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重新忆母校 李锦源

2009年5月，是古城绍兴解放60周年，也是我从母校毕业60周年。岁月流逝，甲子重新回忆往事，虽然千头万绪，多数已记忆模糊，然而在母校的四年读书生活，是难以忘怀的。

母校绍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后改绍兴师范），成立于1944年的绍兴南部山区稽东南山村。其时，中国人民已坚持了7年的抗日战争，县城沦陷，县政府机关蜗居在南山相邻的裘村，距敌占区仅20多华里，在那么困难的情势下，能新建这么一所学校，实属不易。首招一班初中毕业生，学制一年，另招小学毕业生，学制4年。学校包吃包住，只收书费和少量代管费，但规定毕业后必须当教师3年，才能升学或另谋他就。虽有如此规定，不少人还是为有饭吃而想方设法入学，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于1936年小学未毕业失学在家，到1945年2月去附近村校教书，每月仅有白米2市斗（合30市斤），不能自食其力，当得悉师范学校免费供学生食宿，还不如去读书，于是去投考母校。幸运的是这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学校于9月迁入绍兴市区，我第一次进入了县城。

母校绍兴师范的前身，是创建于1909年的山（阴）会（稽）师范学堂。1911年，鲁迅先生曾出任校长。1915年，浙江全省师范统一定名，山会师范改称浙江第五师范（简称五师）。1923年，五师与五中合并，成为五中师范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曾迁入诸暨、嵊县后一度停办。其间，不少学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会稽山游击队。直到1944年复办母校。1949年9月母校入城后，初借承天中学（即今文理学院附中）校舍，梁大中先生任校长。春节后开学，母校迁到南涧桥新购校舍（即解放初的绍兴县委党校，后为自行车厂），1948年改绍兴师范，由董秋芳先生任校长，直到绍兴解放。

新校舍是民房，后面有个花园，取名“四存园”，园中有一个不大的荷花塘，塘边原有菜地改作操场，北边有几间平房，改作教室。前面临街楼房为男生宿舍。中间后来造了一个礼堂，材料是从县前街拆来一个废弃的小菜场。后来又建了一幢两层楼的教学楼，取名“京华楼”，楼上楼下各有2个教室。

我们班于1949年4月底毕业，为迎接绍兴解放，不少同学参加解放军，奔赴浙东前线，更多同学参加地方组织，开展剿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等运动，我经绍兴军区第一期军政干校学习2个月后，于8月底分配到绍兴县漓渚区人民政府工作。

母校纪律严明，生活是准军事化，一律寄宿，即使是家离学校很近也必须住校，按班级划分，楼上睡楼板，楼下搭木板通铺，内务严格，一律白床毯、白被单，折叠安放整齐，学生大都家庭贫困，校服无法统一，但男生必须一律光头，女生留齐耳短发。早晨梳洗后到操场集合，升旗早操早自修。就餐规定8人一桌，先有一个值桌生盛好8碗饭，站在桌旁，其余同学排队进场，等全校同学都围着桌子站好，鸦雀无声，值星队长喊口令“全体立正”，向值日导师敬礼后再喊“开动”，全体同学才可用膳。每日一稀二干。

由于当时农村普遍缺乏艺术类教师，因此学校比较重视劳、美、音、体，当时的晓庄师范在这方面很有特色，对师范类学校影响颇大。

美术除正课外，学校在山区时就建有列鸟木刻社，木刻在抗战时期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全国木刻总会曾出版过《抗战八年木刻选》，列鸟木刻社也出过一本木刻选。美术老师王允中先生利用休息日，组织星期画会，要求爱好美术的学生练习素描、水彩、水粉画、版画，有时还进行野外写生。1948年，在余俊同学（原名寅生）任列鸟木刻社社长时，受全国木刻协会麦秆会长之委托，在绍兴斗鸡场当时的民众教育馆内举办了绍兴唯一一次全国木刻巡回展，我们有6位高年级同学协助余俊布展，后因内容多是解放区的领袖人物（不标姓名），被当局发现后，只展3天，就急急移往宁波。

当时学校虽然没有书法组织和书法课，但学生自觉临写帖子的也不少，而且写作文、日记及语文作业等，都必须用毛笔书写。此外，王允中老师还教我们学习印染，学生在布上画好的画，经过蒸汽等技术处理，获得成功。还学习制作石膏模型、翻制蜡质玩具等工艺。木刻画，当时用的是乌桕树，多数由山区同学提供，自己加工打磨。1948年，劳美教师从稽山中学调来方杰老师，王允中老师改任国语课。

音乐，课外自学的比学美术的还多。学校仅有一台钢琴，专给老师教学用，另有一台风琴，供学生轮流学习，但二胡、笛子、口琴不少，特别是二胡最多，多是自制的。山区同学负责竹筒木杆，蛇皮有时是山区同学在暑假里打蛇剥下晾干的，也有在校时到郊外拔草寻蛇剥下来的，但最好是剥下后，刮去蛇肉，现绷在竹筒上，这样不用胶水。干燥后特别结实，音质也好。那时，每到课外活动或晚饭后，每间教室里就会传出二胡、笛子、口琴等吱吱喳喳的声音，整个学校，生气勃勃。音乐老师钟心一先生两年里就教五线谱，教的歌曲也很先进，喜爱雄浑高亢，如《国际歌》、《马赛曲》及抗战歌曲，后期则教陕北民歌以及《古怪歌》、《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等革命歌曲。

文学是主课，当时叫国语课，老师除董秋芳先生外，如祝宏猷、甘大昕、胡秀梅（苏州人）等也都较有名气。董秋芳老师在出任母校校长以前，在稽山中学任教时兼教我们的国语课，他上课像说书一样配有各种动作。甘大昕先生则根据课文内容结合当时社会现实讲解，并针对青年学生思想特征，进行人生观教育，很受同学欢迎。甘老师曾在朱自清主编的《国文月刊》上发表题为《双声叠韵连绵词之研究》一文，被评为讲师，当时绍兴各报都发过消息，结尾有“仍将服务桑梓云”等语。他曾任我们班两年班主任，不少同学请他题字留念，给我题的是一首七绝：“当兹文字糠秕日，共铸黄金拜范蠡。欲挽颓流无气力，鸡鸣风雨感凄其。”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无奈感叹。学校老师中名师不少，如寿棣绩、柳虞慧、金纪贤等，地理老师余易晋全国闻名，此外如教育心理学教师潘星慧和化学教师刘之一都是浙大毕业的青年教师。

校内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级刊，各取刊名，定期更新上墙。我们班的刊名是“笔吼”，取“奋笔健如狮子吼”之意，是由班主任甘大昕先生取的。文学沙龙有“春柳文艺社”、“学习检讨会”等（当时检讨二字是自谦之词），还有各种讲座，如金纪贤老师曾开讲《红楼梦》，也会举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孰重”等辩论会。此外，还有各班甚至一二个观点相同的同学自印的油印刊物与小报，如我们班有《求是》、《求知丛刊》、《师生魂》、《菜油灯》、《红辣茄》等。1948年上半年，我们还在绍兴《工商报》上开辟了《青年生活》专栏，遗憾的是只出了2期，以“言论激进”为由，被迫停办。

因处于动乱年代，渴望和平民主自由是青年学生的本能要求，尤其是各地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母校不是真空，影响所及，也有所表现。首先是学生自治会对全国各地学运要求声援的信件很多，我们学生会都作了书面响应。进步书籍不少，但得秘密阅读、收藏好，有时候晚上有人要来搜查教室，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会稽山游击纵队编印的《浙东简讯》还是来到学校，翻印的毛泽东著作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还是被我们秘密轮流传阅。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中，我们还读到了他们刊印的《求是周报》，内容非常激动人心，我原藏有两张《浙东简讯》和《求是周报》，离休后适逢老同学徐星岩在市文化局为编写文化志搜集有关资料，就交给他由市文化局存档。

1948年上半年，由于钱粮处拨给学校的，全是有绿花的霉变米，气味也很难闻，再加上物价飞涨，原定的菜金买不了多少菜，学校只得早餐用炒熟的食盐代菜肴。因此学生自治会连同县立初级中学（在现在的大通学堂内）发动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善师生伙食。同时两校各选学生代表5名，在现大通学堂内召开记者招待会，当时绍兴的《民国日报》、《绍兴新闻》、《越报》、《工商报》等几家报社都有记者出席，消息次日见报。此后，虽然略有好转，但学生代表都上了县政府的黑名单。

那时校内虽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受外部影响很大，当时绍兴一中有个军训教官余恂，以组织青年文艺会为名，以笔名“白浪”联络绍兴文学青年，我们也曾经去拜访过他。后来，据徐星岩同学告诉我，他们班的王思正、余寅生（俊）、章祖纹和他自己4人被班主任老师告知学校不能待下去了，得赶快设法离开。于是，他们去与余恂商议，结果由余老师介绍他们去杭州找地下党，参加了野战军。遗憾的是王思正入伍不久在安徽歙县因病误诊而亡，如今余俊和徐星岩也已先后谢世，章祖纹可能还在成都。

虽然绍兴简师存在的时间只有6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昙花一现，然而它却填补了非常时期的一段空白，培养了特殊时代的一批甘于吃苦的有用人材，这些人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和技能，却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古城绍兴协助工农干部完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

听说绍兴文理学院今年要举行百年校庆，这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借此回顾一下绍兴的教育史、办学史，怀念百年来我们先贤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动荡不安的险境中，付出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劳动、智慧和坚强的意志，本无可非议，然而在网上有人对文理学院的百年校史质疑，窃以为绍兴文理学院是在绍兴师专的基础上提升扩大的，绍兴师专的基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绍兴师范，而绍兴师范可以说是我们在绍兴解放初暂时停办的母校绍兴师范的恢复。而我们的母校应该接轨以前的五中师范部和山会师范，祝宏猷、董秋芳、梁大中等老师都是山会师范的学生，一路而来不见分枝节杈，愚以为即使以后文理学院升格为绍兴大学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也不可能切割这段历史。

以上如记忆有误，诚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