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师十年

从一九六四年八月被分配到绍兴师范学校到一九七三年五月调离，我在绍师工作、生活了十个年头。24岁至33岁，这是人生中最充满朝气的时期，最富有理想的时期，最血气方刚的时期，最精力旺盛的时期，但是时代给予我的却是无奈和失落。我虽然时有挣扎和抗争，但留下的却是遗憾、失望和无助。

时间过去了将近五十年，现在回忆起来，似乎内心还会隐隐作痛。但是值得欣慰的是，绍兴师范还有我终生难忘的师长和挚友，还有我值得留恋的特有的环境、特有的生活场景、特有的生活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想把这段生活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既能给没有经历过的人了解当时的情况，也能从中悟出些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初到绍师

六四年八月，我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学校公布了毕业分配方案，我被直接分配到绍兴师范学校。那时候，我的内心实在是非常高兴。绍兴师范，在省内是一所名气挺大、数一数二的中等师范学校。当时，宁波地区有两所中师学校较为出色，一所是宁师，一所是绍师，但绍师的毕业生在小学里都是挑大梁的，教学质量胜过宁师。我能分配到这样的学校去当一名教师，能不感到荣幸，能不高兴吗？

顶着酷暑，我赶在8月中旬去绍师报到，因为根据当时的分配政策，毕业生在中旬报到的，可以领取半个月的工资。

当时，绍兴师范设在柯桥的阮社。我从杭州乘火车到柯桥站下车。没有人接站，自己挑着铺盖行李一路打听，到柯桥街的河道边乘上一只乌篷船去阮社，因为有人告诉我，去阮社必须走水路，还有四、五里地。我坐在乌篷船里，觉得好新鲜，水乡的风光，真是美啊！以前从来没坐过乌篷船，只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见过。没多久，船便到了离学校不远处的船埠头。上岸后，远远便望见了学校的大门，这是一个用石柱作门框的大门，门的左边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绍兴师范学校”。就是它，我将在这里开始我的教师生涯，我的内心是如此的激动和幸福。

进了校门，有学校管理人员陪我去有关部门办理了报到手续，去会计室领取了半个月的工资22元，购买了饭菜票，并安排了宿舍。宿舍在操场边的一排二层木结构楼房的楼上。我踏上嘎吱嘎吱发响的木楼梯，推开木制的门窗，站在窗前仔细观察校园，才发现，校园是如此的破旧，没有高楼，都是些民房式的老房子；没有学生，校园空落落的，显得十分安静；操场也不大，长满了杂草，给人荒芜的感觉。我心里产生了一个问号：这就是我想像中的绍兴师范？

同我一起分配来的还有两位数学教师，一位是朱学良，一位是高玉书。我们三人马上就熟了，揣着刚发的半个月工资，踏着窄窄的田间小路，一起去阮社供销部买了两只搪瓷碗和调羹。

过了几天，学校领导告诉我，把我安排在函授部工作。函授部在学校大门对面的老房子里，七、八位老师。函授部陈主任让我拜谢德铣老师为师，负责马山、孙端一片的小学教师的函授和辅导工作。我因为初出茅庐，不熟悉函授工作，谢德铣老师就带着我去马山、孙瑞教学点，跟学员们见面。当时的交通不发达，除了乘船就是走路。几个教学点走下来，就是好几天。谢德铣老师率先示范，言传身教，使我渐渐消除了紧张感，并让我作下一次巡回辅导的准备。

可是，当我日夜构想着如何开始我的教师梦，为下一次巡回辅导作精心准备的时候，绍兴县有关部门下来一纸通知，让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去县里集中培训并下乡参加劳动锻炼。

于是，我又挑着铺盖行李，离开了刚来不到一个月的绍师。

再到绍师

在县里集中学习几天后，这一年分配来的十几位大学毕业生都被安排到东浦公社劳动锻炼。我们分散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集中在公社会议室学习文件。

这样的日子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上面又来了一个通知，让我们到宁波地委党校培训学习。于是，我们又打起铺盖，背着行李，由青年农民推着一辆手推车，送我们到绍兴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去宁波。说是培训学习，其实是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整风，人人检查，人人过关，有家庭历史问题或个人思想错误的，则进行小会批，大会批，直到端正态度、认识错误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弄得人人都土头灰脸，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忽然又下来一个通知，让我们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这以后的两年左右，我在上虞、嵊县（今嵊州）参加了四期农村四清工作。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才结束四清工作，回原单位工作。

我的原单位绍兴师范，已于1965年4月从阮社迁往攒宫宋六陵。这地方我从未听说过，更没有到过。怎么去？我从新昌汽车站（当时我们都集中在新昌四清工作队总部）乘汽车到绍兴，向人打听攒宫在哪里？有人摇摇头。有人说，去攒宫要乘“轮船”，我一听懵了，我只见过宁波的甬江、大海里有轮船，绍兴也有轮船？后来才知道，那是机动的火轮船，那是大型的乌篷船吧，码头就在当时的长途汽车站的对面。

拖着行李，乘上火轮船，我又一次想像着新的绍兴师范会是怎么样的呢？

火轮船航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船老大说，攒宫到了。我下了船，眺望绍兴师范的校园，有人提醒我：还早哩，还得走好长路哩。于是我又挑起行李，步行了三、四里路，路过几个村庄，转过东方红茶场，才又一次来到了绍兴师范。

新的绍兴师范原是劳改农场，高高的围墙围着四五排低矮的房舍，其中最中间一排的平房，建造比较结实，粉刷也比较靓丽，房间也较为宽大，进了门廊第一间就是党支部、校长室、接待我的是石祥林、顾春亭两位校长。宿舍早已安排，在前面第二排倒数第二间房子。打开门，一股霉气从屋内冲出来，泥地泥墙，窗子是上下翻起的，床是竹片做的，搁在两条长凳上，房间阴暗而潮湿。据说这是以前劳改犯住的房子。我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要有所作为，不能计较条件的好坏。既来之则安之。刚迁校，条件自然差一些，相信将来的条件一定会好起来，我当时想。

刚到校，学校并没有安排教学任务。当时学校里虽有学生，因为实行半农半读，学生主要参加劳动，有的去茶场劳动，有的在校内农地农田里劳动，真正上课的时间很少。各班都有任课的老师，所以我们新来乍到，自然没有教学任务。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绍兴师范地处偏僻的山区，离绍兴城五十多里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绍兴城里的“绍联总”、“绍革司”两派已经斗得不可开交，大批判，大字报满天都是，可绍兴师范却如世外桃源，风平浪静。再加上许多学生都外出大串联，留在校内的极少，教师们也一如既往的生活、劳动。直到学生外出串联回来，有些激进的学生“红卫兵”、大呼“不正常”，要搅动这“一潭死水”，并去城里请来“革命派”来校“放火”，要打破绍兴师范的宁静。于是一夜之间，大标语、大字报贴满校园内外，各种“战斗队”、“兵团”相继成立，开始矛头指向校当权派，石祥林、顾春亭被当成走资派揪出来批斗，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都加到他们的头上。小会斗大会批，“口诛笔伐”不过瘾，接着动粗动武用棍棒打。两位校长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哪敢争辩半句。

有的教师看不过去，出来劝说、阻止“红卫兵”的做法，引起了所谓“小将”们的不满，于是“红卫兵”的矛头开始指向广大教师。谁有过历史污点，就被当作历史反革命；谁的家庭成分不好，就被定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谁在工作、生活中有过小错误，就被安上现行反革命、坏分子的帽子。谁被揪出去批斗，突如其来，莫明其妙，不许审辩，更不许否认。美术教师×××因为画了一张“百万雄师渡长江”的画，一颗信号弹上画了十二条光线，诬他暗示期盼国民党反攻大陆，盼望蒋介石回来，结果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打断手臂；文印教师×××因为对文革发了一句牢骚语，而被诬为反对文化大革命，无限上纲，结果被打得小便出血；政治教师×××，因为八岁儿子踩踏了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泽东、林彪头像的报纸，而承担教育不严的责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女教师×××，因为恋爱、婚姻问题，而被当作破鞋、坏分子而遭批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教师们个个担忧，人人自危，生怕哪天早上不幸的命运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党支部书记、校长都已“靠边”，自顾不暇；被揪斗的教师无处申诉，无人敢申张正义。每天早晨、中午、下午，十几个被揪斗的当权派、教师都挂着黑牌，站立在宿舍通往食堂的路边。谁都可以侮辱，谁都可以咒骂。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绍师。被称作“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被置于任人摆布、任人践踏的地位，“师道尊严”被抛进垃圾桶，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

无休止的批斗，无休止的两派争论、攻击，一直延续了将近两年。教学被搁置了，在这样的环境、氛围里，谁还有勇气站在课堂上去讲课呢？谁还有胆量去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去承担“右倾翻案风”的责任呢？直到68年三、四月份，北京发出暂停全国大串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学生们才又坐进教室，开始由一些被称为“革命教师”的老师上课。没有多久，在校的66、67、68届的学生都走了，绍兴师范重归沉寂，只留下五、六十位教职员工守校。

坚守绍师

学生走后，坚守学校的任务落在教职员工身上。从68年夏天到70年夏天，连续三年，几十个教职员工承担了学校繁重的劳动任务。

学校农场老龙湾有36亩水田，校园内有旱地十几亩，还有果园十几亩，都由教工们耕种、管理。除此以外，还组织教工去附近生产队参加农忙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把知识分子完全当作农村劳动力使用。

种田不违农时，春天下种、拔秧、插秧，春末施肥、耕田除草，夏收夏种，直到秋收秋种，一年四季，36亩水田，都得有人精心伺候。老师们不怕臭、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男教师忙碌在田间，女教师晒谷、收谷忙碌在校园。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两脚赤裸敢在滚烫的石子路上奔跑。拉着人粪车，在西教室路边的粪坑里一勺勺的起粪，然后拉上三四里路泼进水稻田里，高低不平的泥路，粪车颠簸，粪水外溢，溅在身上，溅进嘴里。一趟又一趟，一天要拉四、五趟，有谁说脏，有谁叫累！夏天常常遇到雷阵雨，收割完稻谷，拉着手拉车回来，半路上突然雷暴雨骤，浑身上下淋成落汤鸡，在全身湿透的情况下，依然把稻谷拉回学校。等雨停了，又返回去拉第二趟，年轻人不知道保养自己，谁知道以后我竟落下了严重关节炎的毛病，阴雨天时时疼痛难熬。

忙了水田忙旱地，校园里有十几亩旱地，在负责劳动的童遵糜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挖土、垦地、撒种、拔苗，都种上了青菜、罗卜、菠菜、大葱等各种蔬菜，然后是锄地、除草、施肥等日常管理。这些蔬菜多是供应食堂，给老师们吃的，蔬菜类的食物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罗卜收获时，食堂每天都是吃罗卜为主，吃得教师们都厌烦了。

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驻学校，老师们除了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外，每天上午都得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谈体会，谈心得，深刻理解，深刻领会，坚决执行；同时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写批判文章。下午就去参加劳动。有时去离校两里地的生产队劳动。

枯燥无味的生活中也有乐趣。校园后边的山坡上有十几亩桃林。春天，桃花盛开，满坡粉红，有蜜蜂嗡嗡飞舞，煞是好看；初夏，桃子渐渐成熟了，满树挂着青里透红的诱人的果子，走在桃林间，不用抬头就能碰到。桃林的管理也是十分繁杂的，除草、施肥不用说，桃子成熟时，附近村庄的一些不良分子常来偷摘。半夜里，他们从后山翻过来，悄悄地来偷摘。学校实在没办法，就组织教师夜间值班巡逻，保护桃林。有时抓住偷桃的人，也只能教育训斥后放其回去，这都是些有私心的农民，学校也奈何不了他们。

星期天，家在绍兴的老师们都返城回家了，剩下我们一些外地的教师。无聊的日子怎样打发？从图书馆借几本外国小说来看看。其实图书馆的书已经所剩无几，门窗不全的图书馆为窃书者提供了方便，许多有价值的图书均已不翼而飞，负责管理的老教师金老师只能无奈地摊着手感叹说：“我真没有办法，玻璃窗全被打碎了，爬进来很方便。有些学生借书不还，人走了，书也就石沉大海了。”但是有的外国小说，他们不喜欢看，如莫泊桑、克里斯朵夫、法捷耶夫、马克·吐温等小说，我就借几本来看。此外，自制钓竿去附近的池塘、水库钓虾，钓鱼，稳坐钓鱼塘，自在度时光。我曾自嘲，想不到当年朝气蓬勃踏进绍师的有理想的青年，今日竟成为一个无所作为虚度时日的人。

大家当然不甘心，我也不甘心。尽管全国的大气候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四人帮”一伙仍然掌控天下，但是从农村基层传达来许多中小学教师的呼声。复课以后，农村中小学教师缺乏教学参考资料，给教学带来很多困难。于是，当时的语文组负责者陈云海、谢德铣等老师，组织我们几个语文教师动手编写初中语文教参资料七、八本，铅印后分发给绍兴农村初中教师，甚受欢迎。我们也感到自己终于有正事可做了。

谢德铣是我尊敬的老师之一。他有很深的文学、教学功底。在大家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他虽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仍如一棵几经风吹雨打而不倒的劲松，在房间里暗暗做着学问。我曾几次去他房间，见他写了一叠叠厚厚的稿子，写的是徐文长的故事、鲁迅的故事，我问他有什么用，他笑笑说：“别说出去，将来会有用的。”这就是他后来出版的两本书的书稿。谢德铣老师不幸已经离世，但他的长者风范、谦虚和蔼的风度和严密精慎的教学态度，让我终生敬重。

即使黑夜再浓重，也有人会支起微弱的烛光，与黑暗抗争。谢德铣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70年春，绍兴师范改制为绍兴地区师范学校，任山文同志调来担任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石祥林、顾春亭两位老校长相继调离。在我的印象中，任山文同志是一位和蔼亲善的领导，瘦瘦的脸庞，充满着坚毅和自信。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教师们都感到他很好相处。他爱护人才，对老师们十分尊重。他身先士卒，与教师们一起学习、劳动、一起闲谈，十分亲切，而处事却十分果断。70年夏秋，学校恢复招生，主要是举办初中教师短训班。没有教材，任山文以及时任教务主任的钱茂竹老师等就组织老师们自选材料，自编教材。多数教师都被安排教学任务，编写教材，备课上课，探讨研究，改作辅导，认真负责，校园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教书育人热闹繁忙的新景象。

离别绍师

初中教师短训班短的只有几个月，长的是一年。学员都是绍兴地区五县在编的农村初中教师。短训班分文理两科，文科班的课由语文组教师依照教务处的安排轮流授课，有现代汉语知识、教材分析、文学鉴赏、教材教法、毛主席诗词等，每位授课教师授课时间约两个月左右。我的授课内容是教材分析、文学鉴赏，教材都是从当时的文学杂志如《东海》、《人民文学》等挑选来的。学员们学习态度的认真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上课时的认真自不必说，课余时间，许多学员都会到我的住室，提出各种疑问，各种要求，共同探讨教学问题，直到满意为止。这种如饥似渴的情景，让我深受感动。我记得有一位从嵊县农村来的老师，已52岁了，他告诉我他原是教小学的，是小学教导主任。他们公社要办初中，让他去任教，于是就选送他来培训。他的年龄差不多比我大一倍左右。这样的学员不止一二。我深感作为师资培训班的教师，责任重大，让他们寄以多么大的希望，马虎不得啊！

短短的几个月、一年，转眼就过去了。当他们毕业离校时，授课老师都去相送，他们拉着老师的手，请我们留言题词，泪眼汪汪，依依而别。我想，这些学员是我至今教过的最勤奋、最努力、最优秀的学生，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形象似乎还会在我脑海中浮现。

70年底71年初，有一段时间，我被借调到地区革委员政工组协助做“积代会”的筹备工作，同去的还有顾琅川老师。我们主要是帮忙做先进单位材料的采写工作。我曾几次去新昌县采访，走过了新昌县的许多地方，采访完回来编写受访单位的先进材料。有的材料需补充某方面的内容，来来回回要跑好几次。“积代会”结束后，我们又返回学校上课。

71年下半年，我又被借调到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征文办公室”协助工作，“征文办公室”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而设立的，主要是征集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的。各县都组织戏曲调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赶赴各县观看、选拔各县的优秀剧目，最后汇集起来到绍兴剧院演出。

自此以后，我就被留在地革会政工组协助工作，偶尔逢空闲回一趟绍师，住几天后又回到政工组。其实，征文工作结束后，除了下乡参加各县的一些会议外，没有什么其他工作。此前我曾几次打报告请调，要求调回宁波，领导不肯点头。这时我又一次提出，政工组的领导同意了。

73年5月初，时任绍师校长室秘书的朱学年老师通知我，我的调令已到，让我回校办理离校手续。

回到攒宫校园，要离开这曾经生活过的绍师，我忽然感到无限的依恋。宋六陵高大的松树林，在风中发出哗哗的树涛声，这平时听惯了的声音，此时，我感到如此的亲切；对面的五峰岭，在薄薄的云雾之中，似乎在对我微笑、致意；那些共同生活、共渡艰难时光的挚友、老师们，都出来相送；我又深情地看了一眼这高高低低破旧的校园，那挂在教室前面坡路边，一棵高大松树上的高音喇叭，那空荡的大礼堂边低矮的食堂，那曾经贴过无数大字报的围墙，离开了。

谢崇初老师用手扶拖拉机载着我的几箱教学用书，把我送到了绍兴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