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高考,我经历过庆幸与担心。老师在我家所在的大院外面的小山头上对我喊“你考上了”的时候,我不知所措,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考上,但我还是与弟弟一起跑到了母亲工作的单位告诉了母亲。知道分数之后,我既庆幸又担心,老师说过的“一分之差,万人之下”怎么刚好落在我的身上!超过分数线半分的我真有机会上大学吗?
经过近半年的等待,我总于拿到了“浙江师范学院绍兴教学点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看到有考分相近的同学拿到的是“浙江医学院绍兴教学点”的录取通知后也曾想过,当时补报志愿时填医学专业就好了,现在想起来,选一个自己喜欢又学得好的专业,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进入学校以后,我的同乡,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帅哥的刘幼平阐述过浙江师范学院绍兴教学点与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之间的关系,说它们是“儿子”、“爷爷”与“父亲”的关系,这一形象的比喻让人几十年之后都难忘怀。
我曾经去过“父亲”家几次,那不是什么正规的全校学生集会,是高中同学之间的“串门”;去过“父亲”的老家——成宫一次,虽然名义是去看望父亲的老上级——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狄书记(可惜当时呈交的纸条上将他错写为敌书记),其实心里也想去看看比我们高一级的学校。我记得当时是与老班长邢樟涛一起去的,他去看望同学,我去了狄书记家,由于狄书记不在,他的夫人接待了我,晚上安排在学校招待所。招待所处在一片高大松树林的边上,在一个偏远、陌生的地方,我不知当晚是否睡着了,那一晚我真正体验了“松涛声”的气势。
与现在大多数父亲总是尽力帮助儿子不同,当时不知是“儿子”太多,还是“父亲”自身也捉襟见肘,或是“父亲”相信“儿子”能够自食其力,在我的记忆中,在整个求学期间,“父亲”只帮助了“儿子”一次,那就是“派遣”金烈候老师给我们开设了《量子力学》课程。好在金老师具有得天下学子而教的大气、负责的态度及投入的精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父爱”。最后,由于我们的毕业证书盖上了“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章,这样我们的归属才得已明确。
上大学了!虽然我们有了《学生证》,但像我这样小学读5年,初中与高中各读2年的人,年龄上像现在的高一新生,知识上远不如现在的初中生(如将“狄”错写为“敌”),心理发展上就更不如现在的初中生。我感觉到我和我的许多同龄同学在大学期间还是没有经过人文化、社会化的自然人。我清楚记得在工作之后,自己在阅读《米开朗基罗传》、《贝多芬传》等书时的震惊、激动和醒悟,说明那时才真正受到人文思想的开化。
由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这群自然人还不是纯粹的自然人,是有点政治化的自然人,对阶级斗争有着习惯性的敏感,爱好争论谁是谁非。好在对于长期争斗的倦怠,好在国家领导人的兴趣也发展了变化,好在终于有了学习“真经”的机会,我们顺应着“物极必反”的规律,将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除了学习《普通物理》、《高等数学》、四大力学、《电子线路》等时的专注,平时化时最多的就是求解习题和讨论物理问题,开始从自然人逐步走向物理人。在我的记忆中,教材后面的习题及《物理习题与问题集》、《高等数学习题集》总是每题都做,做了不过瘾,常常还会上新华书店买相关的参考书进一步学习,学习时常常感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同学也常常把考出好成绩作为自己的目标。
在我们的同学中,也有已经经历了社会化的,他们是工作了几年甚至十多年碰到恢复高考才有机会上大学的。
我们的班级真是一个特殊的组合,大同学的年龄是小同学年龄的两倍甚至还多一点,这些大同学是我们的生活导师。虽然这个班集体比较特殊,我们同学之间一样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学习的认真,但也会有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冲突,行为上的差异。
由于年龄的关系和女同学的稀缺,我们这些小年龄的同学虽然没有恋爱上的机会和行动,但审美意识的萌芽还是有的。记得当时开展评选听众最喜欢的歌曲,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当评选上的歌曲以折页形式发行时,我们都会去买,印象最深的歌曲是“松花江水波连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当时国产的电影很少,但总是要看的,街上有卖电影女明星黑白照片的,我们也会买上一张。记得有一次我和同桌陈耀就发生过一次争论,话题是演《庐山恋》的张瑜漂亮还是演《小花》的陈冲漂亮,谁都想说服谁。记得风琴弹得很好和具有修理无线电技术的大同学孙宝荣的观点是演《小花》的刘晓庆最漂亮,当时我们都不认同。现在想来,审美能力确实与生活阅历有密切的关系。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争论,是我们认为审美也像物理现象和规律,通过讨论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可笑吗?
同学之间是没有隐私的。爱好音乐的室友沈新忠虽然年龄并不比我们大,但情感经历比我们丰富,或许是音乐催生了他的心理成熟。当他用吉它弹完一曲后向我们诉说他心中的喜悦,他在高中阶段的女班长与他关系很好。第二年,女班长经过补习后考上了浙江大学,尽管我们也意识到成功的概率不大,但反正承受失败的人又不是自己,我们都建议他赶紧主动进攻。他最终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吉它声也渐渐变得悲凉。
我们上大学时,全国展开了“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的大讨论,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虽然不能领悟这场讨论的意义与价值,现在回想起来,这场讨论确实影响了我们。
小时候,我会将电灯泡放在纸盒子里作为幻灯片的放映机,在一次放映时,我不小心将“毛主席去安源”的玻璃幻灯片打碎了,我赶忙用纸包好后藏了起来。此后多年一直既害怕被家人发现,又不知该如何处理。在“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大讨论后,我终于可以从容处理了。还有一次,我们的寝室发生了一场争论,话题是“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是否可能永远挂下去”。寝室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而且分成了两派,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文革中的“争斗”。现在回忆起来,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历史之光与情感之火的比照,有限与无限的考量,开放与保守的个性都体现其中。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家争论之后仍然是好朋友,这就是同学情谊,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家不用害怕别人去向领导汇报,其实根本就没人觉得这样的事应该向领导汇报,这就是思想解放给所有人带来的精神解放。
记得还有一次争论是寝室之间发生的,话题是“是风吹起了浪,还是浪引起了风”,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现在想起来,当初的争论可能毫无价值,但它记录了我们这个群体知识的浅显和思维方法的机械,记录了思维体操的初级阶段,记录了一个人成长之初的一段真实经历。
在同寝室的同学中间,张国强是价值取向与别人不太相同的一个人,他的愤世嫉俗、“救世”情怀更浓厚一点,现在想来这可能与他更接近与了解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有关。在别的同学都做习题时,他会认真地阅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要通过了解中国历史,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次,学校搬到了新地方,由于寝室不够,学生要分住在两个校区,是他带领我们背着行李“占领”了新校区的宿舍。对于这次行动,我们觉得自己的理由还很充分——节约在路上行走的时间,为了更好地学习。这次行动的最后结果是委屈了绍兴籍的同学,他们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具有鲁迅气质的绍兴同学能够宽容其它地区同学的“非法占领”,现在想来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兄弟之间长兄谦让小弟的行为。从现在看来,其实两个校区之间的距离可能还没有目前大多数大学教学楼与宿舍之间的距离远,但“小国养小人”,也许只有见过大江、大海的人才能真正拓展自己的胸怀。
在同寝室的同学中间,陈敏华是一个不太与人争论,比较宽容但内心很有主见的一个人。有时我们会觉得他做题比较慢,但往往他最后得出的结果会让我们惊异,慎密的思维总是要有时间保障的。我们之间曾用粗糙的、自认为是诗歌的东西表述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理解。
回忆大学的生活,有一件事到目前为此还让自己不能释怀。记得有一次在寝室与同学下棋,同学郭毅在旁边观棋,可能是受不了他的“指导”,我抬起手挥去,正打中他的脸。有时教育孩子时会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像老爸一样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仔细想想,说这话时自己也应该感到脸红。
说到大学生活,老师的形象总会出现在眼前。班主任沈路逸老师是一个好人。他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气度和涵养,他可能比我们班的大同学也没大多少,记得当时刚结婚。他说过的话已经记不起了,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他的轻声细语怎么能收住我们的心,肯定有内在的东西。章治平老师是一个能人。同学中流传他是级别很高的老师,曾在北京工作过。他上课时的认真投入,对问题的透彻分析,甚至影响了我以后的教学风格。吕耀玉老师是一个面带微笑,写一手好字,思维清晰,条理清楚的好教师,尽管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费解极限中的“任给一个ε,总能找到一个δ,当┄┄”这种表述的用意,后来才明白这是极限中最经典最简略的表述。
回忆大学生活,有几点的感受是肯定的。尽管我们没有扎实的基础,我们的思想还很幼稚(如有一位同学在毕业时说,让我们五年后争取评为特级教师,大家也没有笑话他。估计现在的任何一个毕业生都不会说这样的“大话”了),我们有些行为还不够文明,但我们具有极强的学习动力及兴趣,我们关心国家胜于关心自己(可能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还刚开始启蒙),我们没有浪费学习的时间,我们几乎没有感受过空虚(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可能是不会有空虚的感受),同学之间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脾气、性情和思维方式,但不会遇到算计。
真的太特殊了,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经历可能已经无法被复制。我们是在知识贫乏、求学愿望强烈的时代进入了大学,在社会相对封闭、生活稳定与思想开放的环境中一点点成长与进步。尽管大学阶段不可完成人生成长的整个过程,但大学经历确实给了我们成长的基础和支架。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成长的高度不在于起点的高低,而在于成长的速度和持续的时间。
校友名片
梁旭,男,1962年11月出生,绍兴师专物理81届毕业生,浙江教育学院本科学历。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曾出版《中学物理教学艺术》等专著,在《物理教师》《物理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