至连专科还差半年毕业，完全不具备报考资格。若要报考，则必须由所在高校出具本科生同等学力的证明。当时，马老师任政史专业（系）主任，作为系主任的他爽快地同意了我的申请。但到了学校相关领导那里则被理所当然地否决了，因为校领导认为，学校无法证明我已经具备了本科毕业生水平。这对校领导来说，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决定。但马兆掌老师却挺身为我力争，为此而与校领导发生了激烈分歧。最后，校领导也非常开明，为我出具了本科同等学力的证明。现在回想起来，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出具这样的证明，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不仅需要马老师和校领导对学生有深切的关爱，还需要他们有极大的担当。幸运的是，在与考生数量史无前例地众多的77级本科生竞争中，我如愿以偿，成功地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终身感恩马老师和母校。

重人才，这是我毕业后对马老师最深刻的印象。对于一位老师来说，最为得意的事情，莫过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杰出的人才。但真正的人才，往往要到走出校门后才能脱颖而出。我们78级政史班，由于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校时就考取了厦门大学的研究生。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客观上也激发了其他同学的考研热情，我们班先后有9位同学考取了研究生。这些同学当中，后来有2位北京大学教授和1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还有3位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其他几位也是教授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按照流行的社会评价标准来看，这些同学也算是行业人才了。马老师对我们这些同学和我们这个班级便尤其关心，也深感自豪。每次与某位同学通电话和见面，总要问起其他同学的最新情况。对我则更是关爱有加，在他年老有恙无法正常交往之前，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获得博士学位后，马老师更多的是与我讨论切磋学术问题。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态度之谦逊，常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还经常从其他校友听说，马老师在课堂上总是不厌其烦地夸耀我及78级政史班。我知道，马老师夸耀我们的真实目的，是激励年轻的校友们尽快成才。

作为一名教育学专家，马兆掌老师以陶行知先生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来界定“师范”的本义。他以身作则，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也以此来要求当年绍兴师专的学生。虽然当年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早已改名成“绍兴文理学院”，但我以为，马老师所传扬的这种“师范”精神，依然应当是母校的宗旨。

马兆掌老师千古！

（2025年1月19日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