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年纪小

徐秀丽

徐秀丽，女，1962年8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政史81届毕业生，厦门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研究》主编、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英国）主编。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等著作。《近代冀鲁豫乡村》（合著）于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史学类三等奖。

“故园三十二年前”，“三十三年落花梦”，三十余年，国家可以改天换地，人生可以锦绣成灰，虽然平日里确乎有些“不知老之将至”，回望30年前的母校、老师、同学以及区区自我，倒确实感觉幽远深邃得很了。

同级中文班的吴先宁同学对入学的那一天有着生动、具体的记忆，我却完全想不起当时的情形，但对入学前后的情绪倒还有些模糊的印象：虽然在“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竞赛中最终胜出，归属于“皮鞋党”，但“入门级别”的录取学校以及处于“老九”末尾的教师职业的前景又使这双皮鞋显得不那么光鲜亮丽。大概就在这种喜忧参半的心情下，怀着对未来的向往和忧惧到了攒宫。

宋六陵时期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以及稍后的绍兴师专）实在不大像一所大学。当然，这只是我见过不少大学之后的想法，在当时，并不知道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学校环境闭塞，离城几十里，只有每日寥寥几班的公共汽车经过学校；还有一种进城的方法是步行几里地到皋埠或者富盛坐小船，虽然花费时间很长，倒可借此领略水乡的风土人情，现在想起来，这样的短途旅行其实是很浪漫的，只可惜除了班级集体活动，我从来没有单独体验过这样的旅途。环境闭塞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与当时蔚为壮观的思想解放潮流和风起云涌的学术创新活动有些隔膜，我们所学的大致还是很“经典”的内容。师专三年，我见过的唯一名人是翻译家戈宝权先生及其夫人，那时不可能想到，高山仰止的戈先生后来会成为社会科学院的同事，更无法想象会从与他同住一楼的同事那里听到许多关于他的人生细节，真正令人生出“恍若隔世”之感。

但这丝毫不表明母校“亏待”了我。在绍兴师专的三年中，钱茂竹副校长的“门当户对”说脍炙人口，同学们对此多有“腹诽”，甚至“口诽”，但我以为，此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至少对我来说，师专的环境其实是比较相宜的。

入学时，我刚过完16岁的生日。16岁，就自然年龄而言，已经不能算小了。尤其自己后来以史学为业，知道在这个年龄，许多人已经做出惊天动地之事，这在现代革命史上更显突出。无奈无论生理年龄还是心理年龄，当时的我，确实“幼小”到无法面对更为广阔高远的世界。看一看当年的留影，身材细弱、目光胆怯，哪里有一丝一毫大学生的“气象”！从照片中不能看到的是，头脑空虚到几乎空白，思想简单到可谓简陋。这自然也不能怪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的人来说，身心两方面的营养贫乏正是我们的标志，只不过我的个人背景和气质加剧了这种状况而已。也许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宋六陵时期正值“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江南三月，是“青春飞扬”的大好年华，但我自己，大概只能说还处于“早春二月”，属于青春开始萌动的季节。这样的人生节奏，与师专的求学环境是比较合拍的。学术上挑战性不强，同学们发挥才华的空间不大，所以我能凭着用功和一点小聪明始终保持“优等生”的地位。领导和老师们将不多的学生视为“宝贝”，几乎对每一个学生都很熟悉而亲切，譬如直到现在，一想起母校，“狄书记”在各宿舍间穿梭的身影和高声大气的山东口音仍然十分清晰；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像朱顺佐老师、马兆掌老师、沈仲文老师、宋俊霖老师、俞观涛老师、虞金生老师、竺焕浩老师、尉和春老师、柴宝雄老师等等，都给我留下了亲切温馨的记忆。如果我们是在一所“真正的”大学求学，相信师生关系不能密切到这样，而亲切的师长，对于当时正经历比较严重的“青春期焦虑”的本人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同学们，像所有的“新三届”学生一样，年龄有高达一倍的差距，我与我的年长同学，其实属于两代人。这种情形，对于我来说，有多重的益处。首先，“老同学”对“小同学”的关爱让我淡化了离家的寂寞和伤感，同班的几位大姐，如周馥英大姐、葛春仙大姐、王杏婉大姐、钱雪芳大姐等，早已为人慈母，她们离别了儿女来求学，我敢说，我们这些“小同学”分享了她们的爱心；其次，同学年龄的参差不齐、人生经历的复杂多样，对于我们后来面对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是有帮助的；第三，年长同学的刻苦努力，对我的学业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自己属于时代的“幸运儿”，即所谓“应届生”，但我的同学中，大多数有“工作经历”或“社会经历”，他们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格外珍惜，学习格外努力，在学习方法上更不用说会比“小同学”更胜一筹，从他们身上，我学到许多东西。所以，在新三届的“老少同学”中，“少”者是受惠方，为此，我对我的大同学们心怀感激。

我的母校不是名校，但它是我人生远航的起点。也许我现在已不能说出在师专学到的知识有哪些对我以后的人生是“有用”的（当然，这种“有用性”是毋庸置疑的，知识的积累是一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过程），但在这里，我知道了从事学问（以及别的事业）的第一要义是努力。离开师专后，也曾在不同的大学和学术机构求学或者供职，但师专时期那种刻苦勤学的“气场”却再也没有遭遇过。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同学们，包括我自己，随身带着书本、笔记或者英语单词本，一站定或者坐下就人手一册专注其中是一种常态，更夸张的是，在食堂排队或者上厕所，都是这样的情景。“手不释卷”成为我和许多同学的习惯。大概谁也不会否认，这种精神的养成，是比具体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更有意义的吧。更不用说，我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基本人格，承蒙学校良好的风气和师友的关爱，知道了克己、爱人，自信、宽容相生相成的人生大道理。因此，对于母校，对于昔日的老师和同学，我的记忆始终充满了温馨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