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校园生活 马寒萍

我1982年进校，在外语系就读，我们所在的校区被称为和畅堂。我们那一届同学年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和当时班上四五名女生是应届生，其余好些人是久经考场的“老战士”了。那时的校园生活没有现在大学生那么丰富，学习有点“高中模式”：　一年四季都有早操，如果不起床，学生会的人会挨个敲寝室门来叫我们起床。一天的课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只有星期天是休息的。在我看来，当时的学生算不得文理学院历史上最认真的，但绝对是听话的，缺课发生的概率非常小。当时，我们政教系、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女生住在一起，安排的是8个人一间，有些拥挤，不过比起以前的校友，这种条件还算不错了。

对于那时的学习环境和校园生活，我们觉得幸运和幸福。一群孜孜不倦的读书人用一颗最单纯的心，读好书，然后按部就班地生活。不过说到那时的趣事、乐事，还是记忆犹新。

当时，学校的娱乐活动实在是太少了。每星期的舞会，算是我们在学校里唯一一个比较常规的活动。舞会的场地就是和畅堂校区的食堂，同学们把饭桌往旁边一拉，中间的空地就是大家娱乐的地方。舞会没有音响，有一个大喇叭，设备简陋了点，但丝毫不影响大家的情绪。参加舞会的人络绎不绝，当然我也是积极参与的。

寝室里最独特的风景莫过于“集体打毛衣”。女孩子心灵手巧的特别多，都是自己打、自己穿，高手还真不少。我加入这队伍有点晚，不过出来得有点早。一件毛衣打了3排，兴头就过了，于是让“高手们”帮我打完。

那时还流行用录音机放歌，磁带一放，就是革命歌曲。这些歌曲被翻来覆去地放，现在我还对它们稔熟于心。当然还有同学喜欢放越剧，最经典的当属我们班上有个“林妹妹”，坐在床上，帐子一拉，躲在里面唱选段，还边哭边唱。她唱得非常不错，一时风光无限。

最最兴奋的算是学校开运动会了。因为那时攒宫校区是理科生和体育专业的学生，男生居多；和畅堂是文科专业的学生，女生居多。而等到开运动会时，攒宫的学生都坐船过来，到大校场参加比赛。这段时间，是男女生比例最“调匀”的时候，学校里一些年纪大点的男生女生趁这个时候找对象的还不少呢！在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后来嫁给体育系的一个男生了。

我在学校里算是比较会玩的那种人，性格外向开朗。但成绩，一直是班级前三，可能这就是应届生的优势，不太有杂念，而且记忆力好些。

我的进步应归功于老师的悉心指导。在大学里，我有一个最为敬佩的老师，他叫陈嘉秉，那时约六十几岁，给我们上口语课。他上课的认真劲让同学们都非常佩服。记得那时的设备很差，口语资料少之又少，于是，陈老师用录音机将BBC的原声录下来给我们听。我们还听说，可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陈老师并不是在编人员，但他对教学工作的尽心尽责、对学生学习的倾心倾力，实在让我们很感动。

文体方面，我是个活跃分子，比较爱好跳舞，学校集体舞大赛每年都会参加，并且连年第一。我的体育也不错，当时学校老师还为我训练什么项目争论不休。训练跳高的老师觉得我个子高，适合跳高，于是让我减肥，保持轻盈体态；训练投掷的老师认为我的手臂力量虽然差了些，但是动作标准，也想让我练。我想，反正都是练，就两边都试了一下。最后，全省大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我在女子铁饼的项目中还得了一块铜牌。

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挺潇洒的。最后还“一不小心”拿到了“省三好学生”的荣誉。当年能拿到这个荣誉的全校也不过两三人，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荣誉会砸到了我头上。

1985年，我毕业留校，担任外国语学院的辅导员。因为辅导员仅是做学生工作，鲜有上课的机会，似乎缺乏挑战性。1990年，我离开母校，去绍兴中专担任英语老师。但中专对英语教学的不重视，令英语老师的地位颇为尴尬。过于单调的生活，使当时还年轻的我觉得少了点激情，多了点舒适。

1993年，绍兴外经贸局下面办了一家中外合资的服装企业，因为急需翻译人才，于是便和我取得了联系。我本心并不喜欢安逸、平淡地混日子，这种带有挑战性又需要外语基础的工作，正合我意。从此只身投入商海，凭借自己的英语功底、学校培养出来的公关能力和交际水平，使我一下子在业内受宠。

1996年，精功集团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有心为他们“添砖加瓦”。在精功集团，我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专业特长和师范学生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可谓如鱼得水。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的学弟学妹，当今之时，已经没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我们要走创新创业之路。大学生毕业后，无论去哪个单位，都要尽快融入企业的文化中，表现出一种主动性。许多毕业生刚进单位的时候，常常会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什么。因此，你可以去看、去问、去试，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如何做人的问题。现在的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独立性差，在家里唯我独尊，但这种习气在单位里就不行。要学会适应，适应社会、适应激烈竞争的时代，这样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愿我们的校友创新创业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