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六陵的追忆

张德明

张德明，男，1954年10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80届毕业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编的《世界诗库》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0年），《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获浙江树人出版奖（2008年）。

接到母校校庆组委会的约稿通知时，先是兴奋了一阵子，继而陷入了沉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建校已100周年的母校俨然是一个长髯飘拂的百岁老人了。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母校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我对她的印象还定格在30年前的宋六陵。2000年，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77级同学会在宋六陵举办，当时我正在美国访学，错过了重游故园的机会。几年后，听同学说，那个地方不但人去楼空，而且有不少松树也都枯死了。当时，我心中咯噔了一下，真希望这不是真的。松树本是长寿的象征，咋就这么经不起折腾呢？

按中国传统说法，30年为一代，一个轮回过去了。30年前，宋六陵这片松林环抱、空气清新、书声琅琅的“世外桃源”，曾蕴藏了我和我的同学们的青春梦想和命运的奥秘。如今，它还能给我的未曾谋面的年轻的校友们留下哪些值得追忆、回味、书写的东西呢？

我们的母校不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高校。但对于当年的我们——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大脑一片空白，知识极度贫乏，侥幸获得一个“深造”机会的学子来说，她就像游子的母亲，它又似给饥饿者的面包、精神饥渴者的家园。

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住，15平米的一间宿舍，两排高低铺（我们戏称为“白鸽笼”）要挤进6~8个人。吃，实行的是包菜制，9元钱一个月，每10个人一“桌”，选一个桌长打饭菜；早上稀饭馒头、中午青菜加一块肥肉，晚上青菜，米饭管饱。行，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轮船（后来有了一辆校车，但主要是接送住在城里的老师们）；2角5分钱一张船票，从绍兴城北桥轮船码头上船，花两三个小时，坐到攒宫下船，还要再步行20来分钟，才能见到母校门口那一片绿油油的茶树。可要是错过了这一天一班的轮船，你就得辛苦自己的双腿了（我就有过那么一次痛苦的教训）。

最要命的还是缺书，古典名著、大学教材、学术专著……什么都缺。许多课程没有教材，就由任课老师自己编写，再亲自或请同学帮忙，用铁笔、钢板刻成讲义油印稿，分发给大家的（颇有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之风）。对我们来说，这一份份讲义合起来就是一本带着感情和体温的、会说话的魔法书，它就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丁的神灯，能帮助我们打开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里面的宝藏和自己神秘的命运。“芝麻，开门吧！”

每周六的下午，城里的新华书店会运来一车新书，到校园里来卖。所谓的“新书”，只是对我们这些孤陋寡闻者而言，其实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的旧书重印本。但在我们眼中，这个半天就成了我们的“流动的圣节”（海明威语）。拥呀、挤呀，吵呀，闹呀，为的就是抢到一两本好书，能够拿到教室里静静地看，回到宿舍里大声地炫耀，就书中某个人物的命运、某种场景的描写或某个观点的陈述，与室友争个面红耳赤，直到熄灯之后，还会躺在床上再“卧谈”一番。

不光在宿舍里争，也在教室里争；不光在课堂上争，也在下课后争。老师也鼓励学生们多多争辨问题。上课时学到某个概念，下课就互相争辩。还记得我和同桌俞光明争的内容。当时我看了几本哲学书，就对他说的本土话（新昌话）中的“肉球”（肉丸子）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正确的叫法应该叫“肉圆”，因为从哲学上讲，“圆”的概念比“球”的概念更加抽象，因而也更加高级。争论未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去找老师，但老师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让我们自己从书中找答案。于是再埋头看书，抬头争论……直至新的争辩兴趣取代旧的为止。我不知道现在的同学们课后是否还有这种纯粹为某个学术问题而争辩的兴趣？

当代世界据说已经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大学生课余的一大爱好就是网上冲浪。那时的我们不要说上网，连“娱乐”这个词好像也没听说过。陈祖楠老师讲授的现代文学课上引用的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至今还历历在耳：“读书呀，读书！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似乎当时没有人想到再加半句“可是，也得让我们放松一下呀！”没有人放松，更没有人放纵，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校园里散散步，或半个月一次，站在操场上看一场露天电影。可还是有人甚至连这个难得的机会也不给自己，依旧是“任凭银幕起，稳坐读书台”。其实，并没有人强迫你非得拼命用功，可大家就像是憋足了一股气似的，暗暗地在较劲，看谁“坐功好”，能够连续几小时不动窝，一门心思读书。

书少也有书少的好处，那就是迫使你弄到一本好书就反反复复、认认真真地读，不会东翻西阅、蜻蜓点水，让自己的脑袋成为叔本华所说的“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其实，世上的好书本来就不多，真正能够作为你生命的根底、影响你一生的书也就那么几本。现在回想起来，影响我的人生观和命运的那几本书，基本上都是在母校就学期间读的。读得最多的自然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好些段落都会背了。这得感谢班主任陈祖楠老师。说实话，当时对他提出的背书要求是有那么一点儿抵触情绪的，现在回想起来，得益最大的恐怕也正在此。正是通过大声朗读、小声背诵、心中默念，我渐渐进入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感觉到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决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的独立精神以及他那幽默辛辣的风格。

不过，鲁迅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说的一段话：“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现在看起来，鲁迅的话似乎有点偏激，但当时的确对我震动很大，我想，我后来之所以走上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可能是“中”了鲁迅先生的“毒”。

于是，为了不做“僵尸”，做一个“活人”，在母校就学期间，我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外国文学和文化、哲学类著作的阅读上。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分别读了两三遍，并做了笔记；司汤达的《红与黑》中译本前前后后读了23遍，后来英译本又读了两遍；惠特曼的诗歌读了不知多少遍，像《自我之歌》、《我走在黄土大路上》中的片断至今还会背诵。

其实，不光我如此，当时每个同学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阅读“偏食症”，不是为了应付课程被动地读书，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主动地找书读。夏日清晨，你在宋六陵校园里走一走，松林中一片琅琅的读书声，真是众声喧哗、你方吟罢我登场。有念“波、坡、摸、拂、得、特、呢、勒”的；有念“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有念“沉默呀，沉默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有念“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

不过，兴趣归兴趣，偏食归偏食，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那就是，做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既没有选择余地，当然也无须为前途忧虑，如果说有忧虑的话，那也只是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忧虑自己是否能够担此重任，做好这份工作，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不致误人子弟。因此，要一门心思校正自己的方言口音，扎扎实实打下国学根底，认认真真提高自己的口才……归结起来一个词，“敬业”。这方面，我们的老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说到我们的老师，作为他们的30年前的学生，我要再次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背诵一段当年背过的毛泽东写给他的老师徐特立老先生的信中的话：

“过去曾经是我的老师，现在依然是我的老师，将来必定还是我的老师。”

诚然，我们的母校不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我们的老师中没有名震海内外的大科学家，也没有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但有的是普普通通的、敬业、关心热爱学生的好老师。他们不事张扬、不会忽悠，只是一门心思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能，把课备好，把课上好，把作业批改好，把学生教育好，把一个个合格的“产品”送到社会上去，让他们再去培养更多合格的“产品”。我觉得，这种朴素、脚踏实地的精神正是我们当代中国最需要的精神。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大学都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大学教师都成为博导、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我们可以指望，也可以要求所有的大学都成为合格的大学，所有的大学教师都做一个合格的、像我当年的老师那样合格的教师，认真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而不要把学生撇在一边，自己忙于跑课题、发论文、做讲座、开公司……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做过访问学者的瓦尔帕莱索大学，那是美国中西部一所由神学院发展而成的私立大学。当时，我曾问过这所大学的教授，为什么你们学校名气不大，收费又比公立大学高，还有那么多家长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来念书？他们骄傲地回答，因为我们学校承诺并且能够做到，让每个学生都得到“个性化关注”（individual attention）。在这所美国大学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我的母校的影子——校园不大，环境优美，师生关系融洽，甚至可以说亲如父兄，每个学生都可以随时约见教师，与他畅谈自己的理想、困惑、学业、前途等各种各样的话题，而且总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指点、启发、鼓励和指导。学生们不会因自己就读的不是名校而感到羞愧，老师们也不会因自己不是院士、博导而感到自卑和沮丧，他们只是怀着宗教般的虔诚，一如既往地备课、上课，与学生一起聊天、打球、野营，他们给予学生的可能并不一定是高深的知识、职业的指导，但是，他们满足了成长中的年轻人最需要的心灵渴求、发展中的社会最需要的普通公民，我想，对于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作为绍兴师专77级的校友，值此校庆之际，我想对母校说几句心里话。我不想祝您早日建成国际一流大学（虽然这会很中听），也不想祝您早日培养出院士或大师（虽然这并非不可能），我只想祝您秉承30年前在宋六陵松林和茶园中孕育的那种氛围、那种精神、那种气度、那种风格，源源不断地为我们的民族输送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知识、有品德、有修养，能独立谋生的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