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情结” 陈雪琛

长期以来，我对文理学院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结。与我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也先后出自文理学院及其前身。其中有的已远离人间，仍不时为我怀念。

先哲有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的母校称为绍兴师范学校，系简师升格改名。它与绍兴文理学院不仅有血缘上的传承，更有我对其相关几位前辈的难忘情怀。这里我姑且以人带事，或由事及人，边忆边写。

许杰与“五师”

我国著名小说作家兼文艺评论家许杰（1901—1993），曾是鲁迅志同道合的好友，可见之于《鲁迅全集·日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在世的最后一年多前，他写有《绍兴赐我以乳汁》一文，寄往《野草》文学期刊，得以留下 “五师”史料中鲜为人知的一些细节。

1922年，许杰就读于“五师”时，校长叫俞寄，为诸暨（或东阳）人，留学过日本，有专著出版。他说，当年在“五师”教书的老师有孙选青、章锐初（一名微颖）、李鸿梁等。李是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学生，任美术教师。许杰说，同学中与他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通信联系的有俞载俊、梁大中、许赞禹（许钦文之弟，许钦文原名许赞尧）等人。

许杰在“五师”读过两年书。那时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校内思想很活跃。许杰与何兢业、郑文炳发起创办过微光社，出版《微光》半月刊，挂靠于《越铎日报》。《微光》半月刊常发表进步文章，如由任国桢翻译出版、得到鲁迅支持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许杰他们就在《微光》上撰文推荐，由此可见该刊之水平。

许杰在“五师”还和同学一起创办“龙山平民夜校”，以“平民千字课”作为夜校课本，来响应当时先进教育家之倡议。许杰还在《越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创办这所夜校的报告。

自“五师”毕业后，许杰辗转各地，又去南洋编报。55年后的1977年，为瞻仰鲁迅故居，才再来绍兴。感慨之下，有调寄《水调歌头》一阕述怀：　

少读龙山下，常登望海亭。五十五年过去，午夜梦常萦。更是鲁翁故里，展览新添文物，渴望再登临。自古多名胜，会稽与山阴。闲快阁、空禹穴，负兰亭。膜拜英雄人物，秋侠与迅翁。出入台门新老，瞻谒轩亭路口，不惜汗淋淋。近世文明轨，发轫新绍兴。

梁大中与“简师”

梁大中与许杰是“五师”同学，也正是我就读的绍兴简易师范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后来担任校长多年。

我的母校绍兴简师始创于1944年4月。时绍城沦陷，会稽山区成为抗日后方，简师开办于越南区南山村。抗战胜利后迁入城内，暂借和畅堂原承天中学校址，半年后以城南一处敌伪公房作为正式校舍（50年代初为县委干校所在）。我是绍城光复后1945年秋，由简师音乐老师钟心一、历史老师王华国两位作担保人，得以个别免试入学，编入“秋一年级甲班”，开始了4年的免费吃饭、免费住宿（形同变相求业）的学校生活。

我入学时，梁大中为代理校长，正式校长由县长郑重为兼任，大家以 “兼校长”称呼他。郑重为将调离绍兴时，简师举行欢送座谈会，我们班级有代表发言说：“我们不唱阳关三叠，也不呼黯然销魂，我们以全体师生的热情，来欢送我们的兼校长。”1949年4月，郑重为亲自或通过关系，做国民党某部团长和某部副司令员的策反工作，动员他们率部起义（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绍兴解放纪实》一书）。

从入学那天起，我就对梁大中校长有崇敬之情。他留给我印象较深者有四：　

一是严于律己。他虽艰苦创校，但丝毫不摆校长架子。当时每逢星期一课前，全校师生有纪念孙中山例会，行礼如仪后，由校长或老师作报告。凡梁校长作报告，他总对列座于主席台上的教员，逐一列举其辛劳，表达感谢之情。说是“我梁大中何德何能，没有某某老师为办学经费四处奔走，没有某某老师对学生严父兼慈母般的心肠，哪有我们学校的今天……”每言及此，他就会动容，完全出自真诚。我未见他对学生有过训斥，多的是好言相劝。

二是爱护学生。1946年，有国民党“剿共”某部长官前来学校召开大会，动员学生入伍。梁校长不得不主持大会，但在那长官讲话完毕，眼见其与随从刚跨出校门，他就向到会学生作了补充讲话，大意是学生应以安心读书为主，不要胡思乱想。我至今还记得，他边讲边模拟国民党士兵对长官的习惯动作：“立正，敬礼！ 立正，敬礼！”——梁校长虽不便明言阻止，但言外之意及其即兴讽刺性“表演”，耐人寻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受到梁校长的暗示和提醒，打消了念头；但仍有个别同学应征，后来去了台湾。1947年，台湾爆发 “二·二八”事件，我们那些应征同学，有的被卷了进去，此后数十年，留下了历史性后果。

三是恳聘良师。简师设有教育心理、教材教法、教育行政、实用艺术等专业课程。梁大中校长恳聘各类名师。如心理学教师寿棣绩、潘心慧（女），寿曾执教于名牌大学，有专著出版；地理教师俞易晋，以第二名成绩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有多种专著问世；数理化“太老师”祝宏猷，梁大中曾是其学生；国文教师董秋芳、甘大昕、胡秀楣等，都享有名声。甘大昕有《双声叠韵连绵词之研究》发表于朱自清主编之《国文月刊》，1947年经“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他为“大学讲师”，绍兴一些报纸曾作为新闻报道。胡秀楣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却精通国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诗经》研究论文，发表于权威性的《文·史·哲》杂志。

我免试入学的担保人音乐教师钟心一，擅长各种乐器。他除教学生唱《国际歌》、《马赛曲》等外，《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等少数民族歌曲也传唱于校园内外。更有所谓《古怪歌》，其歌词云：　

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了墙，灯草打破了鼓啊！清早走进城呀，看见狗咬人啊！只许它们汪汪叫，不许人哟，用嘴来说话！……

这些“古怪”歌词，寓意所指，不言自明，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岂可低估。

因有良师引领，简师校风严肃而活泼。演讲比赛、辩论会、自编自导戏剧活动和各种讲座，都时不时举办。对我来说，影响较大的讲座是 “红楼梦的科学认识”，由兼职国文老师金纪贤（后任教于大学中文系）主讲。他事先贴出布告，学生可自由听讲。另外，各班都有级刊上墙。我所在班的级刊以笔吼为刊名。甘大昕老师为“笔吼”题句曰：“奋笔健如狮子吼，少年才似剑新磨。”这两句旧体诗，因平仄和对仗格律谨严，故我至今不会记错一个字。

四是淡泊名利。梁先生后来让校长之位给董秋芳，自愿去简师所属附小（万安桥小学）任教。解放后，我曾专程去拜访过他，自我介绍后向他行师生礼，真诚地向他请安问候。我了解到他在附小并非是主要领导，只做中层行政工作。后来逾90高寿卒。

董秋芳与“绍师”

董秋芳（1898—1977）与梁大中一样，早年也就读于“五师”。 1948年，四年制的绍兴简易师范升格为绍兴师范学校，董秋芳以其资历和声望，被推荐上报省教育厅，被任命为校长。

那时，“国统区”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古城绍兴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董秋芳受命于新旧社会行将交替的非常时期，他公开声称自己是“过渡校长”，思想倾向，溢于言表。我们1949届同学的临时毕业证明和正式毕业证明书，都是董秋芳在绍兴解放前1949年4月和解放后1949年7月分别签发的。前者以中华民国纪年，后者即以公元纪年。相隔三月两重天！

董秋芳是鲁迅的学生和追随者。鲁迅1928年《文艺与革命》一文，即由董秋芳（冬芬）致鲁迅的一封长信引发。鲁迅又为董秋芳所译《争自由的波浪》一书作序（小引），推荐给读者。《鲁迅全集·日记》中提到董秋芳多达四十余次，可见两人过从甚密。

1929年，董秋芳从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任教于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季羡林先生（2009年7月以98高寿辞世）就是当年董秋芳的学生。季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还是懂12国语言的大师。他曾满怀深情地写有《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发表于绍兴《野草》杂志。

董秋芳使我终生难忘之处也至少有四：　

一是我“认识”鲁迅、崇敬鲁迅，始于他在稽山中学任教时兼教于我母校“简师”。他常抛开课本，印发讲义，为我们教授鲁迅著作，如《药》、《祝福》等，并结合介绍鲁迅之为人（却从不谈自己与鲁迅之关系）。那年我16岁，因自幼父母双亡，褴褛愁绪，意志消沉。是董先生的教诲，使我感受鲁迅精神，逐渐摆脱心灵上的创伤，终于站立了起来，直面惨淡的人生。

二是董先生在文学上精通古今中外，除为我们逐篇讲解《诗经》等古籍外，还大量介绍外国文学，高尔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莎士比亚、雪莱、巴尔扎克、萧伯纳，等等，无不涉及，打开了我们的文学视野，扩大了我们课外阅读的范围，并由此逐渐关心国事、关注社会。记得我在偷读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等石印本时，不管懂与不懂，凭着毛泽东对鲁迅那满怀激情的评价，就对一直被当局称为“匪” 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改变了看法。由此使我懂得青年应有何种理想，应当如何为人。故以后我在人生道路上，纵然艰难曲折，风吹浪打，仍能挺得过来。

三是我在课余因为主办油印刊物《红辣茄》，几次刊登讽刺学校“童子军”教官×××的文章，得罪了他，被教导处书面通知“本应开除学籍……”，是董先生力争、力保，改为“由家长到校具结……”。此时董先生刚接任改名为“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我在开学前由叔父（也应算养父）陪同，专程到校。叔父由钟心一、王华国两位入学担保人引见给董秋芳校长。我首先低头向董老师央求，他在校长室先作高声训斥状；过了一会儿，一贯对我慈祥的他，又轻声安慰和勉励了我一番，竟未“具结”，意外地为我走过了场，使我得以读完了最后一学期，领到了毕业证书。60年来，风风雨雨，我失去了多少心爱之物，唯此签有“校长董秋芳”大名的一张证书，迄今未损丝毫。

四是董先生曾单独“代管”我的作文簿，他选择抄录后发向当地报纸副刊，而每次稚作见报，我事先都一无所知。我自幼未知人间“慈爱”为何物。董先生在上课时，偶有即兴穿插赞扬我的原话，我至今不敢在人前复述，唯有暗自惭愧、无地自容。季羡林在《我的老师董秋芳》一文中所叙述的许多感人细节，我都有切身感受。董先生老老实实地教书，认真小心地改学生作文。他出的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让学生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有绝对的写作自由。季羡林追述，有一次，他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回故乡奔母丧的悲痛心情。作文本发下来了，他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季羡林追忆说，“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我也有类似于青少年时的季羡林“奔母丧”作文受到董老师器重之幸运。绍兴师专副教授谢德铣生前长期采访过董秋芳，他在1988年《怀念董秋芳先生》一文（载于《东海》）中写道，抗战胜利后，董老执教“绍师”。他在课堂上，大胆选讲鲁迅的名著《药》，启发学生向封建势力开火。有一次，他出了《孤立的塔》作文题，让学生用各种文体写作。有位名叫陈锡琛的学生在作文中写道：“那里耸立起一座塔，孤立在荒山之一隅，我遥望着她，见她在哭了。她，人间中的沦落者，受谁怜悯？有谁同情？……谁说韶光如流水，黎明怎么还没来？……”原来，这位学生吃尽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故在文中寄托自己孤寂悲凉的感情。董老看了给予很高评价，还亲自抄录介绍到当时的《绍兴工商报》上发表。以后，这位学生又写了《阿Q 竞选记》，讽刺蒋介石竞选的丑剧，这是一篇非常大胆的小说。董老看了，益发加以赞扬，在作文评语中写道：“天赋颇好，多加努力，可成作手。”以后，董老改题目为《阿Q升达记》（避开“竞选”两字），介绍到当时的绍兴《越报》（《人间》副刊）上分三期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秋芳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牢牢记住两篇，一篇题为《回忆李大钊先生》，涉及他与李大钊的一些关系，发表于《浙江日报》；另一篇题为《观摩教学第一课》，写他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教时的一次活动。1993年，董秋芳女儿董菊仙为出版父亲文集一事来我家访问，我在热情款待之余，特地向她提起这两篇未为她所知的文章。经过努力，她终于按我提供的线索查到了写李大钊的那篇重要文章。这是我唯一可告慰于恩师之事。董菊仙曾为意外之收获，既高兴又感慨万千，特有专函致我。

接管绍兴师范学校

我在《野草》杂志任职时，李石民同志有《我生命中的燧石》一文寄我，并予以发表。文中有记述接管我母校之事。李石民曾参加解放诸暨和绍兴的战斗，当时他工作于浙东人民行政公署。

绍兴解放后，李石民的任务之一是接管绍兴师范学校。他手持介绍信，径直前往南门头绍兴师范找校长董秋芳先生。李在文章中记述了接管“绍师”过程，特别提到：“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董先生是使绍兴师范得以维持、学校进步势力得以保护的大树。”但是，他在办公室里面对着李石民等三个军人，仍显得有些拘谨。为了取得相互信任，李石民避开接管正题，先说：“董校长，我是湘湖师范的学生，早就知道你的名字，读过你的文章，我像敬重我的校长金海观一样敬重你，我们是前来协助你进行工作的，我们都是你的学生。”这样，室内空气顿时活跃亲切起来了。董秋芳先生动了感情，他的眼睛也润湿了，深沉地说：“这一天终于盼到了，绍兴师范回到人民手里，我这个‘过渡校长’也就放心了！”

接管过程中，李石民发现，绍师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它的学生几乎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他写道：“1947年5月，杭州、绍兴发生抢米风潮，绍师学生配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发动请愿和敬师运动……我还看了一些学生油印刊物，其中有《红辣茄》、《师生魂》、《菜油灯》、《求知丛刊》等等。我还了解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学生中就秘密流传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油印的毛主席著作，革命和民主空气颇为活跃，特别是董秋芳先生掌校后更是如此。”

相见时难别亦难——“绍师”49届毕业同学联谊会纪要

本届同学是绍兴解放前一星期即1949年4月30日毕业的，至今天足满60周年。60年来，我的同窗好友，为献身事业，报效国家，历尽艰辛，天各一方。

本届同学共64人，解放后或未有联系，或不便交往，或音信断绝。当神州大地回春，国家改革开放，我同窗思念之情益深。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于1989年2月由在绍学友李锦源、陈雪琛、金守扬、胡彬昌、章元根、杨乃浚、周居正等发起联谊活动。经3个月之筹备，查明了50位同学的通信地址或下落。其中有6位同学已不幸辞世。另外，尚有14位同学情况不明，无法联系。热情支持本次活动但因故未能参加者有金继贤、张根校、骆澄素、钱中瑜、李忠耀、任尚忠6人。

联谊会借越城区人民政府会议室举行。到会同学共38人，其中女同学12人。年龄最大者65岁，最小者57岁。经数十年之风霜雨雪，当初风华少年，于今多已白发满头，相见难识。会场上三五成群，或拥抱雀跃，忘老之渐至；或互猜姓名，因张冠李戴而哄堂大笑。到会女同学中，陆秀娟从辽宁阜新市提前到来；冯玄婴自北京日夜挤车赶上了仅一天之会期；体弱的邵伦辉、宣月琴分别由老伴护送赴会，真是关山难阻同窗情啊……

上午9时正，联谊会开幕。同学们搀扶着86岁老校长梁大中先生上座，向他行鞠躬礼致敬，感谢他当年为苦撑学校而奔走呼号，为栽培学子而恳聘良师。会议由本届级长（现称班长）李锦源同学主持。他首先建议全体起立，为已故校长董秋芳先生及其他离世师长默哀，为本届已故同窗王思正、孙祉龙、沈功旌、蒋本根、俞金林、阮水镜（女）默哀。接着介绍这次活动筹备经过，继由到会同学依次各谈近况，互叙离情。

下午，与会同学和老校长一起，驱车东湖、禹陵，重游40年前一起远足、露营过的古越胜地。旧梦依稀，景物依然，而往事不再，时代飞越。尽兴之余，大家于桥畔湖边摄影留念，以作永志。

晚间，借越城区府食堂自费聚餐。中共越城区委书记沈云姑、区长韩传根、区计经委主任孙黄忠等闻讯前来看望，对“少年同学老来会”表示祝贺。

次日，聚会同学在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离情别绪中，互道珍重，依依分手。

发起人所在单位《野草》文学杂志编辑部、市总工会、越城区政府计经委、越城黏合衬厂等，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各种方便，同学们对此深表感谢。

（注：　此次相聚后，本届在世同学逐年减少。如此盛会，或将不再， 特作为《我的“母校情结”》之一录此。2009年9月4日，陈雪琛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