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源头活水来 鲁兰洲

1978年5月初的一天，下着细雨，20岁的我在绍兴城北桥坐上了解放牌大货车，开往离城30多里的一个小山村——富盛攒宫。车子一路颠簸，绕过青山绿水，1个小时后把我们送到了没有像样的校门、不挂校牌的学校。班主任陈祖楠老师撑着一把黑布雨伞，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人高马大的陈越老师则利索地爬上车，帮学生们把行李从车上拿下来。

入学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这一幕，过去整整31年了，恍若昨日，想起来既清晰又亲切。

苦磨意志

学校当时的物质条件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不仅是简陋，简直是艰苦。学校所在地宋六陵是江南唯一一座皇家陵园，带着很多神秘色彩。这里曾被作为劳改农场，我们男生宿舍都是劳改犯住过的地方。窗很高，光线很暗。地面碎石拌着黄土，且高低不平。为了保持床铺平整，床脚下都要垫一二块砖。但当时大家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些，反而为30多个同学挤在一块感到很新鲜、热闹。黄土地上大家不敢扫地，一扫就尘土飞扬，因此大家都自觉维护地面整洁。发现一片纸屑或是一粒花生米，都会自觉地捡起来放到垃圾篓里。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学期，暑假里学校抓紧时间，硬是在北边山坡下挖出了一块平地，新建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作为男生宿舍。宿舍建起来了，但没有厕所。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张了，来不及建。对于我们来说，窗户明亮，地面光洁，8人一间，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啊。没有厕所难不倒我们。晚上大家方便在粪桶里，一大早轮着挑出去。有几位身材矮小的同学粪桶担挑起来，“三个人”一样高，宋建伟、周乃山等高个子同学就抢着挑。有人跟矮个子同学开玩笑：　你给我半斤饭票，我就替你挑。不久，厕所建起来了，大家像过节一样高兴。

学校实行6元一月的包菜制，每个星期可以吃到一块肉，那可是大家心中的盛宴啊。作为寝室长，我想发扬一下风格，把瘦肉给别人吃，把肥肉留给自己。想不到，此番好心不见得每位室友都认可，来自新昌农村的俞光明同学说：“鲁兰洲，肥肉搭（给）我屑（吃）”。马上又有人说有什么肥肉给我吃好了，越肥越好。现在想来，有些心酸，因为大家实在是太饿了。

现在的年轻学子一定很难理解当时大学生的窘境。初到学校时，我上夜自修时还能买5分钱一包的小酥糖充饥，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那每月18块5角的助学金和生活补贴不仅要吃饭，还要买书籍和生活用品。半夜睡觉的时候，肚子空空的难受，喝杯水就挺到天亮。最开心是寒假结束时，农村同学带来满满一洋油箱番薯干，大家咬得松脆、谈得欢快，过不了第二天就把番薯干抢光了。

毕业前夕，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兼校党委书记任山文视察学生宿舍，发现我的蚊帐有十几个补丁，而且是用夏布补在纱布蚊帐上，十分显眼。任书记在大会上说：“一个城里人，一个从工厂里出来的学生，居然那么简朴，说明我们学校的学生是积极上进的，校风是好的。”我被表扬得满脸通红。当时想毕业后这蚊帐用不上了，将就一下不再换新的。没想到校领导这么看重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30年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我俭朴、节约的意识和习惯从来没有改变，食堂里吃中餐从不剩菜饭。

读出滋味

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主要办学目标就是培养中学教师，毕业后绝大部分人都会被分配到农村当教师。最是辛贫为教师，那时当一名普通工人比当一名农村教师在物质上和社会地位上强多了。我当时在绍兴家具厂任团支部书记，常兼些起草文稿刷写标语的事，进县委学校学习，有望当一个脱产工人。听说我要去师范专科学校读书，师兄师姐们都劝我别犯傻。入学后，陈祖楠老师就问我为什么来上学，我坦诚地回答：　我想读书。这是心里话。除了后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复辟回潮”的1971年至1974年中，我幸运地认真读了两年初中和一年高中，其他时间几乎没认真读过什么书。当时最大的追求和快乐就是能读到书，恨不得把多年的损失都补回来。

我很感激和怀念已在两年前去世的母亲。她极力支持我上学。母亲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省吃俭用供我们姐弟6个读书。劝我不要放弃，说多读书总是有用的。没想到当时走了这一步，就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享受了生活的无限精彩。30年来，靠了组织的关心和自己的好学，我先后获得了省委党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中央党校、浙江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的毕业文凭。现在我又在攻读第三张研究生文凭——省委党校文化学社会学专业。所有这些，都是靠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这张文凭垫底。前年组织部让我参加清华大学领导干部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学习，在一次发言中我激动地说，30年前我进了档次最低的大学，今天来到了我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但是我一直深深地怀念和感激母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是它给我的快乐人生导了航引了路。

对于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求知若渴的大学生来说，学校图书馆实在是太简陋了，因而新华书店每周都会用一辆大卡车把书运过来。这简直就是一场书市盛会。每到那一天，学校行政楼就成了临时书店。里三层外三层的同学围着一间三面开窗的屋子，嘶喊着书名。这哪里是在买书，简直是抢书，盲目地抢书。好在那时同学多友好，互相换着看。大家用从牙缝中省下来的钱买书，读得可用心嘞。我第一次觉得文学的天空原来那么宽广、灿烂。

当时，学校晚上经常停电是最让人感到苦恼的。我们只好到门口的小店里去买3分钱一根的蜡烛。一般看书到11点钟，两根蜡烛也差不多点完了。对贫寒的大学生来说，一个晚上如果点3根蜡烛实在是太奢侈了，因为当时一餐的伙食费也就8分钱。晚上“秉烛夜读”比较奢侈，所以大家就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天蒙蒙亮，学子的身影就游动在宋六陵的山坡上，在皇帝长眠的地方开始了晨读。朗读唐诗宋词，背诵外语单词。这一幕被同学们冠上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　松陵晨读。

为省钱，我和许多绍兴同学回家都会选择离学校较远但价格比较便宜的交通工具——轮船，从未在校门口坐过一回需要花6角5分钱的公交车。大家在轮船上的勤奋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船上静悄悄的，很少有人说话，夕阳透过船篷洒在同学们的书本上，大家专注地读着。

若论刻苦用功，班里首推我上铺的兄弟——来自绍兴鉴湖街的张德明。张德明没上过高中，农村初中不教英语，踏入校门的时候，连英语字母也看不懂。他曾经问我：　靠背椅子模样的字母读什么？我告诉他，读H。张德明从来不午睡，中餐后就啃英语，每天傍晚游泳，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老师们都说，此人必成大器。现在张德明早已是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的教授和博导，出访讲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看原版英文经典名著如读通俗小说。

也许当时物质产品的极度匮乏，反而给大家一个清心寡欲的环境，大家都没有杂念，就是一门心思把书读好。为了提高读书的效率，班里每隔一两个月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大家读了哪本最有收获、最受感动的书后，就到台上去说说，相互交流、切磋心得。主持学校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狄云来每次都会去听学生的报告会，他对我较深的印象可能就在那种场合中留下的。一次“浅谈《红楼梦》的人物心理描写”的读书心得介绍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好评，由此更激发起我对《红楼梦》的极大兴趣，连读了3遍。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心理描写。10多年后，我在《人民政协报》、《团结报》、《浙江日报》副刊上发表《踏香山，觅红楼》、《红楼梦的奇石异草》、《红楼一梦任人评说》等文章，都是得益于那时啃这部经典名著。多次参加读书报告会，还很好地锻炼了我的口才，后来无论是在党校教书，还是当领导干部在各种场合讲话，我都习惯于脱稿，最多列个提纲。毕业好多年以后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听说自己当年能分配到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就凭狄云来书记一锤定音：　这小伙读书多口才好，适合于成人教育。遗憾的是11年前狄书记在杭州去世时，我因迎接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验收团来绍兴，竟无法向这位办事认真、待人诚恳的慈祥老人作最后的道别。

乐在艺中

虽然大家那时都很爱读书，但并不是死读书，而是快乐读书。除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外，课余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晚自修前的1个小时，笛箫悠扬，琴胡婉转，歌声嘹亮。中文班常搞演讲比赛和朗诵会，引得理科的同学们也跃跃欲试。当时我和3位中文班的同学被邀请到其他3个理科班辅导普通话。各班同学之间都很友好，十分熟识。物理班的俞军同学还带着我们各班的文艺骨干到师范专科学校附中联欢。大家欢腾到半夜，食堂师傅给每人烧一大碗肉丝面加荷包蛋。我们挤在学校大货车上唱着歌，深夜里回学校，一路蝉鸣，一路茶香，现在想起来还甜丝丝的。那时，我和同学冯雄伟搭档，自编自演的相声大受好评，竟成了每次文艺会演的保留节目。只要我们俩一登台，还没张嘴，掌声就起了，很是得意。有一对数学班的女声二重唱，非常棒，像鸟儿在林中飞。虽然事隔多年忘了她们的名字，但是那动听的歌声还在耳边。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由同班同学张德明、宋建伟、冯雄伟、樊纪萍和我一起创作演出的一部反映被“四人帮”极“左”路线扭曲的心灵得到复苏的独幕话剧，激起了师生们强烈共鸣。隔壁茶场的职工都来观看，礼堂里挤满了人，但秩序很好。当晚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也就在那一次，因为要在剧中扮演一个老教授，我生平第一次使用了吹风机定发型。这场自编话剧演出具有相当大的示范效应，学校兴起了一股话剧风，78级中文班也开始自编自导话剧，而且十分成功。他们演的《于无声处》水平接近专业剧团。大家自娱自乐，一些节假日、纪念日，学校都会有文艺会演。一系列文娱活动的开展，涌现了很多文艺骨干。

对文艺活动的参与和喜爱，也有助于我日后的工作。我在任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文化是分管工作中很重的一块。作为广场文化活动的办公室主任，光是大大小小的文艺演出就组织了上百场。所谓“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真是忙并快乐着。尤其是2004年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浙江举办，绍兴还是闭幕式所在地，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和群文部主任，那忙碌的节奏、专业的水准和高标准的工作要求真是锻炼人。我同文化厅吴天行副厅长和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在浙江在线与网民互动，反响很热烈。做好这样的工作，既靠绍兴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得益于读师范专科学校时的锻炼。那年国庆节、中秋节和七艺节闭幕式完美巧合，我作为当天盛大烟火晚会总指挥，组织燃放了由几十万市民直接观看的、绍兴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浏阳烟火。

当时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学校挖尽潜力欢娱师生。1978年第二学期，学校买了一台匈牙利产的24英寸黑白电视机，放在大礼堂里，每个星期六晚开放一次。很多同学在下午三四点钟就背着椅子去占位置。除了看电视外，每周大家还可以看一两场电影，因为学校旁边的茶场也是每周放一次电影，我们都会跑过去看。“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战斗片、故事片，我几乎都是在那段时间看的。

当时同学关系非常单纯。虽然年龄差距比较悬殊，有的30多岁，有的只有十七八岁，但整个像大家庭一样，非常融洽。大家的同门之谊很多都保持到了现在。当时，我们班有7个女生，其中3个就被同班男生俘虏了芳心，成了彼此的另一半。

攒宫求学的那段经历，是我心底最深刻的铭记。毕业31年来，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做了许多大大小小事情。认真做事、诚恳待人、不怕困难、充满朝气、生活上容易满足、工作中精益求精，这些品性和习惯都是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就学时逐步养成的，并长期不变。

每年，我总会故地重游，到老校区去转转，看看那里百年苍翠的古松，听听时常萦绕耳边的松涛，走走曾经演过戏的小礼堂，望望校门口常去游泳的反修塘，思绪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的那些日子：　挑灯夜战，松陵晨读，载歌载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