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绍兴地区师范学校毕业，至今已30多年了。追忆起当年的学习生活，心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且常常令我梦牵情萦，以至于影响我一生的追求。
梧桐树下的板报长廊
当年的绍兴地区师范学校坐落在攒宫宋六陵脚下，校舍坐北朝南，背依着苍翠葱郁的山岭。学校大门前是一条水泥马路，虽然不宽，却是学校通向绍兴城里的唯一交通要道。马路对面便是东方红茶场的茶园，广袤的茶林终年绿茵茵的。进入学校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约50米长的走道，两旁种植着法国梧桐，春夏时季枝叶繁茂，形成一道长长的绿荫。树下耸立着一块块水泥黑板，算是板报长廊。它是当年学校对外宣传的窗口，大大小小的信息均在这里发布；也时不时会登载一些学生的作品。我曾经在这里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记得有一篇题为《比》的议论文，被刊登在板报的醒目位置。这里其实就是学校的信息集散地，所以常有师生驻足观赏，我当时的自豪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
然而，就是这一方黑板报，坚定了我一辈子从教的决心，成了我一生追求教育之梦的起点。1977年3月，那是我们国家经历十年浩劫后，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我荣幸地圆了上大学的梦，心情异常兴奋。因为高中毕业的我已整整盼了4个年头，一直追寻着上大学的机会，苦于“推荐”门槛太高，上学的机会总是与我擦肩而过。终于有一天，我日思夜想的通知书来了，录取的学校竟然是“绍兴地区师范学校”。我的心情十分沮丧，因为上中师教书并不是我当时追求的目标，再说，先前有人告诉我是进杭州大学的。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那几天，我一直在期盼奇迹的出现，可是，这样的奇迹只能发生在小说里。等到要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我终于明白这个事实已无法改变。于是，我只能不情愿地动身，不情愿地来到攒宫。等我赶到学校时，天色已近黄昏，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借着黄昏的光线，我浏览着校门两旁的黑板报，想获取报到办手续的信息。猛然，《人民送我上师范，我上师范为人民》的红色标题跳入我的眼帘，作者署名竟然是我的姓名。隽秀的粉笔楷书，满满的三个版面……我来回将那篇文章读了好几遍，惊奇、激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此时心中的“委屈”也消解了大半。后来得知那篇文章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老师从考生的考试卷中挑出来，易题修改后登出来的，可见学校老师的良苦用心。这一举动确实给我以莫大的鼓励，不！应该是深深的震撼。也就这一刻起，我似乎下定决心，不辜负母校领导和老师的殷殷期望。
这30年多来，我对教育事业执着追求，不离不弃。我曾经有过两次从政的机会，也多次放弃过重金受聘企业或经商的机会，一直乐此不疲地耕耘在教育这片园地里。我想，这一坚如磐石的信念恐怕就源于母校给于我的点滴教诲。
可敬可亲的圣园之师
至今我从教30多年，期间当了25年的校长，尽管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多人劝告我做专职校长，我却始终坚持在课堂教学第一线，顶班上课；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功勋教师和全国优秀教师。追根溯源，这无不与母校老师的影响密切相关。因为在母校的那段日子，我深深地理解了“教书育人”的含义，掂量了“人民教师”肩上那份重重的责任，也领略了“为人师表”的无限魅力。我常常惊讶于母校老师学识的博大精深，折服于母校老师治学的一丝不苟，仰慕于母校老师朴实无华的人格品行。
邹志方老师是教我们文学课的。他穿着很朴素，却又很讲究，总是那么干净整洁，儒雅大方。我最喜欢上的就是古代文学课，特别是邹老师诵读《诗经》的那一刻，透过那充满磁性和穿透力的声音，我仿佛置身于远古时代，感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对古代文学有了一点喜好。
陈越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终身难忘，也深深影响着作为“人师”的我。记得有一次写作课后，因为我书写潦草，文章中的“我”字与“找”字很难区分。陈老师就细心地把我文章中的每一个“我”字都圈了出来，并给我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评语，大意是：文笔不错，立意深远，语言流畅，但要重视书写规范，尤其是作为一个师范生，更要在这一点上严格要求自己。陈老师的教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步入教育岗位后，我总是规规矩矩书写，尤其是板书不敢有半点马虎。
记忆中的丁孝来老师整天都是和颜悦色的，即便是我们有不是之处，他也从来不会训斥我们，俨然慈父形象。在汉语学习中，有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去请教丁老师，他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答。
朱仁佐老师是教我们国际共运史和党史课的，每次他都是将教本夹在胳肢窝下进课堂的。他从来都不讲究什么课堂“常规”，一进教室将教本往讲台上一放，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授，下课后又原样把教本带回。整堂课下来，他根本不翻看教本，却又从不出错。一个教师对自己所授的内容如此烂熟于胸，可见他的备课是下足了功夫的，试想那要付出多少心血啊！
老师们那种忠诚的敬业精神、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终身受益。
寝室里的学友深情
我们的学习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心情舒畅，因为同学之间和睦相处，彼此信任友好。记得学校每月会发给我们每人一斤猪肉票，当时我们的伙食改善仅此而已。为了能在每周享受到“肉味”，我们相出一个办法，寝室里四个同学四斤肉票轮流用。每周买一斤肉，放在一个大茶杯里，去学校食堂蒸煮。尽管长期没能吃上有油水的菜，但在分吃肉食时，还是互相谦让着。我不爱吃肥肉，其他同学总是将其中的瘦肉都夹给我。班中男同学对我们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每当茶厂放电影，他们总会帮我们背好椅子，并且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们女生。去学农湾学农劳动时，重活、粗活总是他们承包，女生想干都没份。
现在依然留在母校工作的王桂芬是我当年最要好的同学，至今也是极好的朋友。在师范读书的一年半中，我们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她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大事小事都操心，只要同学有需要，都会竭尽全力去做好。她身上那种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品格曾给予我很多的鼓舞，也常常感动着我。
还刚刚放假，我们就盼望着返校的日子。新学期报到的那天，我们各自带来了家乡的特产，互相分吃着。同室好友许建文来自大上海，她带来的自然是“特产”中的极品——大白兔奶糖，那时的奶糖比现在的德芙巧克力紧缺多了。但她也会毫不吝啬地分给我们吃，香喷喷的奶糖，甜丝丝的滋味一直流淌到我们的心田。
宋代陵园中的学习生活
我们的校园据说原是劳改农场，可想而知，学生住宿条件将会是怎样的：狭小、阴暗，开裂的木门上灰色的油漆早已斑斑驳驳；窗户特别小，而且不可以敞开。没有电扇，更不要说空调。一到夏天，不要说被蚊蝇叮咬，更是热得像闷在蒸笼里。尽管如此，我们都没有抱怨声。只有一个念头，好好读书。大家知道经过那动荡的年代后，重上大学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
宋六陵周围是一片松树林，四季常青。一到夏天，它便成了我们学习的好去处。我们要好的同学，三五成群相约去山中，找出一处空地，端坐在松树下，相互背靠着背，专心于功课的复习。累了，相互提个问，答对了互相击个掌；答错了，狂笑一阵……那种“惬意”无法形容。
我们的学习异常紧张，因为当时教师队伍青黄不继，急需正规师范生去补充。原本两年的课程被压缩成一年半，那种紧张的学习程度可想而知。学校教学管理抓得很严：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各种考试成了促使我们抓紧学习的最好手段。那时电力紧缺，输电线路又常出毛病，停电的事时有发生。每逢此时，我们只能点燃学校发给的蜡烛照明，寝室里四个人拥着一根蜡烛，凭借着微弱的光线学习，大有“匡衡凿壁借光”之势。待学校统一熄灯后，大家都又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继续看书。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考出好成绩，以至于有同学考前就紧张得哭泣，甚至犯病。只不过当时那种紧张通常是自发的，没有过多外在的压力。
当然，紧张学习的间歇，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最受欢迎就是观看露天电影了。学校隔壁是一个茶厂，会不定期地放映露天电影。学校允许学生去看。只要听说那天放电影了，大家就会早早吃好饭，背着椅子向茶厂进发，以便占据有利地形。
最快乐的莫不过“进城”了。因为当时交通闭塞，我们要想进一次城，是颇费周折的。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坐学校唯一的一辆货车，绍兴人称之为“拉猪车”。但要享受这一待遇，也是千载难逢的，在师范读书期间我仅享受过一次。那是1978年的“五四”青年节，我和班里的同学代表学校到绍兴文化宫去演出。记得我们表演的是铃鼓舞《绣金匾》，那是我们在学习之余排演了很多天，才争取到的机会。尽管是乘着这“敞开式”的大卡车，一路迎着风雨，可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还是洋溢着那种舒心的满足感。
岁月如水，往事如云，似乎总有叙不完的旧，道不完的情。母校的培育之恩，我终身难忘。历经似水流年的洗涤，母校迎来了百年华诞。作为曾经的一份子，我深感欣慰。在此，也祝福母校百年积淀之后，再铸辉煌。
附：董建奋，曾用名：董晔，女，1955年1月出生，曾就读于绍兴地区师范学校中文系78届政语。浙江教育学院毕业。
1978年8月至1984年7月，在绍兴市北海小学工作；1984年8月至1997年7月，在绍兴市鲁迅小学工作，任校长；其中（1993年至1996年参加浙江省高师自考 中文专业毕业 ）；1997年8月至今，在绍兴市北海小学工作，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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