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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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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 朱志良

2010-04-02 4825
朱志良,男,19638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化学81届毕业生,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博士。现任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同济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同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环境化学与化工,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等十余项,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有关成果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2项,已获得授权5项。

今年“五一”回绍兴老家,很高兴碰到了绍兴文理学院的许学刚老师,我和许老师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既是我高中的语老师、也是我大学期间的同届同学。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转眼间老师已经快要退休了,自己则沾了年轻的光,虽然距1978年上大学已是31年前的事,但居然还只有45岁左右,为此也生出不少感叹。

1978年上大学时似乎已是十分遥远的事,可随着电影《高考1977》的热播,这段特殊的历史再次拨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弦。适逢绍兴文理学院拟举办百年校庆,作为文理学院前身——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入学的78级学生,对母校的情愫是难以忘怀的。

78级的大学生是幸运的一代。1978121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我们也有幸成为祖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和见证人。78级的学生是特殊的,从66届高中生到78届应届生,整整13届的人,同时走进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统考的考场(1977年底的77级高考是每个省分省考的),这才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老师成为同学的趣事。

至今还清楚记得78年高考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情景。看着好几个高考分数比自己低的考生被杭州、上海等地的好大学录取,我却左顾右盼也不见录取通知书的影子,心想,大概自己的家庭成分又出了问题。就在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可是打开一看,眼都傻了,通知书上清楚写着是我的第十志愿学校“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并且是专科。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知道大学原来还有专科和本科之分,一直到很久以后才了解,原来当年有师范志愿的是优先录取师范。

但是,我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上苍已经为我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走进那里,只要努力奋斗,我就有实现理想的机会。

虽然心里有了准备,开学报到那天的心情依然十分复杂。学校在绍兴轮船码头设了简陋的新生接待站(那时绍兴很多地方还没有通公路),第一次坐上了校车,开始了梦想中的大学之行,随着校车往攒宫宋六陵校区方向不断前行,望着窗外的一切,越来越怀疑是不是搞错了地方。经过一番颠簸曲折的旅行,终于来到了我的大学,一个在偏僻山区、由劳改农场改建的地方,从此将开始我的大学生活,当时心中的失望真是无以复加。

但当时的我,是一个不满15岁的少年,心中的梦想很快又占了上风。虽然这里不太像大学,但是山清水秀,倒是个读书和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也许大学就是这样的,也许这是锻炼人的更好机会,也许……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当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连高中都没有机会上的小孩,现在能拿到国家助学金免费上大学,应该感到知足和感恩。

于是,在宋六陵校区,我开始了自认为没有虚度的3年大学生活。

第一次开班会,看到老老少少一群人坐在教室里,年纪最大的35岁,我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才15岁,班主任老师20多岁,真是分不清谁是学生,谁是老师。上课是像中学那样的固定教室,在大学仅有的一栋三层教学楼中,我们78级化学班是在东面二楼的第二间,东面第一间是78级中文,西面隔着楼梯那一间是78物理。

当时的师资十分缺乏,教我们的老师有不少是从中学抽调来的。他们虽然是本科毕业,但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安排在初级中学教书,于是首先成了落实政策抽调的对象(因为初中的教师学历要求是大专就可以了)。这些老师也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已经多年没有接触大学的课程,形势所迫,他们重新燃起激情,复习、备课、做题,然后极尽所能来教我们。初次试办大专,学校没有现成的教学体系和完整的师资队伍,所以我们的许多课程都是不完整的。教师资源短缺到连保证专业课教学都有困难,公共基础课教学的师资更是捉襟见肘。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大学讲师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上我们课的老师中很少几人能有讲师的职称。因为现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待中国再次打开国门看世界时,才发现发达国家已经走得很远。记得上到“原子结构”这一章时,老师告诉我们说:“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你们再看看其他书吧。”我们当时对那些名牌大学的学生能聆听名师的教诲,心中不知产生了多少羡慕之情。

当时的学习资料也是十分短缺,刚刚改革开放,国家百废待兴,青年人对学习知识如饥似渴,图书馆、书店成了我们最向往的地方,那里有无尽的宝藏。自己仅有的一点可以支配的钱大多数用于买书了。“知识就是力量”成了我们那个时代青年心中的最强音。记得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后,数学家陈景润很快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感动和激励了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而奋斗。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大学报考专业首选的是数学、物理、化学,因为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能物理、天体物理也是许多胸怀科学梦想的年轻人的最佳专业选择。

虽然思想的开禁有个过程,但是《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还是在同学手中悄悄地流传。书中描写的优秀知识分子的爱情和出国留学的经历,牵动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心。

宋六陵校园的一草一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的教室是每天上锁的,我经常是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教室的同学之一。校园入口通道右侧高墙内的7排矮平房,除了1排作为图书馆、1排作为实验室外,另5排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这是由劳改农场宿舍改造的。我们78级化学班的男生宿舍在最北面的一排,一个宿舍要住9个人,吃饭是8块钱一个月的包菜制,每周有一次可以吃到一块红烧肉,是大家十分期待和幸福的事,要是不幸分到自己的肉是最小的一块,那就只能祈祷下一周的运气了。

因为图书馆资料缺乏,我常常利用回到绍兴城里的机会,到书店买许多本出自不同学校的大学教科书,然后对照着比较学习。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找出什么错误来,还曾写信给写书的作者去问为什么,那些作者也会及时回信,很坦诚地告诉我依据和出处。那些信,曾经是我珍贵的收藏,让我与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有了初步的交流和接触。

男女同学宿舍间是不便随意串门的,校领导对同学们在恋爱问题上的要求是“老勾不脱,新勾不挂”。我们这些尚未成年的懵懂少年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还不是很明白比我们年长的青年人的感情,所以会做出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的事。一些年长的女同学主动为我们这些小男孩承担起指导缝洗被褥的任务,那时还没有什么被套可用,到了春秋时节,换洗被子是件很大的事,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如何自己缝洗被褥的。

校门口右前方有个小小的面馆,是我们改善伙食的好地方,偶尔奢侈一下,去吃上一碗11分钱的榨菜肉丝面,心中的满足感可以延续许久许久。现在条件好了,山珍海味吃得不少,可是当年榨菜肉丝面的回味依然那么香浓。

校园门口还有个“反修塘”,是个浅浅的不大的池塘,到了夏天,也成了男同学们消暑的胜地。胆子大且水性好的男生会直接去离校区较远的“青龙山水库”,那里的水特别清凉。在毕业那年的夏天,我和班上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好好逍遥过半天,由于未注意防晒,几天后还脱了一层皮。

校园的生活是充满活力的,我们78级化学班的体育成绩很突出,每当开运动会,那就是我们班大出风头的时候,班上有一批男女运动健将,我虽没有他们那么出色,但参与热情很高,在校运会上也得过几个名次。跑步、练拳、打篮球成了我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就在绍兴上大学,学生也基本来自绍兴地区,但我记得每个学期中间多数同学基本是不回家的,每当到了假期,也总是带上一书包的书,尽管不一定都能看完,但不带似乎心中总不是很踏实,生怕过了个假期,就落后了。大学期间虽然没有完整上完高等数学,但我却是在假期中将《高等数学习题集》做完的。后来考研究生时高等数学没有出洋相,要归功于当时假期的努力。

1981年夏天,迎来了毕业的日子,不满18岁的我,作为大学毕业生踏上了中学教师的岗位,但是由于曾与老三届成为大学同学,与今天18岁的年轻人相比,似乎要成熟不少。是老三届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历练,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些少年大学生更加幸运。所以,成为大学教授的理想一直激励着我。1985年,在当了4年中学教师后,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参加研究生考试并被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录取,从而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

今天,当我站在大学讲坛上,面对硕士、博士研究生们,坦然讲述本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学习和科学研究方法时,也会常常想起在宋六陵校区度过的大学生活,尽管那时的条件很艰苦,但我始终感觉很充实。

大学3年的生活给了我许多,我努力把周围每一个同学都当做自己学习的老师,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虽然毕业时还没有达到“民法”意义上的成人,但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如果没有这3年,也就没法实现我后来的考研;没有这3年,也成就不了我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的梦想。

宋六陵校区高高的青松,给了我蓬勃向上的力量,那里有我的青春少年,那里有我的理想萌芽,那里是我孕育希望的地方,也打下了我扎根沃土的基础。那就是我的大学,无论别人如何评价,那是自己真实的历史。

宋六陵校区的3年时光,恰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留下了我人生无悔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