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文理学院

七月下旬去了一趟西藏。归来不久，即被安排送去安吉关了三天，为浙大竺可桢学院选拔人才出试卷。手机上交，信息全无。解禁后赶紧刷屏，方知“明日立秋”。收到几天前微友们发的信息，其中有一条是校友学刚兄发的，提醒我别忘了写早就答应过的回忆母校的文章。立秋前催文债，时机选得好。脑海中马上跳出里尔克的名诗《秋日》的头两句:

主啊，是时候了。

夏日曾经很盛大。

的确，是时候了。天已入秋，人也已入秋，是该追忆一下在母校度过的似乎“曾经很盛大”的夏日了。

其实，关于宋六陵校园，无论是笔者本人和本人的同窗、校友，都已陆续发表过一些文字，包括诗词、散文和讲演稿等。为什么还要写它，忆它，谈论它? 我大胆揣想，在如今的绍兴文理学院师生心目中，宋六陵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处遗址，一个传说，许多同学可能终其毕业都没有去过。那么，当我们谈论宋六陵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想了又想，勉强想出两个字：风水。查百度，风水是宇宙的大磁场能量。风就是元气和场能，水就是流动和变化。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它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并非巧合的是，母校的原址风水很好，要不然，南宋王室不会把先人陵寝攒放在攒宫。不过，读者当知，我这里无非借用风水之名，追忆一下当年宋六陵的精神氛围。

一

38年前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与一起考上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同学从绍兴城北桥汽车站上车，一小时后到攒宫（东方红茶场）站下。从茶场东北角一条僻静的砂石小径进去，向北步行几百米，东拐见一道围墙，过一道锈迹斑驳的铁门，就到了母校的学生宿舍区。打量一下：大平房，泥地，砖墙，15-20人一间，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张张木制“白鸽床”，上下铺位，亲密无间，毫无隐私可言。

后来问了一下精通历史的老门房石师傅（大家都叫他“石公公”），方知这里已起码经历了三次“沧海桑田”：起先是荒山野岭，因其风水好而被南渡的宋室看中，作为暂时攒放祖先灵柩的坟地，故名宋六陵，又名攒宫，此为一变。解放后被改作劳改农场，之后又发展为知青农场，改名为“东方红茶场”，此为二变。上世纪70年代被选作绍兴师范学校（中专）的校园。1977年恢复高考后，此地又成了新组建的浙师院绍兴分校（大专）的校园，此为三变。直白说吧，作为该校首批入住宋六陵的大学生，我们住的宿舍就是当年的牢房改建的，大门口那一大片茶场就是当年知青劳动的场所。怪不得刚进来的时候纳闷，干吗宿舍那么大，而窗户那么小、那么高，原来这是“号子'的气窗呀。

但宋六陵的风水的确很好。出宿舍围墙向北过大礼堂，再向前走百米，即为校园胜景佳处，山岭环抱，元气汇聚，松木参天，鸟鸣蝉唱，一派桃源风光；绿荫深处，时见断碑空穴，残棺废椁，夜半三更出来散步到南门口的茶场（那是正宗的宋六陵遗址所在），或许还会偶遇几个外出游荡的文官武将、嫔妃宫娥的幽灵呢！（不过谁也没试过。）

那时没有网络，没有娱乐，平时除了上课，就是自己读书，背书，冥思，散步，倒也落得个清闲自在。每月有几次“嘉年华会”是大家期待的。首先是“书市”。每个周末中午，绍兴城里的新华书店会送一批新书过来，临时的出售点就设在座北向南、背山面路的团委办公室里。送书车一到，人山人海是不用说了。碰到好书，阮囊再羞涩，也得果断下单，要不就落入别人手中了。抽出书架中当年所购之书，看封底价格，简直像是白送给你的。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册，才5元多!《外国作家论形象思维》，厚厚一本，全是名家如钱锺书等编译，才2元多。可当时每月到手的钱是多少?生活费17元，助学金不等（1-4元），最高者可拿21元，扣除6元伙食费交食堂，每月所剩不过15元。

其次是“影市”。每过一两周，学校会从城里的电影公司借来片子，在东南角的操场上搭杆、拉幕，放一场露天电影。未等夕阳西下，大家早早从教室里搬了凳子去抢座占位。为一个好位置，与邻座旁系的同学争吵几句，也是免不了的。当然，如果对方是美女，舌头自然就短了半截，气也消了三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露天电影实难得有好看的，无非是刚解禁不久的民国老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或新拍的越剧艺术片《红楼梦》《碧玉簪》之类，但这已足以让孤陋如我辈大开眼界了。

后来学校买了一台大电视机，匈牙利产，24吋，据管钥匙的瘦小个（忘记他的名字了）说是整个绍兴最大的了。端放在大礼堂里，的确气宇轩昂。为防学生沉迷其中，每周只开放一次。虽然是黑白的，且影像效果不佳，但至少冬天可以免于北风之寒，挤在室内收看新闻、足球赛和刚进口的外国电影译制片了。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印度片《流浪者》，讲的是一个屌丝逆袭、终成正果的故事，把许多有过下乡经历的前知青们看得个血脉贲张，更把有过十年底层流浪经历的我看得夜不成寐。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满校园男生都在哼唱该片主题歌《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啊…… 命运伴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微信中看到曾经的青春偶像，当年演男一号的演员已届九十高龄，满头白发，满口假牙，还应邀在电视台演唱《拉兹之歌》，不禁心生悲凉。

二

毕竟文革已经结束，我们无须“到处流浪，奔向远方“，可以安定下来、一门心思读书了。于是，环境的荒僻、信息的不灵，反倒成为拒绝俗世诱惑的有利条件。而老师们对事业的追求，对学问的执着和对教书的认真，又时时提点着我们，一定要把被文革耽误的光阴补回来。

陈祖楠老师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是我最喜欢的。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精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一个讲演稿，叫《改造我们的学习》。没有课本，没有教材，文章是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打印出来，用油墨印在粗糙的纸张上的，倒与延安精神十分合拍。说实话，失学流浪期间无书可读，“毛选”四卷（加上后来新出的第五卷）我倒是全部通读过的，但像陈老师这样逐字逐句的引领、讲解、分析，还是第一次，令没有读过中学的我觉得十分新鲜，不过也稍嫌不足，心中嘀咕着：咱这是大学啊，好歹也该学点高大上的东西吧？多年后我攻读了研究生后才知道，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原来是我自己浅薄无知啊。

陈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孔子式的“引而不发”，课堂提问时碰到大家回答不出时，就会笑眯眯地说，读一读，体会一下！这实在是学习语文和文学的最佳途径。注重文本，注重阅读，注重语感，不生搬硬套概念、术语，这种思路和方法让人终生受益。窃以为，现在的大学，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当务之急依旧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把学生们从披着各式各样时兴理论外衣的党八股、洋八股、土八股中解放出来。

其他老师开设的课程也各有特色，这个特色不光是指内容，更是指方式。我一直有个谬见，认为大学老师上课内容可以随便，上课风格一定要有。毕竟内容可以自学，风格则是一个人的知识背景、人格修养和趣味境界之总和，其在课堂上的自然流露，或许值得你学习一辈子，回味一辈子。邹志方老师上的古代文学课，特别注重词语的音读，记得上《离骚》时，读到“惟庚寅吾以降”时，他再三强调“降”读hong，而不是jiang。王德林老师上的文艺理论课，思辨性极强，同学们觉得难，他自己应该也很烧脑吧？课间休息时，经常见他一个人蹲在教室门口默默抽烟。侧面望过去，灰白的头发，上翘的胡子，倒与鲁迅先生有几份神似呢。陈越老师的写作课，强调多写多练，每周给我们布置作业，我是课代表，自然知道他的甘苦，每周那么多本周记交上去，白纸黑字，发下来被批得“全国山河一片红”，不知他在灯下花了多少时间？

有些老师上课时爱说的“口头禅”，至今还在耳边回荡。比如，上哲学课的沈建中老师在讲解哲学概念时，怕我们理解不了，就经常爱用绍兴话说，“让伢（我们）来打个呆（ai）比方好哉。”英语课的陈老师解放前当过纽约时报上海站记者，英语好得不得了。有同学问他学英语的秘诀，他说，没有秘诀！就是不断翻字典。看一个人英语学得好不好，就看他的字典有没有翻脏。听了这话，我暗暗许下愿心，一定要把我的字典翻得脏兮兮、油腻腻的。有时，课堂上也会有老师发点高级牢骚。教现代汉语课的潘祖炎老师，第一堂课就把大家逗乐了。他上来先做了一首打油诗“稀奇稀奇实稀奇，拉来黄牛当马骑，不教现汉教古语，真教老夫无脸皮。（最后一句可能有误，待考）”。然后解释说，他原来一直是搞现代汉语的，曾参与《汉语大辞典》的编写，不知怎么的，被系里安排来上古代汉语课了。

上历史课的王维俭老师，年轻，记忆力超强，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百度，仅凭人脑，他居然把年代纪元、重要史实都记住了，上课左右逢源，如数家珍，把小伙伴们全惊呆了。问其秘诀，曰，在脑子中建立起一张网络，把史实挂上去就行了。王老师的板书也很好，还记得他写繁体的“國”字之法，是先写里面的“或”，从一撇下来向左上勾出外包的方框，最后再加“点”。后来他考上复旦研究生，走了。临行前他因打行李没绳子，来找我们帮忙。我们到食堂角落找了一堆稻草，当场搓了一些草绳，帮他捆扎停当，令他感激不尽。当时我和他约定，以后在期刊上见。后来不知他去哪了。

除了这些专业课之外，还有音乐和体育也是必修的。这应该是继承了中等师范的传统。记得上音乐课的老师，中年男，人高马大，面色红润，中气很足。一上来就自我介绍说，我姓胡，古月胡。因为越地方言“吴”、“胡”不分，他有意这样强调一下。没想到，之后大家背地里就叫他“古月胡”了。“古月胡”老师教声乐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什么叫和声，什么叫高音，男高音如何利用腹腔共鸣，花腔女高音如何利用额头共鸣，还亲自示范，让大家觉得很新鲜。后来发现每堂课反来复去就让我们练习唱音阶，不唱歌曲，不免有点烦，课堂纪律就差了。这时，胡老师就会高抬双臂，狠狠地在钢琴上弹出一组大和弦，轰然作响，声震教室，然后，他就站起来大声说，知道吗，音乐老师这样弹钢琴就是表明他生气了。噢！原来发脾气可以如此优雅！

上体育课的有两位老师，第一位是年轻的，女，姓沈，刚刚毕业分配进校，教初级长拳。她笑点很低，一发现我们动作做得不到位，就哈哈大笑。她一笑，我们也跟着她笑，有的同学还故意作些怪动作来逗她笑，这课就没法上下去了。后来换了一位姓“是”的男老师。是老师当时已上了年纪，或许是退休留用的吧。但身体很好，两鬓斑白，双目如炬，早上经常在操场上或练功房里见到他，或在做倒立，或在玩单、双杠。他对我的告诫是“你每天起这么早，晚上十点半一定要睡觉”。我后来一直坚持早锻炼，做学问没怎么熬过夜，就得益于他的这句话。他对我也不错，一学期体育下来，给我一个全班最高分88分。当然这个成绩也不是随便得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校运会 1500米长跑赛中得过第二名，成绩是5分5秒5。此外，还长年坚持游泳，包括冬泳。

关于冬泳，还有话可说，由于我从小体质不好，经常生小病，被小伙伴们嘲笑和欺侮，上大学后我发誓，除了学习外，一定要把身体练好。后来发起搞了个冬泳队，共五人，中文班有我和曹骥，物理班有三位同学，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从秋季开始一直坚持游泳，大冬天也不放弃，敲开薄冰照游不误。每天午后四时许，我们相约在校门口反修塘下水。多年后我回宋六陵开同学会，发现反修塘里的水已全干了，露出龟裂的塘底，只有一丛丛枯黄的茅草在风中颤抖着。真希望这不是真的，但事实就是如此，“风水”已经变了。

三

风水的本质是流动。没有流动，气脉就断了，风水就坏了。当年的宋六陵校园风水之所以好，就在于始终处在流动中。学校和系里的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尽量从外面请人来攒宫讲学，让我们开眼界，长见识。记忆所及，在短短的三年求学期间，大概至少有七八位本地和外地的作家、翻译家及知名学者为我们讲过学。他们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对我们的影响却是全方位的。

陈越老师在上写作课时，请了绍兴当地的一名农民作家前来讲创作体会。这位作家的名字已经忘记了，长得意料中那样的土，中等个子，一口绍兴方言，听来倒也很亲切。讲的内容有点忘了，只记得他背诵的自己创作的几句诗歌“我们队里，有位大嫂，农忙时候，干饭煮煮，农闲时候，薄粥烧烧……”。大家在心里暗暗嘀咕，妈呀，这也算诗呀！但后来我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等理论后，觉得这种精英式的鄙夷是不应该的。底层的农民也有表述自我的权利呀！而这位农民作家就是他们的代表。

还有一位陈祖楠老师的大学同学，骆寒超，诸暨人，年轻时因喜欢艾青、研究艾青而被打成右派，流落民间多年。拨乱反正后，陈老师请他来为我们做了一个讲座。骆老师用带有浓重诸暨腔的普通话，讲了他与艾青的交往、轶事，以及他自己的罹难记。听后不禁令人唏嘘。因政治气候问题，一位文学研究者落入与其研究对象同样的悲惨结局，这样的经历，现今的年轻人恐怕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它是确凿存在的历史事实。

印象中来宋六陵做过讲座的老师中，最知名的应该是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和翻译家戈宝权先生了。已经忘了是哪位领导或老师请来的，当时讲了什么内容。但心中还是非常激动的和兴奋的，毕竟这是咱们学校请到的大牛人呀。记得戈宝权先生在攒宫讲了一场后，又在绍兴城里的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场，学校安排了一些同学前去旁听，同行的有我、王加兴和张丽萍等。这样，就有了与戈老的近距离接触，大家与他合了个影，还分别请他在各自的笔记本上题了字，记得他给我题的是“学习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可惜这个本子一下子找不到了。

教古代文学和古汉语的几位老师，原是从杭州大学毕业的。利用近水楼台之便，请了他们母校的两位老师来做过讲座。一位是刘操南先生，讲《红楼梦》，特别有意思。当时他的年纪应该过六十了吧，还是一副天真未凿的模样。记得他的书和讲稿是用手帕包起来的。上讲台后，先“抖包袱”，左一层，右一层，直到“图穷而书见”才开讲。说他讲课不确切，其实主要是唱。唱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满座动容。鲁兰洲同学至今还会模仿刘先生口音，唱“人道是金玉良缘，我只要木石前盟”。还有一个经典段子我至今还记得，说的是黛玉爱恨交加、咬牙切齿地对宝玉讲“宝玉，我要审你！”因为刘先生说的是杭州话，“我”和“你”两个字都用的是第四声，“玉”又读如绍兴话的“肉”，把大家笑得个前仰后合。课后，大家都在学说这句话。听说刘先生还会说书，尤其擅长说《水浒传》中的武松，可惜我辈无缘得听。

相比之下，祝鸿熹老师的讲座更加理性和严谨，他讲的是音韵学，好像还带了一本《韵府》或《韵镜》来，展示给我们看。虽然听得似懂非懂，可笔记记得还是挺认真的。因为之前有老师关照过我，要我记仔细些，说是祝老师回去整理后要用的。当时我正在自学速记法，正好借此机会大显身手，基本上一字不漏的记下来了。然后，连夜将速记文字翻译成汉语，抄写在方格纸上，赶在祝老师回杭州前交给他。多年以后，我考上杭州大学读研究生，一次在资料室里碰到祝老师夫人王素仙老师，说起这段往事，她记忆犹新，说祝老师一直夸奖你记得详细、认真呢。很让我得瑟了一阵子。

四

有件事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出来？写出来呢，怕无意中伤害了同班同学，不写呢，又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考虑再三，还是宁让我负同学，不让我负时代吧，写！写什么？永恒的主题：爱情，或恋爱。

现在法律明文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结婚，甚至可以有孩子，当然，前提是不影响学业，并有经济能力抚养自己的宝宝。浙大紫金港校园里有个著名的“情人坡”，堂而皇之给学生提供方便。有时上课路过，看到成双成对的男女，幸福地坐在绿草坡上，不禁感慨时代发展之快，观念开放之速。

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大学生谈恋爱是绝对不允许的，稍有不慎，甚至会影响到个人前途。这不是开玩笑，是白纸黑字写在大学生守则上的。当时的课堂上，也不讲这方面的内容。唯一的例外，是外国文学课。记得吴国群老师给我们讲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声情并茂地给我们朗读过其中的片断，是关于沃伦茨基初见安娜时的情景，说的是这位花花公子在莫斯科车站偶遇一女子，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他一眼就看出，这女子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这不是因为她长得特别美，也不是她穿得特别华贵，而是因为他发现她身上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时时通过她的眼神、笑容流露出来。吴老师在读到“压抑的生气”这五个字时特别放慢了速度，强调了“压抑”这两个一平一仄的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托翁笔下的俄罗斯有某种相似之处，一股“压抑的生气”正在到处涌动着，自然也影响到了相对闭塞的宋六陵校园。

当时有一部流行的电影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好像是讲农村爱情题材的，涉及乱伦问题。有一部小说叫《河边的罪恶》，是讲一对知青被发配到农村去，在河边相遇，爱得死去活来，结果发现原来是兄妹，结局自然不难想见，投河自尽。当时知名的作家刘心武还写过一部小说《爱情的位置》，看标题即可知内容。现在的学生不禁会哑然失笑，这个问题值得写一部小说讨论吗？可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时代， to love,or not to love,就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明白了上面这个大背景，读者诸君对以下的事情或许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了。话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的一位同班女生，是应届考上的，在班里属于小字辈，真的是天真无邪、一脸稚气。毕业多年以后，她已成为一地方官员，某次在微信中聊起此事，不禁感叹道“在师专的二年半里，我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过的，反正那时的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又任性贪玩的大女孩”（原话。一字不漏抄录！）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男同学们都把她当小妹妹看，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不料，我们的这个小妹妹却被数学班的一位宝哥哥暗恋上了。这男生也是够大胆的，居然给我们的这位小妹妹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弄得小妹妹不知所措，吓得哭起来了。同室的女生赶紧带她去见班主任俞万本老师。话说那俞老师也是个中规中矩之人，不由分说，就把那男生叫到办公室里，狠批了一通。那男生自知罪大恶极，当场收回情书，发誓决不再犯。据说，后来学校有关方面还专门调查了这男生的情况，知他年少无知，只是一时为情所动，并非花花公子，且平时各门功课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的，此事方才了结，没有影响到他的毕业分配。呜呼！

当今的大学，尤其是大学中文系，基本上全是女生构成。不像我们当年，女性资源极端稀缺，全班49人，只有7名女生，号称为“七仙女”。其中3名被同班才子或靓男看中，早就私订终身，毕业前才宣布名花各有主了。数学班的那位男生觊觎中文班女生，让作为同班同学的我们情何以堪？他的失败也令全班男生松了口气。君不闻，肥水不流外人田乎？咱们班的女生，岂能下嫁给别的班，尤其是数学班的男子。支持班主任！

五

绍兴方言中有句话，叫“馒头吃到豆沙边”，“馒头”一词指的是有馅的包子，意思是正在做的某事快完成，就要到达核心部分了。不知不觉，在回忆中穿越了两年半充实、快乐而又艰辛的时光，很快就到毕业季了。
如今的大学中，写毕业论文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关于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师专生要不要写毕业论文的问题，在当时是颇有些争论的。反对者的理由非常充分，一是教学大纲中并没有这个计划，师专生毕业后主要是去中学教书，没必要写毕业论文；二是图书馆藏书和期刊严重不足，无法提供写论文的资料；二是由于文革原因，高校职称评审很不正常，当时的师专连讲师也没有几个，怎么给学生提供论文指导？

最终是已经当了中文系系主任的陈祖楠老师一锤定音，说想毕业就要写论文。为此全班还专门开了个“动员会”。陈老师在会上说，写论文“一则可以梳理你们的理性思维，加强今后工作、学习、生活的条理性；二则可以培养你们集中精力、思考重要问题的能力。人的一辈子会遇到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我希望你们从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篇论文虽然无法改变什么，但却可以为你们今后的工作起个好头。”（鲁兰洲同学记录）。陈老师还现身说法，讲到了他在南京大学就学时写毕业论文的经历，鼓励我们大胆写论文，不要有什么禁区。他的两位大学同学通过写毕业论文崭露头角，后来一位成了茅盾研究专家，一位成了艾青研究专家。

那就硬着头皮写吧。时间只有四个月，不知从何处入手？真的是搜肠刮肚，寝食难安。后来忽然想到一个题目，自己觉得很有原创性。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不自量力！居然想用西方悲剧理论来否定《窦娥冤》为悲剧的定论。其实，古代文学并非我的强项，我最喜欢的还是外国文学。除了应付课程，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读西方文学名著和学习英语上了。这其实是中了鲁迅的“毒”。他曾主张当时的年轻人不要看古书，要看外国书；还说看古书会使人沉静下去，看外国书会使人振奋起来等等。早就入学之前，我就读过他的这段话，颇为赞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选《窦娥冤》作为论文选题呢，回想起来，也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想借此对中国文化中的“大团圆”情结来一番美学批判。

当时自己觉得很有把握，自信满满。从师专图书馆借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书来一遍又一遍地啃。然后又托当时在杭州大学上学的哥哥借了几本论元杂剧的专著和论文集。借期只有短短一个月，当时也没有复印机，只能运用古人之法，以“四到法”（身到，心到，眼到，手到）笔录手抄。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凭借有限的资料，总算理出个头绪来：一、悲剧之成为悲剧必须有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它们各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想压倒对方，最终酿成悲剧性冲突。但《窦娥冤》只是一桩普通的冤案，它有悲情，但不能称之为悲剧。二、那两个强行闯入她家中、导致她清白受污的张驴儿之流，不过是元初那个混乱时代的市井小混混，构不成一种伦理力量。三、既然是悲剧就不能有大团圆结局。《窦娥冤》中虽然窦娥冤屈而死，但最终冤魂托梦给作官的父亲，清白得到了昭雪，还来了个“六月飞雪”的奇迹，等于是个变相的大团圆，冲淡了悲剧应有的“净化”功能。结论部分再引申一下，上升到对国民性的批判，等等。

就这样敷衍成篇，在3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上大约写了30页左右，誊清上交。好像也没有论文答辩之类程序，写出来就算通过了。总算了了一笔心事。相比于别的同学，我的毕业论文写得很一般，学科分类上不伦不类，资料收集上不全不新，得出的结论自以为很有原创性，其实是在复述黑格尔们的观点。幸亏底稿找不到了，也省得麻烦自己“毁其少作”了。但不管怎样，通过写论文，逼自己读了一些书，想通了一些事，培养了自己的独力思考能力和“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能力，收获还是很大的。我后来走上学术道路，基础是在师专打下的。从这个角度看，一直非常感恩陈老师的“苦逼”，同窗们的“相煎”，此外，还有宋六陵的蚊子们的骚扰。关于最后一点，何枫同学的记忆比我更具体、生动，引用一段：
“有一天晚上，我写着写着，竟天亮也不觉得，由于攒宫蚊子多，整个晚上身边都点着蚊香，到天亮整个身体也薰成了一股大蚊香了。我打着呵欠，尽管身体非常疲乏，但翻着一页页散发着新鲜墨水味的稿纸，心里却充满了喜悦，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成果啊！”当年有过类似经历的同学，读到这一段时应该“心有戚戚焉”吧？

六

以上说的大都是个人记忆中的小事、琐事，毕竟年代久了，难免挂一漏万、张冠李戴。要说“大事”，记忆中有两件，也与宋六陵风水有关，值得纪录下来供今人参考。

第一件大事是“绍兴师专”的正式成立。时间是1980年初夏的某日（具体记不清了）我们所有的学生一大早坐船到城里，鱼贯进入绍兴县政府礼堂，坐定，聆听从绍兴地委、地区教育局到本校领导的训话，宣告绍兴师专成立了，从此我们有了正式番号，成为＂正规部队＂，也才有今天回顾往事的愉悦。那天中午会议结束后，大家到解放路同心楼酒店用餐，期间也许又有过一些趣事，可惜记不清了。

第二件大事是“罢菜风波”。话说此事与吃饭有关。我们进校时享受的是师范生待遇，前面说过，每月最高能领到21元生活费加助学金，其中6元是伙食费，统一扣下交食堂，实行包菜制。每十个学生为一个伙食单位（称为“桌”），选出一位桌长，按时去食堂领取饭菜。每顿一大脸盆米饭，一大脸盆青菜，周末每人能分到一块肥肉。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月每人只有一斤肉票啊。就这样，融融乐乐吃了一年多吧，小伙伴们（真正的“同伙”啊！）忽然发现了包菜制的不合理之处。一是这种吃法必须人全部到齐才能开伙，万一桌长或别的同伙有事迟到，大家都得等他，很不方便。二是十人一盆饭菜，难免有“分赃”不匀之虞。君不闻：菜有汤水多少，肉有环肥燕瘦，此事古难全？三是饭菜花样单调，油水不足，严重影响了新时代大学生脑袋的正常运转。人穷“智”不短，作为新时代首届大学生，我们不揣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上交的伙食费被食堂克扣了。怎么办？议论纷纷后，大家觉得应该向校方提出要求，全额发放生活费和助学金，不再扣伙食费，让我们自己上食堂买饭菜，并希望花样繁多，品类齐全。

不料，我们这个自认为合情合理的要求被拒绝了。饭钱还是照样扣，油水还是依旧少，脑袋的运转速度还在慢下来。于是，大家有点出离愤怒了。刚刚学过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其中的名句大家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了。“沉默呀，沉默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于是，一场我们自称的“罢菜行动”就爆发了。说来不好意思，这场风波还是我们几个掀起的。记得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在寝室里与冬泳泳友曹骥谈论此事，一时血脉贲张，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乃涉及大学生权益之大事也。正值思想解放无禁区的年代，堂堂新时代大学生，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自主，毕业以后如何去启发民众，改造社会？于是当场取出纸笔，挥毫泼墨，书写下对现行伙食制度的不满。之后两人签下姓名，扬长出去，将那文字贴到校园最醒目处，人来人往的主干道边的墙报栏上。末后还附加一条：请响应者在后面签名。

果然一呼百应，半天时间签满了名。又有人加贴了纸张，供签名用。到晚饭时间，加的纸已有七八张了。当时的我只感觉一个字，爽啊！不知道，这其实是文革的“流风遗毒”。

双方僵持了两三天，我们已做好罢餐准备。不料，校方通过团委通知我们，大家还是面谈一下，互相倾听下对方想法吧。对话地点就设在曾用作“书市”的团委办公室里。临时拼起两张乒乓球桌，作为谈判桌。那一边坐着党委书记任山文、副书记狄运来（我们背后都叫他“狄老头”）、主管教务的副校长钱茂竹、团委书记宣百均。这一边则是所有签名的学生——开始校方要我们派代表。为了防止枪打出头鸟，被秋后算账，我们说没有代表，全体签名者都是代表。此外还有一些看热闹的同学站在后面，为我们助威。谈判过程已经忘了，只记得任书记说，你们所谓的“罢菜行动”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但取消包菜制是可以考虑的。哈，我们要的本来不是概念，而是实惠。结果，校方同意了我们所有的要求，从当月起全额发送生活费和助学金，不再扣除伙食费，将包菜制改为买菜制。乌拉！

当晚，钱副校长把我和曹骥叫到他的办公室兼寝室里，与我俩交谈了个把小时，他讲到了反右、文革，讲到了知识分子的遭遇，劝我们说事情既然已经解决，大字报还是撕了吧，以免给人留下口实。一番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令人心服口服。加之他也给我们上过课，讲过李清照的婉约词，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错。于是遵命而行。从钱副校长处出来，已是夜深人静，我们俩就趁着月黑风高，悄悄把大字报给撕了。

一年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大家都以为我们这些罢菜行动的骨干分子要受影响了，但结果一点也没有。经陈祖楠老师的力荐，我还被安排留校任教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碰到狄老头，他用筷头点点我的鼻子说，“张德明呀，要不是你写了那张大字报，我还发现不了人才呢！”我打趣说，“您这是现在说说的吧，当时您老人家肯定恨死我这匹‘害群之马’了吧？”两人相视，哈哈大笑。改动一下鲁迅先生的名句，正所谓“历尽劫波情义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就是我记忆中八十年代宋六陵的“风水”，闭塞而又开放，荒僻而又大气；物质生活虽窘迫，精神世界很丰富；师有师范，生有生规；存公共之心，有宽容之度；去个人恩怨，无报复之虞。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宋六陵好山好水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早已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独领风骚；那么，在目前的大学体制下，这样的风水还能保留吗？这样的势头还能持续吗？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现在的母校新校区位于风则江畔，有山有水，有廊有桥，幽哉美哉。“风则”之意，蕴意深厚。风者，君子之德也；则也，行事之规也。廊桥上有对联曰：“文理自成风行水面，往来不息则在人心。”我相信，就读文理学院诸位，必会以博雅君子自任，勿骄勿躁，有律有则，为自己早日成才、母校早日升格而潜心向学、奋发有为，以延续绍兴文脉、报效越地先贤前辈。

【补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绍兴师专77级中文班微信群诸位师友的指正，个人追忆已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特即兴赋诗一首，以表谢忱。

一文激起千层浪，

忆旧怀人情意长。

七嘴八舌吐泡沫，

你说我写续文章。

当年辛苦窘迫事，

今日甘甜似酒浆。

谁道天凉好个秋，

层楼爱上无愁肠。

【2016.8.9.初稿，8.21.改定.】

宋六陵校园的“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