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大学时光 宣保康

站在回忆的渡口回望，岁月芬芳。那一段辛苦而美好的时光，静置了若干年后，每次绽放，都馥郁满园。

那个年代上大学是一件梦寐以求却很难能求到的事情。先是大学停止招生，后是招收经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招生数量很少，对于99％以上的中学毕业生而言，此路不通。因此，1977年听到大学恢复统考招生的喜讯非常高兴，1978年，自己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就更加高兴，可谓激动不已。

带着这样的喜悦来到绍兴攒宫报到、注册，那时的校名叫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尽管校园很小，设施简陋，除了上课的教学楼是新盖的以外，其余的房子都已有些年代。尤其是宿舍，矮矮的平房，每间要住8个人，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电扇，两层的床，住上铺的高个子同学站起来会碰到房顶的瓦片。吃得也清苦，上缴学校6元钱的伙食费，学校可要管我们一个月吃饱肚子。如果想改善一下生活，可到邻近东方红茶场的小吃店去吃一碗面。唯一的娱乐生活是可在校内或东方红茶场看露天电影，当然要自己带椅子。但这一切，对当时的我来说既很新鲜，又很满足。因为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人，从未进过大学校门，不知道什么叫大学。后在课堂中听到曾在辽宁大学执教的虞老师说“辽大，辽大，辽宽无边”，才知道天外有天。

在母校就读的3年，同学们读书都非常认真刻苦。一方面，可能是校园地处偏僻的山区，客观上给了我们一个适合静心读书的环境；另一方面，是我们饱经“文化大革命”的荒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就我自己来说，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共才读了8年多书，且中学4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读的，考上大学又是在高中毕业当了4年兵之后的事。说实在，我的功底很差，刚接触哲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真不知老师所云。因此，不努力不行。学习方法也很原始，听讲、复习、做作业，看点相关的资料。一到考试便拿着书本和复习题到茶园里找个安静之处，不断地读，反复地背，总想考个好分数。也许，正是这种死记硬背的笨办法，让我积累了一点理论知识，为日后所用。

3年学生生活，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然而，令人终身难忘的是引领我们走进知识殿堂的老师们。我们的党史老师是教导主任朱顺佐，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的研究生；教哲学的宋俊霖老师，是一位心理学研究生；经济学老师叫虞金生，20世纪60年代被错打成“右派”，后被下放在诸暨劳动，是学校将他从农村请来给我们讲课的；讲授教育学的是马兆掌老师，既能讲课，又能写文章；教世界史的是俞观涛老先生，据说曾执教于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英文功底很好，常常会用英文给我们讲几段；上中国古代史的竺焕浩老师，板书写得很流畅、很有美感。后来，来了一批新教师，像教中国近代史的柴宝荣老师和教国际共运史的尉和春老师。他们的年龄和我们学生差不多，大家很谈得来，也很玩得来，师生感情很深。

老师们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朱顺佐老师给我们讲党史的时候，教材、教案烂熟于心，一节课从头讲到尾，倒背如流，当时听了甚觉新奇，我们老师的水平怎么这么高。虞金生老师讲得很风趣、很幽默，不时能引来哄堂大笑，仔细品味却富有哲理。他讲的有些话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马兆掌老师一字一句地给我们讲授《共产党宣言》，由于当时我们尚未系统地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等知识，因此，他讲得很费劲，我们学得也很吃力，有时一堂课只能向前推进一小段，但师生讲得、学得都很投入。老师们还很有学者的气度风范。在课堂上，同学们随时可以向老师提问，也可以就老师讲的一些内容开展讨论，记得周尚全等几个同学擅长于挑起争论，课堂气氛因此很活跃。在课堂外，好多同学常常在休息时间跑到老师家中去请教，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

当时的老师能全心全意把教育当成事业，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富盛为时1个月的实习生活。

大约在1981年的4月份，我们一行七八个同学到富盛中学去实习，原以为走出校园会轻松自在一些，没想到带队老师尉和春对我们要求很高。先叫我们听老师讲课，然后编写教案。教案需通过尉老师评审，通不过得反复修改。接下来是试讲点评，点评内容涉及知识要点、文字组织、语言表达、时间掌控、仪容教态和师生互动等方面。记得第一次试讲下来，被老师和同学指点得体无完肤，但老师还是乐此不疲地叫我们试讲好几次，直到他满意为止。其实在试讲之前，我们自己对着墙壁早就讲了五六次了。后来，我们有许多同学在教育岗位上出类拔萃，可谓严师出高徒吧。

三年的学生生活是短暂的，母校和老师却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为我们种下了收获一生的种子。借母校百年华诞之际，再次对母校和老师道一声谢谢，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