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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民主道路的探索者——绍兴名士俞可平

2012-04-01 5057
         海外有许多政治学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在关注俞可平这个名字。他们认为俞可平不仅是中共的一位高官,更是一位深有影响的政治学者,是中共的“智囊”、“文胆”。外界认为通过俞可平的一些政治观点,可以一窥中国的政治走向。据美国的智库分析,自2005年开始的一场遍及全中国的公开的民主问题讨论,即“民主热”,就发端于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何在,要争取何种方略克服改革的障碍,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的民主思想,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

2008520,俞可平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据介绍,这是德国历史上授予中国人的第10个名誉博士学位。

2011128,俞可平被美国《外交政策》评为2011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百大思想家之一,位列19,恰好在克林顿夫妇之前。201110月,他应邀在“全球中国峰会”上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政要名流同台演讲,美国极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还同时刊登了他与基辛格博士的封面照片。在著名的“哈佛中国之夜”,他受邀与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同时担任主讲嘉宾。

俞可平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法国高层重要思想库“政治创新基金会”的外籍监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以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

外国人早已聚焦中国人俞可平。

中国人也在热议浙江人俞可平。

 

国内的媒体也常常将俞可平称为“中共理论新秀”、“新一代政治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早已享誉中国政治学界。他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中国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便是其学术地位的明证。

2007年,俞可平被中国媒体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2008年,俞可平被中国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50位风云人物之一。

2010年,俞可平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2011年,俞可平又相继荣获史坦国际传媒联盟的“中国社会进步推动奖”和深圳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的“中国软科学最高奖”。

俞可平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首席专家之一,他一直主持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是政界负有盛名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总负责人。

《钱江晚报》2007年发过一篇报道,题为《浙江人俞可平》。浙江为俞可平而骄傲。

俞可平出生于绍兴市诸暨农村,曾就读于绍兴文理学院前身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俞可平是绍兴人,绍兴更为之骄傲。

中国人俞可平——浙江人俞可平——绍兴人俞可平,俞可平是一颗闪亮的新星,而绍兴文艺正是这颗明星升起的地方。

 

志存高远

——俞可平的师专岁月

 

俞可平的第一学历是绍兴师专政史81届毕业生。不久前,网上曾经有过关于人才问题的讨论。一方认为人才的第一学历即“门第”至关重要,而另一方则以俞可平为例,认为不能“唯出身论”,关键是自身的努力。绍兴师专在高教界并非“名门望族”,俞可平的成才足以说明“天道酬勤”。其实,许多农村孩子,没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们多数人“先天不足”,加上文革十年的折腾,怎么能一考定终身呢?俞可平家境十分贫困,他小时放过牛,进入绍兴师专前还是生产队的一名植保员,和许多人一样,当时很难一步跨入重点大学。而他在诸暨农村的经历,恰恰使他天生与底层老百姓有着天然的联系,他深知民间疾苦,以使他有着改变命运的决心,并始终保持着一个农家儿子的质朴、纯真和勤奋。

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绍兴师专校园宋六陵独特的历史积淀,刺激一批年轻学子壮怀激烈。那时,正开始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在那个年代召开,学政治的俞可平对此异常兴奋,他要自我实现,要从宋六陵出发,了解更多的外部世界,尤其是政治哲学。他对无限宇宙充满着深邃的敬仰,一头扎进了科学哲学之中。

  27年后回母校的一次演讲中,俞可平回答了他的学弟学妹关于他当时勤奋学习的动力是什么的提问。他说:“我在绍兴师专的三年里确实非常喜欢学习,也学了很多东西。动力是什么?其实就三个:第一,我对知识感兴趣,感觉知识是个奇妙的世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我想了解它;第二个原因是对学习机会的珍惜;还有一个动力是我上大学时就要求自己考研究生。”

俞可平和夫人徐秀丽(现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主编)在当时都被同学们乐道。他们俩人都很勤奋,只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徐秀丽各门课的考试成绩都冒尖,人也长得很“秀丽”,引人注目;而俞可平并不拘泥于考试,他有自己的规划,他的独特之处,更引起同学们的关注。俞可平的用功是出了名的。他总是闻鸡起舞,晨练是必修课,晨练和学习两不误。当早起的同学跑步出门时,他已握着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听着外语广播,走在归途中了。时间的指针被他卡得很紧,连在食堂里排队买菜打饭的空档都不放过,他总是拿着小卡片,在背外语单词。晚上就寝,学校统一熄灯,他就用蓄电池点小电珠照明,躲在蚊帐里还要再看一、两个小时书。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节假日也不例外。就这样,三年下来,他不仅通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原著,还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经典名著。此外,还自学了高等数学、物理学和英语、德语、日语三门外语。这使得他在1981年以一名在校师专生的身份,以优异成绩一举通过了厦门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考试。

 

怀念和感恩

——俞可平的母校情缘

 

俞可平自己说过,“母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有了这个驿站,我才得以从一个地道的山村农民变成都市知识分子,从一个生产队干部变成专家学者。在师专学习的三年,对我的意义远远超越三十年”。他十分怀念宋六陵校园,也十分怀念他的恩师们,尤其是鼓励他读马列原著、教导他提高读书写作能力的马兆掌教授。

宋六陵校园贫瘠,办学条件简陋,同学们苦中寻乐,以勤补拙。那段艰苦的大学生活,给校园人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俞可平为校友散文集《我们的足音》撰写的一篇回忆录《走路》,写出了深深的怀念之情。他写了许多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在宋六陵“走路”一事。他以走路健身,弥补营养不足,走路走出了健康和精神;他与同窗好友青春结伴,在走路时高谈阔论,谈理想、谈人生、谈家庭、谈国家,走路走出了友情和激情;他边走路边读书,成为真正的“走读生”,许多当时在学校里没有开设的课程,许多在学校里没有选修的外语,许多人生后来的选择,都是在母校周围的走路中获得的,走路走出了知识和学问;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领略绍兴的风土人情,领略农村改革转变的现实,在走路中结识老农朋友,走路走出了奇遇和见识……

俞可平从绍兴师专走出去,始终在回望他的出发地,他的母校。他的时间十分宝贵,可他一直牵挂着母校的发展,关心着后辈学子,他曾多次表述,愿为之尽绵薄之力。近十年中,他至少三次回访过母校。

 

2001年,他受中办之托,到台州等地搞调查研究,回家时专门折返母校,与母校师生亲切座谈。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的他,却接受了名不见经传的校报记者的采访,他愉快地回忆了在师专时的学习生活。2005125,母校时值本科合格评估,学校安排专家讲座,俞可平应邀专程回母校,在风则江大讲堂作题为“政治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的专题讲座,与师生互动热络。2008年,他再次从老家诸暨探亲时折返,参加81届政史班同学会。20091025,母校举行百年校庆,他出访在外,又专门发来贺电:“百年老校助古越迈向现代,千秋新业催后生放眼全球”。最近,他把获得“中国软科学最高奖”的2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他的母校绍兴文理学院,设立“明华人才”奖学金,意在培养明日中华之优秀人才。

俞可平情系故土,感恩母校,他的成就已成为莘莘学子励志成才的楷模。

 

盛名之下的其实

——俞可平的学问人生

 

1988年,俞可平成为建国后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两名政治学博士之一,30多岁就被评为研究员和教授,很早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首批作为人文学者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在知识界早就引人注目。2007年,他因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声誉达到新的高度。2011年,又因其被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而名声更大。但他大言希声,处事低调,不想张扬,以致家乡人鲜知其成就。俞可平被公认为“是一个对国家和学术有关怀的人”。他的研究成果丰硕,中文著作多达30多种,英文著作就有5种。他的学术观点前沿,其论著涉及“当代中国政府系统研究”、“增量民主研究”、“和谐社会研究”、“动态稳定研究”、“政府创新研究”、“农村治理研究”、“中国模式研究”、“政治哲学研究”、“治理与善治研究”、“公民社会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比较现代化研究”、“政治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全球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研究”、“政治学科建设”等事关中国政治走向的重大议题。俞可平他不仅勾画了中国的民主路线图,提出了“增量民主”、“动态稳定”、“善治”等等这些原创性的概念,他还精辟地论述了“善治”和“善治”的基本要素,为帮助地方官员提高领导素质,注意“善治”,他还于2000年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俞所贡献的信息和洞见,不仅展示了中国人的视野、焦虑和困惑,也提供了这个国家未来政治的指南”,外国学者如是说。

 

尽管也有人对俞可平致力于推动民主法治和政治改革不满意,有时甚至难免受到左右夹击。但是,他很自信,母校也相信他。他对媒体记者说过:“我的观点遭到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批判攻击,正好说明我避免了极左极右两个极端。而这正是中国的改革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道路,也是我的愿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