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宁，男，1957年9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81届毕业生，中国社科院
10月初，老同学王柏勋来电话说，在绍兴的同学决定于
78中文的宿舍占据了一排平房中的5间，分别是401室到405室。我们405室共住了9个人，“老大哥”尹天祥年龄最大又稳健持重，故得此尊称。王谦年龄最小，是小弟弟。还有就是高而瘦、严肃认真中有许多幽默的徐一中，说话声音高而快、充满热情的许绍勇，注重锻炼、老觉得自己胃不好其实胃很好的周建保，遵纪守法、非常爱惜课本、上完课要把课本放皮箱里收起来的孙国扬，爱读爱谈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周校根，急匆匆而来、急匆匆而去，永远都是匆匆来去，似乎有办不完急事的沈建乐——有意思的是，这次聚会见到建乐，他在这个人人陷入减肥困境的年代里，依然故我地保持着他从前瘦而精干的状态，我想这一定就是长期得益于他那种急匆匆的行动方式了。至于我的特点，据他们后来说，就是那个大木箱子非常扎眼，那是我妈为我结婚准备的，如果这次还不能上学，按农村惯例，再过两三年我就必须结婚生子了，而那个木箱子，就是结婚必备的用品之一。
在这样一个大约只有20平方米，人口密度极高的宿舍里，我们过得真是既丰富、充实，又其乐融融。拥挤成了我们九人说笑的材料，由说笑而亲密，关系反而更和谐了。比如有一天，在天祥上铺的建保高高地坐在床沿边，把一双穿着臭袜子的脚垂下来，刚刚就垂在下铺坐着的天祥的鼻子旁边。天祥始而不觉，继而警觉，斜眼一看，那双臭脚就在鼻子旁边。天祥徐徐叫道：“建保！”建保就答应：“哎！”天祥拍拍那双臭脚，用他那种妩媚而恳切的嵊县话说：“请你高抬贵脚哦！”大家听到“高抬贵脚”这种奇怪的说法，就都抬眼看他俩，一时被这个情景逗得乐不可支，似乎其中有无限的妙处。此后好长时间，“高抬贵脚”成了我们宿舍的一个掌故被经常引用，因为在这样一个叠床架屋的空间里，需要高抬贵脚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遗憾的是，这次30年后的聚会，我兴冲冲地把这个故事说给天祥和建保听的时候，他们竟都不记得了，一脸茫然地说：“是吗，有这个事吗？”好像我编造似的。
那时，读书学习当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现在对恢复高考头几届学生，有种种评论，说他们是最最勤奋的，如何如何。我觉得我们当时读书最大的特点，是正派、大气。我们特注重分数，但考试作弊这种事是从没有听说过的，就是想一下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学习上的事，没人会藏着掖着，听课笔记、准备的考题，都是公开、流通的。虽然很注重分数，但考试结果出来了，他高几分你低几分，谁都不会斤斤计较而碍及同学情谊。有时为一个问题争论起来，脸红脖子粗，几乎要老拳相向，但没过两小时，就烟消雾散、云开日出。中国革命史一课，因为有很系统的教材，听课时我就没做笔记。没想到主讲老师在最后却宣布，这科不考试了，检查一下听课笔记，根据笔记认真的程度定分数。这下我可急了，怎么办？紧急之时，绍勇慷慨地把他记得非常整齐详尽的笔记本借给我，让我补抄。分数出来后，让我俩都大为惊讶的是，给我定的分数居然比他高。一向说话声高而快的绍勇这回没了脾气，只是一脸无奈地反复说：“有这样的事诺，有这样的事喏！”但这并没有一丝一毫地影响到他对我的友情，我们的友谊30年来还像当时那么鲜活。
说到读书，有一件事恐怕要成为文化史上的奇闻，很多文章都写过了。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些被誉为“重放的鲜花”的中外文学名著陆续被印出来，引起全国性买书读书的狂潮，中文系当然尤其如此，我记得杨尔就去新华书店通宵排队，买回来了《唐·吉诃德》。为避免争相借阅之争执，不知谁发明的办法，把所有借阅者排队编号，规定时间，依次阅读，不得拖延。我就是这样在杨尔那儿借读了《唐·吉诃德》，规定阅读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傍晚6点。可惜，我现在已经忘记我的上家和下家是谁了，但是杨尔到405室来送书和取书时，作为该书所有权人和阅读秩序维护者那种郑重其事和因为肩负重任而如履薄冰的样子，却是一下就回忆起来了。
这次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绍兴筹备的同学们的安排妥帖而又丰富。我24日晚到绍兴，就由冬水张罗，几位同学赶来聚餐。25日上午，也就是30年前我们到校报到的日子，我们近40位老同学在绍兴文理学院行政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重又聚首。当年的
说我们405室的一中同学严肃认真又有许多幽默，既不是虚誉也不是讥贬，而是事实。有一次上政治经济学课，老师讲到劳动创造价值，多少劳动就有多少价值，两者是对等的。这本不难理解，可有个同学钻牛角尖，想出一个稀奇古怪的例子说，一个人捡到一块黄金，弯腰捡拾的劳动很小，而所得黄金的价值却甚大，对等吗？由此课堂上争论起来，老师在一边有点手足无措。我心知这问题不对头，但也说不清为什么，贸然站起来说，别争了，这问题不属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好些同学的哄笑，一时让我很无助地呆在那儿。其时，一中就坐在我旁边的位子，我见他涨红着脸和脖子，非常严肃而气愤地说：“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嘛！”这次30周年聚会，一中也发了言，谈到他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受的教育以及他自己做教师的追求时，说着说着就严肃起来，似乎要把人间最深的道理说出来。一中就是这样的。
我们405室当时在班里好像比较平。在班里数组织领导能力、专业的基础和功底，或者书法、音乐、体育等突出的专长，好像都数不到我们405室。我们405室就尽是按部就班地上课、自习、考试，然后就是享受我们的闲谈，互相的打趣，品味突然冒出来的幽默。有一阵，我跟着建保每天早上长跑，但他有一次说我跑步的姿势不好看，我就不跑了。在学业上，我们寝室唯一有苗头、在班里形成影响的，我觉得应为校根。上文已经说过，他爱读爱谈车、别、杜（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每每见到他胳肢窝下夹着厚厚的车、别、杜的专著，摇摇晃晃来往于教室、宿舍和食堂之间，我们就觉得有学问的大学生就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校根对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从作品到理论，确实读得很多，知识很扎实、很系统。我就是由他介绍，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有一次他跟我说，杜勃罗留波夫有本厚厚的小说写一个懒汉，光写他早上从床上醒来到下床穿拖鞋，就足足写了半本书。我很好奇，赶快把书借来一读，果真如此。下回两人再谈起这本书的时候，就不禁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校根书读得多，但字写得很糟糕，笔画扭扭曲曲、重重叠叠，看他写的文章很费劲。现在，校根早就下海经商，据说赚了很多钱，想来已经不读车、别、杜了，只是他签合同、开支票的时候，字还写得那么糟糕吗？
25日的聚会以后，一中、建保、仁杰、宇龙、我，还有吴子慧和支孟宵，意犹未尽，要去攒宫老校舍看看。一路开车过去，高等级公路宽阔平直，已非原来狭窄颠簸的简易沙石公路可比。只是到了攒宫老校址，却已是满眼的墙倾屋圮，路断草荒。我们405室几位老友费了很大的劲儿，想要辨认405室的所在位置，终究还是枉然。虽然我们早知老校舍已被废弃，对绍兴城内新校园的现代化建筑之宏敞壮观，也早已赞叹过多次，但是看到我们3年学习生活于斯、歌笑于斯、同窗情谊缔结于斯的地方，竟成了被遗弃之废墟，还是不免感慨系之，惆怅之情几不可抑。我们中有人说，要是这儿还是原来的样子，将来我们领着孙儿孙女到这儿，指给他们看，这是你爷爷当年的宿舍，这是你爷爷当年的教室，那才有意思呢！的确，什么是百年老校的“意思”？什么是大学的传统、大学的精神、大学培育的青春梦幻和学生一辈子的人生真情？传统、精神、理想、友谊，不但铭刻在心中，摹绘在纸上，还要有精心保存的实物的传承和见证。弘扬传统、守护大学精神，要不要守护它的有形的历史呢？这是我们这一代建设者要深思的。
405室已经不在了，攒宫老校已经不在了，但是只要一闭上眼，当年的情景就又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就如同昨天刚发生过的事。我想，凡是1978年到1981年在405室住过的，都是一辈子不会把它忘记的，互相之间也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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