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陵松语伴春风 便收取珍珠无数——散忆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求学经历 董秋成

历史发展到1976年，在多种因素多种原因的作用下，“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翌年各省自行命题，举行了高考。我怀着无比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报名并参加了当年高考的初试和复试。我的初试成绩列我所在区的文科第一名，复试成绩也名列前茅。满以为被大学录取有望，可是紧接着传来的消息如冬天里的一盆冷水，浇得我几乎厥倒。原来，我的“政治审查”未能合格，因我的早已在解放初年病逝了的二伯在“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政府乡长这一缘由，而被判为政审不合格，因而被打入冷宫，不予投档，当然无缘录取。

正当我与我有着同样遭遇的另外一些青年人，对这辈子入大学读书已不抱希望之时，忽然传来邓小平同志指示让“老三届”再考一次的消息。这犹如久旱之禾苗逢甘霖，难治的疾病得良药，我的内心岂止是“死水微澜”，简直是心潮激荡。激动之情真是难以言表！

1978年的这次高考，将我送入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当时称为“浙师院绍兴分校”）的78级中文班。我终于成了大学生，我的家族终于有了一个“读书人”。1978年10月25日，这个入学报到之日，是我这辈子永不忘怀的日子。

大学录取之事，对我来说其实是喜忧参半。我与妻子朱振儿是已有了一对儿女的人了，父亲于10年前患肝部的不治之症而去世，剩下老母与我们相依为命。母亲除了天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诸如锄地、削草、采茶、割稻等）外，还养猪出售以贴补家用。妻子在社办厂（造玻璃钢，有毒）做工，每月可获9元钱的工资。而我呢，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24元。这样的境况本来还可以勉强过得去，可是我去上学了，这个家还能支撑得下去吗？是去是留，自己的思潮难平，左思右想，难作决定，愁肠寸断，好为难啊。妻子是从不轻易地主动表态作决定的，即便有天大的事情，她一般总要由我来拿主意。还是母亲说话了：“去吧，去上大学吧！家中的困难我一起帮着解决，你读3年书，大不了负债几百元。”这样，我在母亲和妻子的支持下，踏上了大学之路。这一年我与我女儿都上一年级，她是小学一年级，我是大学一年级，女儿还要与我比比成绩呢。

这样，宋六陵在庄严的氛围中向我们招手，学校洋溢着一片喜气把我们笑迎。现实与多年的憧憬结合在一起，简直令我误以为尚处于酣梦之中；然而，这是无可置疑的百分之百的事实！

我们78级中文班是个正气、团结、上进、勤奋的集体。同学年纪小的16岁，最大的36岁，不少都在30岁左右。我被编入第三小组，同组同学有吴子慧、钱小文、杨尔、王谦、王柏勋、胡显仁、邵生新、孙国扬、陈敏尔、陈伯怀、顾国权等12人。其中我与王柏勋（后与钱碧昌对调）、杨尔、胡显仁、邵生新、陈敏尔、陈伯怀、顾国权等8人同寝室三年，与王柏勋同桌三年。我被选为班委，管治保等工作；班主任是邹志方老师（初期是章剑深老师），班长是胡显仁，副班长是许学刚，生活委员是卢一勤，学习委员李迪群，文体委员王柏勋，劳动委员程德生。第一组组长董凯明，第二组组长钱碧昌，第三组组长钱小文，第四组组长尹天祥。

有几件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勤奋刻苦，贯穿始终。

我们班，年纪轻的都是应届或当时最近一二年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年纪大一点的，因“与天斗”、“与地斗”多年，懂得这失而复得的读大学机会的宝贵，因而，全班同学都能自始至终勤奋刻苦地学习。中午，我多次看到寿勤泽、吴先宁、李仁杰等同学放弃午睡，边听收音机边学外语或者看书；阅览室里我们班的同学占多数；在图书馆工作的何老师有一次十分感慨地对我说：　你们班同学来借书的人数最多，跑图书馆跑得最勤，所借书的种类最多，书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最广……就我自己来说，我曾将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了潜心研读，将其中的1086个古汉语常用词部分一字不漏地抄下来，编成一本字典，以供自己查用；阅读了较大数量的资料，还作了数本摘抄……我们用自己的韶华作为未来事业的担保，用勤奋刻苦、踏实认真去攒积日后得心应手地工作的本钱，用对学习全身心的投入去铸就事业的成功。

钻研学问，尊敬老师。

我们班钻研学问、尊敬老师早已成为风气，许多同学非常认真地听课，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做笔记，一边思考，常有自己的见地。珍惜这课堂的学习，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记忆中，许绍勇、吴子慧、支孟霄、杨尔、王柏勋等人的笔记是很全的；一下课，同学不管是不是当天的值日生，都能主动去擦黑板。课间，还与老师探讨问题，拉拉家常；平时遇到，都能主动与老师打招呼。师生关系非常融洽。陈祖楠老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课，邹志方、钱茂竹老师的《古代文学》课，宋文风老师的《古代汉语》课，顾琅川老师的《现代文学》课，丁孝雷老师的《现代汉语语法》课……均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时已逝矣，景仍留焉；谆谆教诲，留音终身。

办刊上课，活跃生动。

我们的学习生活绝不是枯燥无味的，相反，恰恰是丰富多彩的。在课余，我们班结合当时的形势，举行了“华主席送我上大学”诗歌朗诵会。我也诌了一首《华主席送我进高校》：“十月山花竟含苞，门前喜鹊起劲叫。妻子为我理行装，老母一旁咧嘴笑。女儿今年刚上学，说要与我比个高。满屋热气满屋笑，华主席送我进高校。”不少同学还施展自己的特长，展示自己的才华，比如，王柏勋、陈敏尔、徐晓刚等同学的书法和篆刻，杨尔、邵生新的书法，萧忠堃的绘画等。1978年12月5日，我与我们班的王柏勋、许学刚、朱月泉、董凯明、宋焘、徐一中、边信茂、沈建禄、杨尔、杨宇龙、萧忠堃、徐晓刚等12位同学在教室开会，讨论成立“浙师院绍兴分校百草园文学社”。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绍兴地区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并创刊了绍兴地区最早的一本学生自己出刊的校园杂志——《百草园》，里面有诗歌、小说、散文、杂文、儿童文学、歌曲、简讯等。创刊号即1979年第1期，4月2日，我与王柏勋、许学刚校阅完该期的全部文章并定稿，正式面世是1979年4月5日。该期刊有诗歌14首：　何祖仁的《怀念总理二首》、《主子奴才各伤悲》，沈舟的《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李冬水的《华主席的深恩》，王柏勋的《在鲁迅塑像前留影》、《试卷》，董凯明的《梦寐以求的爱情》，陈华艺的《改卷》、《越南——古巴》，常青木的《丰收年》、《大禹陵碑记》，许学刚的《长相思》，陈敏尔等的《民歌一束》；有歌曲一首：　严禄标词、胡加先曲的《重大的决策进军的战鼓》；有散文、小说：　李迪群的《“好好生活”的人》，许学刚的《作客》，边信茂的《游禹陵》；有杂文一篇：　董秋成的《学叶公乎，抑学周公、伯乐乎？》；有儿童文学一篇：　边信茂的《两只小书箱》；有通讯一篇：　徐一中的《戈宝权同志来我校讲学》；另外还有一篇《编后记》，说：“‘百草园’是我校中文科同学自愿结社——‘百草园’文学社自编内部刊物，它是业余文艺创作爱好者的学习园地，以后将陆续不定期发刊。作为一本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欢迎诗歌、小说、剧本、散文、特写、评论、杂文、曲艺、歌曲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来稿。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印上定有不少错误缺点，恳请兄弟学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还承担利用课余时间给78级物理班的部分同学上语文课的任务。我给他们去讲了几篇古文和《诗经》中的几首诗，董凯明去讲了几篇现代文，记得去上课的还有其他几人。

互帮互助，情同手足。

我们班是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大家在求学过程中，互帮互助，互相鼓励，情同手足。对此，我是深有记忆的。记得我们入学还不到两个月，一天，传来了周雪彪的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雪彪非常悲伤，同学们也十分难过。雪彪的经济比较困难，多数同学的经济也很吃紧；但是，大家都想到自己应该在帮助雪彪的事情上出点力。于是，你几元、我几元地捐助出来，以解他的燃眉之急，也尽了绵薄之力，体现了同学间的手足之谊。

就我自己来讲，自我离家入读大学之后，家中剩下古稀之年的老母，自小在城里长大而不擅农活的身体单薄的妻子和7岁、8岁的一双儿女。家中的生活十分艰辛。我每月从14.50元的国家给的生活费中常要节约2~4元，带给家里贴补做生活费用。有时要买书，就向同学借，我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辞源》（第一、二册）等书都是向李仁杰等同窗借的。

同寝室的同学，更是互爱互助、互相体谅。每天打开水的时间到了，大家争着去打；回家的同学从家里带回好吃的东西，如鸡胸、猪尾巴、冬米糖、炒米粉等等之类，也是大家一起享用。这在现在看来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一桩，但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当时，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有的女同学见有的男同学饭量大，有时将自己的多余饭票调剂给男同学。同学之间情同手足，现在思之，倍感温馨。

1981年7月16日是我们毕业离校的日子，师生情、同学谊让人依依不舍。虽无灞桥折柳相赠之断魂，亦有六陵松下细语之缠绵，我们同学之间早已互赠临别寄语。我还给邹志方老师和宋文风老师各留词一首。给邹老师的一首是《鹊桥仙·毕业赠别我师》：　

匆匆去了，金乌玉兔，三载晨昏相处。六陵松语伴春风，便收取、珍珠无数。

寒冬盛暑，讲坛娓娓，抱病何辞辛苦！是严师又似慈兄，别离恨、更须何诉？

（注：　此词是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前夕作而留给邹志方老师的。学校当时的所在地攒宫有南宋六座皇陵的遗迹，有参天古松数十棵。真乃读书之地也！）

给宋老师的一首是《江城子·惜别》：　

星稀月暗寂无声，离愁生，似涛增。不寐几旬、泪透巾双层。慈父严师常庭训，情恳恳，意深深。

东林傲骨在斯身，任歪风，不弦更。两鬓虽霜、烈士虑远征。我辈报之惟努力，年数载，听佳风！

宋老师书杜甫的《秋兴》一幅赠我。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绍兴一中任教。当时，绍兴一中是一所具有近百年建校历史的名校。其名的显赫依赖于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实行的改革，依赖于鲁迅先生任教带来的活泼而严谨的校风教风，依赖于不少学子的勤奋刻苦和奋发有为……该校语文组藏龙卧虎，金月美、马星初、陈文达、钟贞戊……都是绍兴教育界的著名教师。在这样的团体中工作、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压力；但同时又可以促我较快地进步和提高，“伐柯，伐柯，其则不远”。1981年9月，一中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第二年到来的85周年校庆。我任初一（4）班的班主任，教（3）、（4）班的语文，再担负批改马星初老师教的两个高中班的作文（大作文、小作文每周轮流着做）的任务。作文都要详批，全部批完后，要写出对所批的两个班作文的总体情况，供马老师去作讲评时参考。另外还常常要参与校庆的整理材料工作。这么多事情，终于很好地做下来了，只是感到稍有点累而已。现在想想，不知自己当时是怎么完成的，或许是由于年富力强的原因吧？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与母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给我打下的比较扎实的知识和能力的基础是密切相关的。

掬东海之水研墨，难书尽母校的深恩；集举国之喉放歌，颂不完学子的真情。在母校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献上我的小文，权当一缕馨香，愿母校兴旺发达、绵延于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