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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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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情怀——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 李德忠

2010-04-02 5315

李德忠,男,19569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物理81届毕业生,浙江大学本科。现任浙江省国资委副主任、副书记。

2007年,距离全国恢复高考整30周年,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我的母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来了。尽管这所学校已经几度易名,但在我的心目中,最光辉的还是这个朴素的名字。这个名字曾经带给不少人突然间的重大的人生转折。

不过我要慎重地说明,我喜欢昨天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也一定喜欢今天的绍兴文理学院的。就像我喜欢松树的根,同样喜欢着整棵松树一样。

想起了母校,便总想写一些纪念母校的文章。但是每每因为无从下笔而又搁置起来。岁月已经远去30年,不少的事情已变得恍惚。这倒不是因为对那三年校园生活的记忆模糊了,对50开外的人来说,过去的事情倒是容易记清的,记不清的是眼前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最后决定写这篇文章,其实还是原来那个念头的促动: 是该写写我们的母校了。因此,记忆便自觉地把我拖回到那一段时间的隧道,我则由着自己随意地捡取起遗留在这条隧道上的点点滴滴,不管是否捡得合适和从容,但都是我一个作为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心里话。

揣着通知书去报到

那一年,我有幸跨入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大门,当时另有一块牌子是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不管怎么说,是考进大学了。对一个在家中已经待业4年的我来说,如同梦幻,昨天还是空持着“留城证”的社会青年,今天已经成为了一名揣着大学报到通知书的物理专业学生了。

那时,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坐落于绍兴县富盛镇一个叫“宋六陵”的地方。我后来知道,那里还有一个以“东方红”命名的茶场。说起来惭愧,身为绍兴人,还真不知道宋六陵在何处。报到那天,我是坐着轮船从华舍到绍兴城里再转乘汽车的。

我一直以为,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大学是文明的堡垒。因此,大学应该都是在城里的,校园中应该是有些高楼林立的。学生们挂白色的校徽、老师们佩红色校徽,月夜下夹着比中学课本大些的书,意气风发地在校园中走进走出。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不再认为会像小学校舍那样是由一个老旧的庙宇改造;我不再认为会像中学校园那样,没有几幢像样一点的楼房。那时,我还不知道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后来看到这段话后,我觉得,有过大学应有高楼的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少,否则先生不需要这样说。

但不管人们怎么说,大学依然是了不起的地方,否则,何必那么兴师动众,何必让所有考生在同一时间答同一张试卷。我一想起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入高考试场,与北京、上海、内蒙古、新疆(我想得很远很远,因为搞得不好,我都可能填上这些地方的大学作为我的志愿)等全国所有的陌生地方的学生一起去回答一样的问题,我就觉得有点自豪而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然而,这种激动很快在我报到的那天开始消退了。

前文不是说到绍兴转乘汽车吗?我开始以为是转乘城区内的公共交通,哪知道坐的是长途汽车。车子七拐八拐,三下五去二便毫无保留地穿出了绍兴城区,直奔郊区而去。

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 不在城区,也会在城边。大学是读书的地方,完全在城里也真没有那个必要;或许就不应该在闹市区的,大学要远离喧嚣,要与分贝数颇高的市中心有些距离,这样,或许离书本可以更加近些。

总之,我对大学有着十分美好的想象。我可以武断地认为,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在家中待过业,又去农村下过乡的那一代人,普遍都会有这种美好的想象。人们往往会把一时追求不到的事物想象得格外美好。上大学读书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奢望,是一种天大的梦想。哪像今天能够那么方便地去参加高考,只要你愿意读书、考试,你就可以大学、硕士、博士,一个劲地往上读,直读得你生厌为止。人的逆反性极强: 当有大量的书可以读的时候,偏不要读了;在捞不到书读的时候,又一个个都像高玉宝似的: 我要读书。我们是一群十分喜欢读书的人,原因之一恐怕就不排除那时候实在太没有书读了。

车子就这样开着,开着。已经开得完全没有了城市的迹象,也没有了郊区的模样,两边连房屋都少见起来,整个的是在山区之中行驶着,我认定,这绝对是来到了比我的家乡还要乡下的乡下了。不过,不知为何,这时我的心中倒确实也无多少懊恼,可能是被窗外的山景打动了;也可能是因为我相信: 不管汽车怎么行驶,总要驶向远方,驶向校园,前面总要出现一个大学模样的。终归,不管怎么样,哪怕进入了荒山野地,我也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来到的。我阿Q着自己,长期生活在河道纵横的水乡地带,还真没来过如此群山起伏、满眼翠绿的山乡。

车子真的驶在了漫漫山野之间了。当车子完全行驶在两边都是起伏着的山峦的石子马路上的时候,我好像已经又很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也许是抗衡外界的力量实在过于单薄,那一代人是蛮能接受既成事实的。存在决定意识,望着满目青山,我开始转起另外一个问题了: 看来绍兴原本不只是水乡。人都说绍兴是水乡、桥乡,那是说的人从来没有来过我现在要去的那个叫宋六陵的地方。明摆着崇山峻岭,分明见不到一条河的踪影,还叫水乡?这不也是一种瞎子摸象,不是吗?绍兴水乡一带,船只可达。在公路还不通的时候,河流便是公路,船舶便如同汽车了。周作人便说过:“我的故乡……普遍代步都是用船。”人们总得往方便处行走、集聚。中华民族祖先不是发端于黄河流域吗?西方人类文明不是起源于地中海周边地区吗?世界上特大城市不是大都建在海岸线上吗?因此,绍兴老城建在河道发达的地带也是件当然的事。问题是,当人们习惯于进出绍兴城区,又习惯于以船代步后,人们的思维渐渐地固化为绍兴有的只是河道的纵横。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将此意念再进一步地发扬光大,最后便好像从地理上都将绍兴界定为只有水乡,而无山区。作为区域,从地理上误解那是带有根本意义的误解。然而这实在有失公允,绍兴原本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的,而且是其他地区没有的稽山。

看来,把学校办到山区来也是有道理的,不要老跑人多的地方,老在交通便利处晃悠晃悠。人多的地方问题多,如同交通便处尾气多一样。人们,特别是正当青春的人们,是应该来这略带些荒凉的地方开辟开辟。开辟有利于提精神,响喉咙,积能量。我一路就这样瞎琢磨着,已经成为了一名学生,重新充满点想象应该理所当然吧。直至车子驶入校园,我还没有完全从这些想法中钻出来。

位于宋六陵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

车子最后就停在了这个叫做“宋六陵”的地方。它属于富盛的行政范围。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块很大的盆地,四周被群山环抱着。盆地上大面积地种植着茶叶,整片地郁郁葱葱。不过,这一块盆地也不是非常平坦,倒有些像金华、衢州一带的丘陵,但比丘陵的坡面又要来得缓和些,所以,盆地是作着些波浪样的起伏的,那片茶园就随着盆地的起伏也波浪状地起伏着。

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校园就在这一片起伏着的茶树的包围之中,周边尽是一片油油的绿色,只有学校的正大门对着的那一条石子公路才显示出山里特有的带着赭红颜色的泥土来。这是一条放到哪里都不会显眼的山乡公路,但在这一片绿绿的茶园里倒显得特别的亮堂,不是因为其宽敞,实在是因为有了这种好看的赭红色。每当有车子经过,路面总会随之翻卷起一团团同样是赭红色的灰土来,眼一蒙眬,真的很像一抹晚霞落到了地面。沿着这条公路继续向东行驶,可到达那时很有些影响的上旺大队。而公路的两侧照样是有了些年月的大树。

师范专科学校就着盆地北边的一座不高的山坡依山而建,如果从远远的高处去观整个校园,就像是一个袖珍的山城正攀附着山岩在往上缓慢地生长着,而所有的房子就卧在渐渐升高的山脚和往上升高一些的山坡上。山的坡度不大,所以,走在上面,不太容易感觉到这种倾斜,光看脚下也发现不了房子是建在斜坡上。

校园的大门正面朝南,那里安置了两扇扎扎实实的大铁门,门两旁夯筑着同样是扎实墩厚的水泥大柱子,每扇铁门各有两个大铁锲子实实地插在牢固地镶嵌在水泥柱子上的大铁扣子里,每当大门开启或是关闭,这几个活动的部位就由于金属间沉重的摩擦而发出一阵闷闷的有点像打雷似的隆隆声。管大门的老人姓石,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管他叫“石公公”。石公公个头不大,有了些年纪,背还有些驼,但身子骨很结实,面色整天红润着,动作非常的敏捷和快速,这与他的年龄有些不相称。石公公和蔼善良,与学生们相处得很好。石公公便负责大门的开和关,好像还要收发每天的信函。我读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三年,看着他佝偻着躯体开关了三年的大门。不知为什么,一想起石公公,心里便会产生一种有些压抑的感觉,仿佛耳边又回响起了大铁门摇动时那熟悉的轰鸣声。

大门一开,直着往校园里面望进去,便是依着山坡而渐渐往上升高着的一条石子路,这是师范专科学校校园内最宽的也是最主要的道路了。路面间距有5~6米,上面铺着同样是带些赭红色的山泥,宋六陵一带的泥土都是这个样子,这种泥巴下雨天不沾脚,大概是含沙量比较高,走在上面,沙沙作响。如果遇上有整班同学体育课跑步经过这条路,那个齐刷刷的声响听起来实在有些壮观。我记得不少同学还喜欢在这个时候故意踩得更用力一点,使得那种沙沙声更加响亮和坚定。每当这个时候,我内心都有一种振奋的感觉。

路的上空被两旁茂密的大树遮阴着,这一点倒与绍兴城里的西小路一带的景色差不多,颇有点公园的味道。我忘记了是什么树种,阔叶的,有点像法国梧桐,反正树干很粗,长得很茂盛,使整条道路充满了生机。如果站在大门口直直地往校园最深处望过去,长长的、深深的,加上树阴茂密,带有些墨绿色的光透过密林稀疏地打在地上,地面依稀有了些斑斓,很是有些深邃的感觉。每当走在这条路上,总会觉得这是一条很有些深沉和活力的路。

这条路差不多就成为了“师范专科学校之路”。若要进出校园是一定要走过这条路的。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在这条路上走进走出,至今印象之深相当于当年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了那张入学通知书一般。

顺着这条路走进校园的深处,稍向右拐,便能看到一座独立的小楼房,我的记忆中,好像那是学校内最漂亮的一幢好房子了,学校的管理层就在这座楼房里面办公。尽管我们对这幢房子充满着好奇和神秘感,但从来不曾想过要去里面逛逛。

以这幢小楼为中心,周围有秩序地坐落着不少的建筑物: 教学楼、大会堂、图书馆、操场、大食堂,等等。由于地处山区,学校占有的土地面积便比较大,每幢房子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周边都有较大的空地,所以看起来特别宽敞。

学生宿舍就坐落在校园的东南角。四周用高高的围墙隔离着,算是校园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宿舍区俯视呈现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北端朝西部位开着一扇门,这扇门不是铁的,而是用木板制成,看上去不如铁门结实,门也不宽,并排的话只能容2~3人进出,但与宿舍相称,有些像家的门,因而很是温馨。

这扇门的位置算是学校的一个军事要道口了,大多数学生每天必然要在这个门中进出,我有交往的其他班级的同学大多是在经过这个门时认识的,门小距离近,一回生,二回熟,这次不搭理,怕生,下次总该打个招呼了。所以,这扇门蛮有些友谊的味道。

出这道门后便是那条赭红色的师范专科学校大道了,直接横穿过大道,对面就是学校的食堂,老师和学生们都在同一个食堂用餐。

长方形状的宿舍区南北长、东西窄,男女同学的宿舍都设在这一区域中,每幢宿舍的规格和大小差不多。学校将女学生的宿舍全部安置在靠南边的最后几幢,女同学进出还是要走过男同学的宿舍群;而男同学们就无须往南走到底,中途分道便可各自进入自己的宿舍了。所以,男生们在宿舍区内轻易便不往南边走去。若有哪个男生往那个方向走动,看过去是非常醒目和扎眼的。

问题是,宿舍区内唯一的一口水井打在了最里面的那幢女生宿舍的前面。山区没有河流,校园外面虽有水库、池塘,但都比较远,男生一个个天生的懒惰,能就近洗洗衣服已经算勤快得不得了了,哪有可能再跑出校外去。每当这时,男生们便也无多少顾忌,来来回回地出没于那口老井了。男生出入老井最多的时段大概在放假前后和体育运动结束,这两个光景是非去井中打水搞卫生不可的。

所以,进出女生宿舍区最合理的理由便是洗衣服。别的理由几乎不可能找到,因为那里再朝南走是条死路,那里竖着一堵实墩墩的很高的墙。

走出学校正大门,穿过赭红色的公路,正南又是一条石子路,这条路面略显狭窄的小路径直通往东方红茶场的场部,场部离学校不太远,也就1里来地,里面有些红墙的房子。同样也有不少青年男女进进出出,他们大多是从城里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场部门口一直往南走下去,那里有一个大大的青龙山水库。每逢夏天,同学们都来到这里游泳、洗澡,我敢说,这个水库恐怕也是师范专科学校的同学们印象比较深的地方了。说得大一点,有点像师范专科学校的西湖,若有同学故地重游,多会重返库区一览,那里很能找回一点青春的感觉。

而对我来说,印象比这青龙山水库还要更深一些的,倒是校门口的一个没有名字的小池塘。池塘不是很大,但由于离学校近,水又清澈,生活在山区能如此就近靠拢一泓池水,实属非常难得。池边上有两棵长得特别歪扭的柳树。人歪扭难看,树歪扭成景。有一棵还几乎是平伸着躺在池上面,人踩在树干上可以晃荡着一直走向小池的中心。临近毕业的那段时间,许多同学来到池塘边,背正好对着学校大门,以这两棵柳树为景,摄影留念。池塘边还是读书的好地方,我当时就想,哪个有心人只要把公路稍稍往南挪一挪,这个小池便可以圈入师范专科学校校园内,那时,再在池边筑一凉亭,放些靠椅,让师生们有一凭栏处,潇潇风雨时那会更好。当时的师范专科学校校园什么都好,就是缺少这一池水塘了。我以为水生灵性,要不北京大学为什么有许多故事都会发生在未名湖畔呢?师范专科学校若有几方小池,则可请中文班的师生文绉绉地取几个雅名,一届一届的学生下去,有着些雅名的小池也会渐渐地阔起来的。

其实,位于宋六陵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真正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耸立在大片大片茶树丛中高高挺拔着的那一棵棵松树。

这些松树的长姿十分特别,都是先直直的树干,生长到十几米后,再在顶上虬枝横生,做着复杂的穿插,形成千姿百态、苍遒孤傲的松冠。远观,棵棵矗立,近看,如同穿天长龙,呼啸着直蹿云天,再潇洒地飞舞于半空之中。这些雄壮的松树在茂密矮壮的茶树簇拥下突兀地生长在那一块广阔的盆地上,这边一丛,那边一丛,完美地点缀在师范专科学校校园的内外和东方红茶场。

这些松树多为元、明朝代的遗物,栽种这些松树的真正用意是为着脚下那个有着南宋6个皇帝的陵寝,这个位于富盛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脚下,实际上就是北宋末和整个南宋朝代的皇陵区域,故名叫“宋六陵”,按史书记载这片土地下面共有陵墓101座。当时我们知道有这回事,但不知道有这么多。怪不得有一次同学散步时不经意用脚踢出过半块铜镜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坐落于此,铺盖其上,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

校园生活的片段

我们上课的教室设在一幢三层四开间的教学楼里。我们搬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真正地用过,教室里面充满着一股浓重的湿的石灰气味。

物理班就设在二楼,二楼另外还有政教、化学和中文。每层教学楼正朝南面都有一溜过道,每次课间休息,同学们便三三两两聚集在过道上聊天、抽烟,但很少有人嬉闹。

78届的同学年龄跨度极大,全国都一样,大都已过了嬉闹的年龄段。国家想让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积聚起来的这群大龄青年中的一部分能在一生中有一次圆大学美梦的机会。不过,真正能圆上这个美梦的人不多。有人说参加考试的人中只有261上了大学,那么,加上未参考的呢?反正,我的那个高中班,56个同学只有3人圆上了这个梦。圆梦的同学中,最大的是“老三届”生,年龄大多是三十四五了,最小的为那年的应届生,他们的运气好,高中一毕业就碰上了刚刚打开的高考大门。我们班50位同学中有超过2/5的同学是“老三届”的,他们几乎都已经有了家室和孩子。他们可能压根儿就没想过,这辈子还能再读一个大学,还有缘分与我们这批浑小子们待到一起。课间站在过道上抽烟的多半是这些“老三届”的同学。那时,能抽烟好像是一种成熟的象征,那缥缈着的灰色烟雾看上去很像已经白白流逝的青春岁月。另有2/5则为我们这些位居中间年龄的;应届毕业生占1/5左右,其中有个嵊县的同学,姓裘,刚16岁,实习那年,走上讲台,还打翻过桌上一瓶没有盖子的红墨水,要命的是这瓶墨水还能着了魂似的顺着他的白衬衣往下滚落到地上。我友好地记着这位同学的这一件事情,他让我扎扎实实地回到了在上虞章镇中学实习的时光。

我特别敬佩这些“老三届”的同学们,他们经历的人生甚至已经不能光用“坎坷”两字来概括,不顺的经历使得他们有着比其他同学更为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也使得他们为人处世更加谨慎和考虑周全。这批同学绝对是一群不怕挫折、面对现实而又能笑对人生的人,尽管这种笑中也存留着不少苦涩的成分。这次意外的圆梦重新激发起了他们原本就有着的高涨的学习愿望,刻苦、努力、认真是这个群体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我第一次地看到了个人的命运真的紧紧地系在国家命运之上。三年之中靠着这个2/5的伟大影响,使得另外的3/5的同学们也显得格外老成和练达。78届同学是异常成熟的一届。

我们班上有一个“老三届”的同学,人非常厚道,家境很是有些困苦。他告诉我,他有三个孩子,全生活在诸暨农村的大山里。他的愿望就是毕业后能回到老家做一名教师。一天,他拿出全家的合影给我看,上面阶梯形地站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人手中还捧着个篮球,眼睛都是大大的,非常像他们的父亲,照片的背景便是他家乡的大山,一色的翠绿。我当时想,他是从一个山村来到了另一个山村,可能比我更没有新鲜感吧。然而,他的理想仍然和大山连在一起,全没有额外的奢望和幻想。在当时,有如此务实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也可以说这就几乎代表了那整整一代的“老三届”生,也深深地影响着和他们有着较大年龄差距的其他同学们。78届,历史造就了其必然是务实的一代。人一旦务实,是一定能干些事情出来的。我后来一直在想,这批同学毕业后不光可以去当一名教师,其实只要让他们进入其他领域,一个一个也都会干得很棒,或许又会打拼出另一番天地。凭什么说这句话?就凭着忠诚、务实、吃苦和执著,这些成就事业最需要的品质要素在“老三届”和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年的同学们身上都有,有时还表现得很强烈、很充分。我至今仍固执地认为,对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挫折对人的影响,莫过于人对人的影响。毕业以后的好多时候,我都依稀把自己当成了“老三届”中的一员。

我在课间特别喜欢跑上三楼放眼远眺,远眺那周边一片辉煌的松树。高处观松可以平视着见到最近的那一丛松的树冠,这与平日仰视着看极为不同。十几棵高矮相差不多的松盖互相纠缠着连成着一片,分不清彼此,紧紧地互相团结着。往下望去,十几根齐刷刷的松杆一起支撑起顶上的这一块厚厚的墨绿色的松针层,整个造型给人以一种好像未曾见识过的奇异植物的想象。松针层厚实、稠密,日积月累,使得不少已经枯黄的针叶也夹在其中,牢牢地掺和在新绿的针叶之间,这使得那一层松针的面的色彩有着异样的丰富和变化,呈现着宋六陵特有的印象主义。松针层之中,不时地有一些精灵般的小松鼠在蹿来蹿去,有的枝杈上,还高高地筑着一些不知名的鸟的窝。

我的课间休息,有许多时光就是在这种对松的观望和遐想中度过的。我可以绝对地说,这是一种最好的课间休息,因为再没有一所大学是建在皇陵之上的,只有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只有皇陵之上才生长着这种有着宋元记忆的古松。当年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同学都是一个一个踩着这种记忆走过来的。我相信这些很有些精神层面上的象征意义的树给了每一个同学整整三年的熏陶,而这种熏陶甚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重新塑造许多人的一生。

直到今天,我也念念不忘那些伫立在山野间高高的松树,可能是我喜欢绘画的缘故,我还认为它们几乎铸造了我整个绘画的灵魂。每当山风吹来的时候,那一片吼叫着的松涛,是那么地让人刻骨铭心。

我一直喜爱中国画,因此有缘认识了著名的版画家冯俊臣老师和书法家章剑深老师,他们是师范专科学校内专业的艺术教师。我有不少的课余时间便泡在两位老师的工作室里。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这种业余的浸润,我在物理专业之外,又修了一门艺术专业,而且是与老师近距离的接触,时常目睹着老师完成整幅作品的创作过程。冯俊臣老师是一个十分严谨而认真的人,我在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期间,每年度由他主持进行一次“书画篆刻展览”,我参加两次,并都获得国画二等奖,我当时问冯老师,为何不设一等奖,老师说:“师范专科学校没有艺术系,都属业余,故不能设一等奖。”为此,我还专门与之理论。但老师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我和冯老师在这种业余的艺术交流活动中,建立起了深深的友谊。有一次发奖,他特意以一本篆刻印谱作为奖品,对我说:“你学国画,一定要学书法和篆刻。”章剑深老师则入迷于临写《兰亭序》,极其刻苦认真,几乎精细到任何一个细小的书写动作都不放过,他是我所碰到的第一个非常用心地去体会王羲之书法精神的老师。他有不少时间也沉浸在国画领域游弋,使得我与他有了更多的交流。他时常长时间地坐在松树林中,对着松树静静地写生,这个时候,年轻轻的他看上去便像一个正在坐禅的老人,异常淡定。他告诉我,要想方设法把书法的用笔放到绘画中去。他虽是老师,但和我同龄。我们成了好朋友。毕业那年他送我一幅四尺对开的国画,意写太湖之滨的鼋头渚。

老师的工作室与我们学生宿舍并不远,中间只隔着一片松林。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穿越松林是极其平常的事。学生宿舍都是长长的一溜,中间为一过道。我们的宿舍靠着过道的一头,夏天的时候能很方便地走到露天去乘凉、聊天。宿舍住着11个同学,显得有些拥挤。地面为三合混凝土,窗户开得又大又低,使得我们的书桌与窗台平齐着,采光很好。同学们喜欢在窗台上放置些瓶瓶罐罐,里面种植着从山里采来的野花草。

许多同学喜欢在星期天去爬山。那里没有城市,没有电影院,没有公共巴士,也没有新华书店,那里没有城市的一切。但那里到处是葱绿的山,到处是曲曲弯弯的山间小道,到处都是美丽的野景和清爽的空气。每当映山红开花的季节,宿舍区内便随处点缀着盛开的花朵,或插在地上,或养在瓶中。鲜花最动人之处就是容易给人以浪漫,年轻人有着浪漫的幻想,花香便极易和青春连在一起。学校是最适宜种植鲜花的地方。我们不是城里的学生,我们是乡下的学生、山里的学生。但我们与所有年轻的学生一样,也充满着浪漫的心情。

紧挨着我们宿舍隔壁的是那一届唯一的一个体育班,这一班的同学我个个面熟,因为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但是我们物理班的同学也几乎是最不愿意他们成为我们的邻居,因为在我们最需要安静的时候,往往会传来他们肆无忌惮的吵闹声。他们几乎不需要演算动脑筋的习题,而我们天天有着太多的苦思冥想也解答不出来的物理题。每当我们正在安静地做着作业的时候,他们那边会冷不丁地突然发出一阵阵毫无抑制的怪叫声。运动使他们很难安静,而需要安静的我们便很难与他们合群。说得夸张一点,他们成为我们邻居的唯一好处,就是不用看表,便知道何时为用餐的时间,因为一到吃饭时间,他们会整齐地敲着饭盒张扬地走进走出。若还有什么可赞扬之处,便是每当茶场放映露天电影,他们会早早地占据有利地形,可能是力大气壮,他们的地盘往往最为稳固。我们作为隔壁邻居,也可沾光享受。不过,三年下来,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的冲突。

相反,由于我班篮球队员的作用,全校同学中与体育班的交往还是我班算最多的。当时,我们物理班的篮球队经常与体育班有着势均力敌的厮杀。虽然打不过其一队,但往往能将其二队拿下。时常与高手较量,应了“取法乎上”之理,物理班的篮球队在全校其他班中那是独占鳌头的,始终全校第一。我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着刘光明老师所教的力的平衡和能量守恒在起作用,若不是,那很难解释为何物理班老赢。同学中,篮球打得比较漂亮的是王茂林、吴耘、孙锋、朱新国、鞠宏等。不过,我的印象中,孙锋同学打得不错,就是老要蹲下来休息休息。另外与体育还有缘分的,那要算得上我班与78中文班的女子4×100 m联队了。所谓联队,就是两班各出2位女同学联合参赛,我班是傅蓉心、孙毕红,中文班是卢一勤、吴智慧。说来奇怪,这么一联,也就稳坐冠军宝座了。我不以为这符合哪一条竞赛规则,当时也未听到别班同学有什么强烈的抗议,但很像目前球队所引进的外籍球员,也有些像现在时髦的强强联合。不过,我已经忘记了那些奖状上是如何来表述这种合作的。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甚至感到体育班的同学其实比我们可爱多了,要是没有记错,同学间能相互挥泪而别的可能就是他们。他们不吝啬自己的眼泪,潇洒而轻松自如地做到了该笑则笑,该流泪便流泪。人生,说到底,便是由笑和哭构成的,体育班的同学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很有智慧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同学间相处三年的感情。而我们班的同学做不到,理科班的同学被微积分整出来的超出年龄的老成,哪怕有千担泪水也决不会流出一滴。这使我对他们有了另外一种认识,以为他们是一群很重感情又能适时流露的人,我们缺少后者。说实在的,当时我看到那些依依惜别的场景,真还感到非常的别扭。现在对他们泪花的赞美,算是积我50年之功力才感悟到的。正如我单位一位年轻大学生问我:“你们读书时怎么会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而我们则没有?”我告诉她:“那是因为你们还在创造着美好,到我这个年龄你会悟到的。”我讲的是真话,正在创造美好事物的人一般是感受不到美好的存在的。当你停止了创造,才会去悉心体会曾经创造过的美好的价值。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还多亏有了他们,是他们创造了不少保持着纪录的体育成绩,是他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地记着: 我们正年轻。写这篇文章时,我真的有些记挂当年这批生龙活虎的体育小子们,今天是否还是那么的青春?

我们的老师

那个年代,由于高校刚刚开始恢复教学秩序,不少大学都是匆忙招生仓促开学,因而高校老师奇缺。教我们的不少老师有的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有的戴在头上的各色帽子还未被完全摘除。学校的条件又特别艰苦,只有一辆校车,每星期只开一趟去城里。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BP机,整个学校也没几台电视机,我记得那一年有关老山自卫反击战的最新战况,同学们都是挤在大礼堂中,昂着头从一台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的。但老师们和我们一样,都非常地珍惜这刚刚来到的大好时光。过去了的经历,流逝了的年华,使得每一个人都特别地懂得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懂得时间最易消逝,懂得应当抛弃所有的杂念,懂得千万抓紧那久违了的课本,一句话,特别地懂得珍惜。

老师们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带着那一代人独有的质朴和真挚,与同学们真正地打成一片。教书的恨不得将他们知道的都给了学生,读书的巴不得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师生之间这种良性的互动是一种遭劫难而后生的自觉互动,是人类的大智大爱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场时代性的井喷。至今,老师们的笑貌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当然,三年中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许多,我的文章不可能一一涉及,所以,只能通过摄取一些自认为可以录成文字也是影响较为深刻的事情,从中去回忆我们的老师。这里绝没有半点的孰轻孰重,也没有任何的想随便评论我们老师的意思,若不经意在文中涉及老师一些可爱的言行,那全是因为学生心中留着非常甜蜜的回忆的缘故。所有教我们过的老师都是我们的恩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何况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岁月里,是那么一批特殊的老师教着我们这批特殊的学生。

我们的班主任叫刘光明,带嵊县口音,中等个头,略有些肥胖,讲话一板一眼,一顿一挫,普通话虽然不准,但吐字非常的清晰。他的班主任当得很认真,所以也特别辛苦。对待我们还有着不少疼爱孩子似的成分,有些时候让同学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同学中已有不少的父亲和母亲。但同学们依旧都能从内心接受和理解刘老师的一片真情,也因为不少已为人父母,已经进入社会,已经成长了,已懂得什么叫爱。他同时为物理系普通物理学的授课老师。当时选择的课本是南京工学院使用的版本,这套书的优点是很成体系,属“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教材,经典而成熟,不知多少代的物理学子都手捧过这套教材。但问题是,所有课程的后面都没有习题,需要另外匹配。我记得老师用心给我们寻找到相应的两大本练习题汇集,我们对普通物理的概念、原理和定律的理解和消化,就是以此为主食啃下来的。

师的夫人在校图书馆工作,通过刘老师的介绍,不少同学与其夫人认识。后来的日子,我们特别愿意跑图书馆,因为,那里除了有许多许多的书,还有刘师母特别的招呼,显得格外亲切。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老师一样,可以进入书库翻找需要的书籍;但是同学们也都很自觉,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也绝对遵守图书馆的纪律,尽量不添刘师母的麻烦。倒是刘师母一看见我们进去,便早早地和我们先打招呼,搞得我们好像没有了礼貌,很为被动。刘师母的眼睛非常近视,常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的个子很高,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比老师还要高出半个头,他们喜欢晚饭后在校园中散步。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同时认识的老师的家里人只有刘师母了。

东方红茶场的田头上装着一个高音喇叭。那时候,有不少事情的做法还延续着“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习惯。例如,特别讲究把上级的指示能迅速地传送到田头。由于茶场的面积大,所以,高音喇叭的分贝也就特别高,茶农们一开工,喇叭就紧跟着唱响,那经过扩音的电声便清晰地传进校园中来。很多时候,还碰上了我们上课的时间。我现在想想,也很难责怪茶场,刚刚恢复高校的招生,突然冒出这么一大批学生来上课了,他们也没有反应过来,采茶不需要安静,而需要歌唱,不是有首歌就叫《采茶舞曲》吗。而读书人是无法一边读着书,一边哼着小曲的。田头的喇叭,已经习惯地响了10多年了,都是这么响的,一下子还停不下来。高考恢复了不等于田头喇叭可以不要了。书是要读的,喇叭也还是要响的。

有一次,班上恰好在上“理论物理”课,田头喇叭不知怎么地播送起越剧《红楼梦》来,平时读新闻稿子比较多,播送音乐倒是不多见。越剧《红楼梦》在那时也刚刚开禁,故也稀罕。上课的老师姓俞,诸暨人,有些年纪了,大约有56~57岁了吧。据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吃了苦头的,他有较长时间在德国留学的经历,所以他的德语极好,学校中听得懂的人都这样评价他。他授课时,会用汉语、德语、英语夹杂着进行。老师极不赞成用喇叭播放越剧,每当遇到这种时候,他都会自言自语地叽里咕噜一通,而后自己又迅疾将其翻译给我们:“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你们学生可不得多听,要中毒的。”而后又说:“怎么了得,大学殿堂让如此噪音入耳,成何体统。”每当这时,课堂内便要么一片肃静,要么一片哗然。老师授课的特长是流体力学,让他讲授理论物理有些勉强,加上他是搞研究出身,授课也不是他的专长。他能很流利和勤奋地板书着复杂的计算过程,但同学们往往仍然是一头雾水、似是而非。对于俞老师上的课,若不进行课后消化,是很难巩固的。但是不管怎样,老师全身心向我们教授的关于“熵”的概念,还是给我们所有的同学留下了深刻影响。30年过去了,我问起同学,差不多都能清晰地记得老师谈“熵”时那颤动着的发音、眯起来的双眼及其神秘的眼神,还有那极其生动地比画着的如熵一般的手势。

老师这样搞研究和工科出身的老师当时有不少,他们都是高考恢复后被国家从各个地方重新请出来走上大学讲坛的。他们对专业生疏了,也荒废了,他们也还不能迅速地返回到教学的环境中去,他们和学生们一样,都同样地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家都有着一个重新的适应,连同着整个国家都在重新地适应。

然而,至今为止,我都认为,他们都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这些老师没有一个会引起我们丝毫的抱怨,而只会引发我们内心莫名的共鸣。我们甚至还惊奇地发现,其实,这些老师中有不少几乎都不太会生活。有一个同学就清楚地记得老师洗衣服的情景: 早上把所有要洗的东西全部浸入一个脚盆,然后撒上一堆洗衣粉,捣鼓几下以后,便浸在那里,让其自我清洁,直到中午捞出漂洗便算大功告成。他的衣服从不熨烫,也从不折叠,一年四季全是皱巴巴的一身。但是,他却极其认真地给我们手刻讲义课本。他的课程没有教科书,一切内容都由他自己亲自编写,再用钢板刻印后发给我们。我认为,今天的大学老师是不能想象近60岁的老教授还在干着这样的活。我想起了陈景润,那个时候,有太多像陈景润一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真的都是铁打的事业型。

我记得教我们光学的王悦恩老师,50岁开外。身体瘦弱,声音有些嘶哑,讲话声音不大,我们亲切地喊他“光王”。“光王”是个单身汉,所以也乐意整天和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我们有几个同学迷上了摄影,一下课便往“光王”的宿舍钻,他那里有不少的摄影设备,我们在他那里学会了摄影冲洗、放大、裁剪等全套技术。后来,有老师提醒我们,不能再喊老师为“光王”,因为“光王”有光棍之嫌,还是以不叫为妥,我们都以为十分有道理,从此便都封了口。不过,老师自己倒从未计较过,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理解过,他认为姓王的老师一多,需要有些叫法的区分,而这实在也是我们学生的本意。老师对学生的肚量一般都很大,这可能因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多多少少带着些幼稚,幼稚的人不大可能动出歪脑筋来。何况在老师眼中,学生永远只是学生,就像孩子在父母的眼中永远只是孩子一样。

另一位姓王的老师是教我们电子线路的,就是为了区别于“光王”,我们才叫他为“电王”。我认为两个老师都接受了我们学生充满爱意的称呼,我们确实从未感觉到老师因为这种有些不伦不类的叫法而面露愠色。“电王”的近视度数也很高,看镜片的厚度绝对在1500度以上。他的学术水平则更高,从没有被学生的提问难倒过。唯一能难倒他的可能是50分钟的上课时间太长了,他的烟瘾太大,每当下课铃声一响,他就冲出教室,许多时候是一下子同时点上两根烟,狠狠地猛吸几口,才再和同学们说话。由此,我能想象到电王曾经有过的艰难岁月。但是,我从未看到过他在课堂上抽烟,也从不在上课时间走出教室去过烟瘾,他总是认真地、满满地授完50分钟的课。不过,从他不止一个口袋装着香烟看(他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口袋中掏出香烟来),估计也是一个单身男人。我还经常看到他取出来的香烟并不是坚挺着的,而是弯扭着而多有些皱皱的,抽的时候得先用手把烟抹抹直,好像陕西老农抽烟卷似的。

教我们高等数学微积分的高玉书老师,是一个数学上的解题高手。她的每一次上课,都亲自在黑板上随手演算和推理一些高难度的数学题目;她的板书速度极快,一眨眼的工夫,黑板上已是长长的两大串了,我们的记录往往跟不上。加上我的视力又不太好,我的笔记就全依仗着同桌吴耘同学的劳动了。老师的板书写得十分清楚漂亮,将枯燥的数学题目演绎成各种数学符号抄录在黑板上,犹如一幅一幅黑白相间的现代抽象画。她喜欢一边不停地讲着话,一边不停地演算着,遇到演算不到位需要擦除的时候,会直接用衣袖去揩抹,看上去极其痛快。一堂课下来,老师的衣服是一片雪白,上她的课,如同正经历着冬天,她的周边满是白粉笔灰雪花似的飞扬着。老师是教我们的老师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她的脸上整天挂着灿烂的笑容,无法抑制地感染着我们去憧憬数学殿堂的美好。许多时候,我都实在地感受到了微积分那灵动的计算公式,特别是当窗外随着阵风响起一阵阵松声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忘记上课喉咙最为响亮的金烈候老师,他教我们量子物理课程。如果说,今天我们还能对对撞机、核反应堆有所兴趣的话,那全依仗着老师当初对这个微小粒子生动的描述,使得我们能对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存在着的复杂的物理原理有所解悟而并不感到十分的陌生。老师是一个擅长动用一切手段连同他的肢体语言来形象描述量子模型的人,听他的课你没办法停止思维,他会生动地将你带进那美妙的微观世界。

要回忆的事情可能太多了,但不能再写了,连唐弢教授给我们讲座的时候学生挤破了几块玻璃窗也不写了;连为了某道习题的答案是否正确,同学们各自据理力争、面红耳赤也不写了;连校长给我们做生动的毕业报告,告诉我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后同学们热血开始沸腾的情景也不写了;连78级物理班的同学占了校乐队成员2/3的骄傲也不写了;连我们班上有一对绝对专业的女生二重唱也不写了。尽管我现在的眼前依然晃动着同学们晚自习时那专心致志的苦读情景,尽管我的耳边好像还萦绕着鞠宏同学那悠扬的手风琴声,尽管我清楚地记得班上同学用笛子和手鼓为两名女同学伴奏印度舞蹈的那个场景,尽管我感觉好像刚和张建平、袁燕铭、沈东华等同学爬完连雾山返回到宿舍,尽管我一直为班上总算有一对同学结为了伉俪而祝福着,也尽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人比床长的董一民和整天睡眼惺忪、可爱的车春萌……对近千号成人在三年中经历的事情,谁有本事写得出来?我的小文只想起到一个作用: 让我们记得“78”,永远不忘记那个年代的贫乏和富有,也永远不忘记那曾经有过青春飞扬的宋六陵的光华。

去年有一天,张建平同学告诉我,他最近受了一次小小的惊吓。那天,已经深夜11点多了,班主任刘老师突然给他打来电话。建平在梦中被唤醒,初以为定有急事,待老师兴奋地告诉他白天刚刚获得了绍兴市老年协会钓鱼第一名,特为此事隆重报个喜后,建平才放心地大叫祝贺。老师复归童心,乃为物理之本源也。我愿所有的老师在晚年都有如此的幽默和重返童年的快乐。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宋六陵,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有一片又一片的飘着清香的翠绿茶园;这里有高耸了几百年的古松穿着天;这里的天空是一片的蔚蓝;这里又有着宋朝皇陵说不尽的困惑和秘密;这里到处随意洒落着一些明珠般的山乡特有的小小池塘;这里还有着青龙山水库碧波荡漾的湖面;这里是一块正儿八经的风水宝地,东傍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依五虎岭,北靠连雾山,自然地分布又合理巧妙地完成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我国传统最佳宝地的风水构建;这里地势东南稍高、西北略低,又刚好使得发源于大仁龙山的小溪能沿着“宋六陵”向西蜿蜒流去。

这里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不提这里曾经有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的一批大学生们的青春飞扬;我也不说这里曾有过绍兴城里的知识青年带给东方红茶场的多少激情昂扬;我也不再回忆这里曾经有过一座黑瓦平房用柴烧火的小面馆,一个可以买到日杂用品的小卖部;我也不再考证到底有多少同学从石公公手中买过第一轮生肖猴票,又有多少贴着它们而寄往各地的信件;我只要附带着道明这里原本就有的那些山山水水,朋友,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人有时也是会偏废的,不要以为眼前固有的那些对人对事物的定论一定都非常的准确。对美丽着的宋六陵也是这样,它有过热闹非凡,也有过冷清无限,它多少次地被人们改变着其开发用途,又有多少次地被人们随意抛弃而冷落于绍兴的乡下。宋六陵不会说话,唯有高高的有着龙鳞般树皮的青松伴其左右,和那壮阔的茶园蓬勃地拥护着松的顽强。宋六陵,对不起了,高低不平的岁月只能让你永远留着太多美丽的哀婉。但是,“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树况如此,人若何思?每一得过其好处者,都当心存感恩,行且拱矣!

我忽然记起了罗丹的话,美就是发现。人对美的感受是在于发现。发现了就是美的。人对风景的感受也是在于发现,发现了才是风景。宋六陵真的很美,美就是风景吗?人们能把宋六陵当成一道风景吗?

杭州龙井有御茶18棵,旁还有一石刻的老龙头,经年流淌着清澈的山水。据说当年乾隆到此品过这些茶叶,赞不绝口,从此杭州龙井即被钦点为天下名茗。龙井固然是好,而近几年陆续上市的安吉白茶、开化龙顶、新昌大佛龙井、武义小叶苦丁……不也是各有千秋,不逊龙井吗?若让乾隆喝后不知又会重新作何感想?所有这些,陆羽知否?

绍兴有网状的河道不假,乘那乌篷船游于其中,特别是那细雨蒙蒙的时节,游人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于船内,伴随着船老大摇着大橹的咿呀声和水浪的碰击声,船舱还真有些像是一个培育诗人的摇篮。周作人就说过:“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有意思。”但是,当今天城里人的足迹走出了都市、迈入了山野,谁又能说,水乡只是绍兴的唯一呢,诗境只有那河中乌篷船呢?会稽、山阴的山野原来还真比水乡丰富多彩得多。无山之水太静穆,无水之山太干涸。山水相依,再莫人为将其阻隔。

这些阻隔都是因为受着交通的限制。交通易至,便能成名山名水;交通不能至,便让人无法异想天开。还说乾隆,按当时交通条件,驾临浙江,恐也只能走走杭州,不大可能再前去更深幽的地方。皇帝固然可以坐轿,但行速肯定慢如蜗牛,且荒山僻岭亦不安全,所以,一些地方列祖列宗并未光顾,吾辈此代也就大多免了。

人类是实用主义的,你只要翻开我国的地图,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各大城市及周边区域,景点往往密布,哪怕是一块稍稍别致的石头,也绝不放过命其名,美其名曰是哪一位名人曾经歇过。而莫大的新疆、西藏、内蒙这些深藏着真正的高山大川的,景点却少得屈指可数。想来也是,所谓景色是供人欣赏的,人不能至,有那景点又有何用?2005年,权威旅游机构重新评定中国新十大名山,我看了一下,第一次把西藏的南迦巴瓦峰、冈仁波齐峰与安徽的黄山并列推出。我欣慰了,宋六陵总有一天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的。

能知道的人最好是名人。想当年,苏轼三次遭贬,所到之处都为北宋时期的荒凉之地,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最后一次被贬地即为今日海南,按那时的说法,流放到天涯海角那是已经被贬得不能再贬了,谁能想到今日已成为旅游热点,而且是我国唯一的有热带景观的好地方。苏轼流放黄州那次,迫于生计,租了城东门外50亩的废弃坡地,取其名为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现也已成黄州一著名景点;特别是当东坡先生触景生情,奋笔疾书前后《赤壁赋》,又填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使中国历史、文学史的著作家和考古家都让苏轼这一声宏伟的叹息而踌躇,何处才是真正的周郎赤壁?最后,索性来个文武赤壁一命了之。这两个赤壁我都慕名去过,武赤壁为一略带红色的山岩立于长江边上,正面对着滔滔的长江,江水仍然在恣意地拍打,我看为真正的古战场不假;而位于今日黄冈市境内的文赤壁倒也确有一绝壁巨岩,旁有一泓池水,依然“水波不兴”,亦无“横江东来”,莫不是长江已经改道,要不就是子瞻一人的臆想!当年为不毛之地的黄州是真,今日是风景秀丽的黄冈也是真的。而有今日之填满了文化内涵的文赤壁,那真的也是当年失魂落魄地来到这里的苏轼的功劳。黄州和苏轼,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呢?我一想起今日黄冈的风光,就一定会想为何当年不将东坡先生流放到宋六陵呢?可能因为宋六陵历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不属官员贬谪之地。

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绍兴远不只有水乡和乌篷船,还有这葱葱茏茏的满目青山和大块大块的茶园;大学也远不只在城市,漫漫山野之间也是可以的……当我后来去过了美国的西点军校,我更据此而骄傲了。西点军校远离纽约市区80公里,位于哈德逊河西岸的西点镇。当咆哮的河流突入纽约湾时,河水受了一块伸向河中的三角形岩石阻挡,不得不转折而向东流去。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急转弯,西点军校就坐落在这个急转弯后形成的岩石坡上。我在琢磨,是不是大学原来都是在人烟稀少地带的,不是因为其设在城市,而是城市的发展依赖着高校、攀附着高校,而后又将这所原本静静的大学包围在城市之中了。还是蔡元培先生说得好:“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众家都来了,地方还不热闹?

这几年,我看杭城很多高校都已外迁,逃离城市,搬入滨江、下沙一带,白地重起;中国美院则移入转塘镇的象山,原本也是一块野山野地,尽管中间也有着一条安静的小溪在蜿蜒地流过,山上林间栖落着许许多多飘飞的白鹭。我想,只要大学不搬走,滨江、下沙、象山今后都是会变成城市的。按此逻辑,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原本也是不需要搬走的,宋六陵原本也是不应该冷清的。

不过,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搬走不影响美丽着的宋六陵,如同象山原本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样。象山的美丽与有没有中国美术学院无关,如同宋六陵原本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与有没有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无关一样。

但是,有一点,大学毕竟不是公共汽车,它无须经常地游走。文明之城在于其有坚如磐石的基地,文明之根在于其有悠久的历史一脉相承;文明之师在于其有无数代学子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慢慢踩成,文明之光在于其有星星般数量繁多的故事构成。子不嫌母丑,学生关注的是让天下所有学校都有一个安定的家,当每一个学生回家的时候,都依然能找到曾经歇过脚的那一个地方,都能指给他的下一代看,你父辈曾经在那棵树下高声地背诵过朱自清的散文《背影》。

朴素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确确实实给了偏僻的宋六陵又一层厚厚的文化沉淀,自从有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大学生的进入,宋六陵从此再也无法抹去与78届学生的情怀了。不管它的名字已改叫绍兴文理学院,还是当我们共同的梦想能在有一天成真的时候——绍兴大学,绍兴师范专科学校辉煌的发展史上,也将永远镶嵌着“78届”和“宋六陵”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