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校园 陈伯怀

陈伯怀，男，1952年7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81届毕业生。现任绍兴市政协副主席，民进绍兴市委员会主委，绍兴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教育改革中校长的教育哲学》等20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并获奖。2004年获“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

去年10月，我们中文78级38位同学从四面八方回到了母校——绍兴文理学院（它的前身是我们就读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

光阴荏苒，今天我们都已为人父人母，有的还有了孙辈。虽然容颜已老，许多同学还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但乡音不改，彼此握手致意，还能叫得出对方的姓名。入学时相逢到如今相会，整整30年。30年来，体味了人生的成功和失败，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回过头来才发觉“师范专科学校情愫”像一根线，总是萦绕在心中，难以忘怀。

感恩着，因为曾经失去很多

师范专科学校环境是艰苦的。说是大学，其实是刚从中师升格而来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1979年才正式定名为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校园也是在原劳改农场基础上改建而成，一切到了不能再简陋的地步：　道路全是石渣铺就，一幢教学楼，一座礼堂，七八幢低矮平房用作宿舍。除了学校行政人员，教师没有办公室，宿舍既是生活之处，也是办公之地。那时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有的学科连教材都没有，老师自己动手编写、打印，有时来不及编印，只好在课堂上让学生自己动手抄。为了一本《诗经》，班主任邹志方老师还步行十几里去富盛中学的老师处借阅。

生活自然是清苦的。多数同学家境不宽裕，入学时有的同学已成了家有了子女，困难更是可想而知。一个月就靠政府14元钱的生活补贴。不少同学抠门到近乎吝啬，一年到头尽吃老家带来的霉干菜，几乎不买学校小菜，为的是省下点钱，用来购买书籍和生活用品或者贴补家用。也没什么文娱生活。当时，全校仅有一台2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还只有周六晚上能播放节目，所以每当学校或攒宫茶场放映露天电影，大家下午就早早地搬条凳子去占据有利位置，为了防人挪动位置，还要拿绳子把自己凳子和周边几条凳子的脚绑在一起。

倒是校园的自然环境，别有一番滋味。校园坐落于离城区约20公里的攒宫。攒宫是苟安于江南的南宋王朝6位皇帝（实际为7位）安葬地，因而攒宫又称宋六陵。虽是皇陵，因屡遭盗毁，以致年久荒芜，不见陵冢，不见墓道，连断碑残碣也荡然无存，唯有散布其间的几丛参天古树，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的沧桑。春日傍晚，满眼的翠绿，娇艳的映山红点缀其间，山谷中冒出一缕缕淡淡的炊烟，沐着落日的余晖，这时的你，会停止一切思想，静静享受着这里的美丽和温暖。山区的冬天来得急，似乎昨天还暖热着，突然一阵风一阵雨，就冷了。树叶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枯黄，在寒风中一晃一晃摇落着，无边的幽暗围上来，冷寂萧索。静静地走着，望着影影绰绰的参天古松，体味着宋六陵曾经的辉煌和岁月带来的衰微破败，这时的你，才能真正体味到宋六陵的韵味，宋六陵是属于冬天的。

艰苦的环境，且此大学和大家想象中的彼大学差距是那么大，虽不免有失落和无奈，可大家很少有怨言，毕竟上大学是多年梦寐以求的呀。我们78级多数同学是“老三届”，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经历过“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读书时又赶上“文化大革命”，经受过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谁都知道搭上这趟大学末班车是多不容易。我们事后知道，虽然1978年高考政审已不唯成分，但许多人还是心有余悸，招生组的老师大动恻隐之心，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政治问题而落榜；有个同学当时体检不过关，招生组邹志方老师瞒天过海，硬是把他招了进来，虽有违规之嫌，但其情可原、其心可嘉。那时进了大学，没有就业之虞，身份将彻底改写，国家户口、干部身份、商品粮随之而来。再艰苦，比起政治运动的折腾，生活的磨难也不算什么了。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大凡有成就者，善安身立命，一味怨天尤人，最终可能一事无成。我认识当初一同进校的理科班一位同学，他人很聪明，是应届生，在当年高考中，应届生要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进了师范专科学校后整天愁眉苦脸，总是埋怨学校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听说现在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依然有一腔的不满，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

懂得感恩，这或许可以说是我们78级学生的基本生活态度，也成为我们以后的处世哲学，也最终成就了78级同学的思想品质。

努力着，虽然不知终点在哪

“我们不一定成功，但我们要努力”，这句摘自王蒙先生的话是毕业时敏尔同学写在我笔记本上的临别赠言，这句话也是78级同学3年的学习情景的写照。

“老三届”入学时大都已到而立之年，早过传统的成家立业之年了，很讲实际。记得那时学校开设英语课，仅有的一点英语基础经10年“文化大革命”早忘得差不多了，即便应届生，也多是农村中学毕业的，英语基础都不怎么样。以后不就是当个语文老师吗，费那么大劲学外语干啥呢？那时还不兴逃课，但上课无精打采、心不在焉，作业东抄西袭。后来，学校派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不知是因为其长得漂亮还是她管束严格，反正班上学外语的劲头好像足了不少，做卡片的，晨读的，大有不学好外语誓不休的架势。终因自感学外语前途无望，要求免修之声不绝，最后鉴于78级实际，学校开恩同意“老三届”可自由决定是否选修外语，倒是当时免修外语的同学毕业后常为当初目光短浅地放弃学外语而深感惋惜。

虽然似乎也没什么明确的学习方向和目标，但大家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却是相当珍惜的。

当时要学的东西似乎太多了。首任班主任章剑深老师爱好书法，对书法理论颇有研究，时不时和学生交流几句，班级自然而然掀起一股书法热，只要不上课，毛笔、硬笔、粉笔，各取所好，乐此不疲；几个文学爱好者办起了“百草园”文学社，于是又掀起一股文学热，最终虽没有产生名人大家，也确练就了一些笔力功底；听过李秀实老师的课，又掀起一股古文热，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读得如痴如醉。

入学时，不少同学是民办教师，有的还担任中学校长，其阅历甚至学识水平不在当时有的青年教师之下，但只要一进课堂，个个屏气凝神，专心听讲，认真笔记，生怕漏了什么。星期天也很少去游山玩水，宋六陵的松树下、茶树丛中，到处留下同学们苦读的身影。几位有深谋远虑的同学，不事张扬，潜心钻研专业，或苦攻外语。学校所处山区，夏天又闷又热，蚊子也特别多，但教室里每晚都是灯火通明，直至夜深。农忙季节学校免不了断电，有心者都自备蜡烛，即便停电也照学不误。毕业后，吴先宁、寿勤泽都先后考取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那一届同学的特点是社会阅历丰富，都经历过底层生活的磨炼，但知识结构是有所欠缺的。“老三届”绝大多数都未完整接受基础教育，应届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恢复高考时就凭着那么一点自信、临场发挥和运气，居然跨进了高等学府。所以78级出几位领导似乎也顺理成章，敏尔同学就是杰出代表，要产生专家学者却可能性比较小，也真应了“天道酬勤”这句古训了，到现在除吴先宁、寿勤泽两位博士外，学刚、柏勋、兆矩都评上教授了。

大三后，脑子似乎清醒了不少，目标渐渐清晰起来，我总觉得这和陈祖楠老师有很大关系。陈老师为人严肃，平时不苟言笑，大家背后都尊其为“祖楠兄”。大三时，他教授中学语文教学法，讲课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也没见其讲多少专业思想的大道理，说来也怪，听过他的课，感到语文教学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探究，不知不觉对语文教学产生了兴趣，也从那时起，毕业后当个好老师的愿望开始萌生并强烈起来。

那时感觉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忙，尽管看起来大家都在神情平静地走着，但其实都在暗暗地加快步伐。所以毕业后可以这么说：　我们没有虚度这3年。

要说遗憾，就是我们更多地庆幸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很少意识到自己应该为改变国家命运而负起的社会责任，因而缺失更远的目标和追求，“小富即安”的小农思想使我们人所固有的惰性有了心安理得的依据，一句广告词说得好：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人啊，关键时刻是需要有人在背后猛击一掌的。

和谐着，相聚原本是种缘

前段时间和我的几位学生闲聊，说起老师，几乎所有学生都说，他们读大学时除了上课，平时很难碰到老师，上完课就闪人。这种渐行渐远的师生关系，和我们那时的师生关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那时，老师就和学生同住校园，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造访都会受到热情相待，老师既是老师又是父亲、兄长、学友。

记得一次“文学概论”的考试，对试卷中恩格斯关于典型人物塑造的论述有不同的理解，考试结束后，互相争论不休，不服气的同学去文学概论老师陈云海宿舍申诉己方的见解，后来不知是老师感其诚还是觉得其言之有理，总之只要自圆其说，不同理解都能得分，争论才罢休。这种民主之风成为当时教学的一种状态。还记得一次邹老师把我的笔记本拿去阅看，还把错误之处一一用红笔勾出，当时也不觉怎么样，现在想来，老师的关爱和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不仅老师，连老师的家属也把学生当做家人或朋友，3年下来，住校家属都能喊出班中同学的姓名，有时刚巧碰到吃饭，还会邀你共餐，甚至还热心地当起红娘。

那时的学校领导也丝毫没有架子。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是狄云来副书记，学生背后都谑呼其“狄老头”。狄书记经常下学生宿舍、食堂，嘘寒问暖，拍拍学生肩膀，甚至开个玩笑，和学生亲密无间，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是父兄来得更贴切。

同学间也亲如兄弟姐妹，彼此不分你我。农村同学回校，总要带点土特产，“哗啦”一下倒在桌上，你一把我一把马上抢劫一空，为改善伙食从家里带来的小菜，自己还没吃上就成了公菜。山区交通闭塞，于是乎散步几乎成为“必修课”。每天晚饭后，三五成群或顺着公路、或沿着山间小路、或踏着田埂，边走边聊，海阔天空，谈人生、谈生活、谈社会。时而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时而戏谑调侃、放声大笑。有时也免不了争论，甚至弄得面红耳赤，但那份坦率和真诚，令现今的世俗者赧然。记得毕业前夕，几位同学相约带着酒和糕点，坐在上皋山上饮酒话别，想着就要分手，一向无话不谈的我们也不知从何说起，大家默默喝着酒，听着阵阵松涛，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2001年，毕业20周年时，我们部分同学曾回过一次攒宫母校。由于多年的废弃，校园荒芜一片，杂草丛生，断墙残壁。望着荒凉寂寥的校园，大家不免有些凄凉和伤感。徘徊在古树林中，林中斑斑驳驳的阳光有如散乱难拾的往事，逝去的时光和我们迎面相逢，我们相拥无言。抚着参天的古树，感觉宋六陵是近的，就在眼前，它触手可及；宋六陵又是遥远的，它勾起我们很多回忆和遐思，唤起我们对生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