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风采||“和畅堂”的风——法律99 傅海英

说起“和畅堂”，一般指绍兴两个地方：一是“秋瑾故居”；二是“秋瑾故居”所在的一条小路。据说“和畅”两字，就取自绍兴另一位先贤——书圣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惠风和畅”之意。对绍兴文理学院的学子来说，“和畅堂”还意味着是曾经挥洒青春、放飞梦想的地方。

1999年，我考入绍兴文理学院和畅堂校区，对公平正义的向往，选择了法律专业。就读大学之前，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因为内心渴望学习“充电”，才又走进校门，加上离家近，选择了走读，这使我的“大学生活”，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我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完全融入大学生活，除了上课、自习和考试，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很少参与大学生活动。除了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学校组织“大专辩论赛”。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未来有可能成为一名律师，这个赛事，自然对我充满了吸引力。我们翻开百度，可以了解到：

“1988年，某个仲夏之夜，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央视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档特别节目，8位身着正装的轻年男女分为两组，就一个名为‘旅游开发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问题’坐而论道，挥斥方遒。这场比赛是现代华语辩论首次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对阵双方分别是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自此，华语辩论为大众所了解，特别是受到了大学生群体的广泛关注，进入了其茁壮成长的黄金时期。”

这是对当时大学校园大专辩论赛盛行的最好诠释。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在很多人眼里，“大专辩论赛”确实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人们相信辩论是为了真理的时代，特别是复旦四辩之一蒋昌建在总结陈词时引用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不仅成为了华语辩坛不朽的经典，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无法抹去。

当时，我不仅是一名学法律的学生，也是个诗歌爱好者。如此睿智、凝练、激扬的文字，自然搅动了我的思绪。辩论，除了文字表达能力外，还需要极强的逻辑和说理能力，刚好那年我因为喜欢《逻辑学》老师纯正、和煦的北方口音，上课特别专注，《逻辑学》竟然考了全班第一。

诸多因素鼓励和增强了我这颗跃跃欲试的心。

报名参赛后，我们组成了三人辩论小组，记得当时的辩题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正方，我是最后一辩。于是，第一时间跑去本部图书馆查资料，三个人讨论，然后扬扬洒洒地写了一篇总结陈词，自认为“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例子。开赛时，怀着忐忑之心，坐在辩论席上，看着反方有理有据的反驳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把我的同伴辩得节节败退，眼看就要输了，总算轮到我作最后总结陈词，我把花了几个晚上的总辩词，和背了无数遍的辩论稿，以正气凛然的气势，驳斥了反方，并像一名站在法庭上的女律师一样，作了全面阐述，似乎显得无懈可击。果然，我们的总结陈词，力挽狂澜，经评委老师和同学们评分，赢得了这场辩论赛。这次经历，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胜利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我们三人也为此免试当上了学生会宣传干事，并一直致力于宣传工作。

教《法理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世界各国沿用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国内地采用的是大陆法系，但又是有自己社会主义民主特点的法系。

教《婚姻法》的老师说，西方法律与中国法律最大的区别，西方社会更注重契约精神，包括婚姻制度，也就是一纸婚约。

教《检察业务》的老师说，一定要讲究程序，有时候内容是合法的，但因为程序不合规，也会造成整个事件的不合法。

教《经济法》的老师说，如果你掌握了法律，又掌握了英语或会计，你就可以插上飞翔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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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老师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对当时的我来说，相当于“三观”的重塑。

我喜欢法律的条条框框，是因为它清晰、有边界。在很多人眼里，法律是刻板的，但它毕竟还有自由裁量权，所谓法不容情，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更大的爱。

“戴着镣铐跳舞”可能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遵循的内心法则。虽然后来我与法律工作擦肩而过，但老师们教给我的人生信条和谆谆教诲已深刻于心，就像每次走过“和畅堂”，忍不住进去瞧瞧，一股穿堂风吹来，似乎清风徐来，又剑气如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