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镐
陈寅镐,男,1962年6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化学81届毕业生,浙江大学研究生。现任浙江中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昌县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
30年前,我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宋六陵校园结下了不解之缘。30年来,改革开放风云激荡,创业奋斗,风雨兼程,可谓甘苦自知。
我被时代的洪流推到了商海的浪尖弄潮,从一名教育工作者,如今成了一名公司的董事长。前不久,我挺进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兴办了一家名叫浙江中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化工企业。这家企业年总产值逾2亿元,人均产值超过60万元,公司生产的多氟苯甲酸类产品、氟氯苯乙酮类产品和N甲基哌嗪等在国内同行中占有优势,甚至在全球也有点美誉度。如果说创业还算成功的话,那首先应当归功于我的母校。我在母校不仅学到了化工的专业知识,更汲取了足够的精神营养——那让我终身受用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就读的绍兴师专宋六陵校园确有不可小觑的魅力,至今难以忘怀。我听校友谈论过所谓“宋六陵”现象,说是绍兴师专在宋六陵办学时期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此话不假,光是我们化学专业就有不少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有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博士生导师,也有从事医药化工类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领军人物。绍兴的化工制药业成为块状经济,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绍兴师专化学专业毕业校友共同作出的贡献。
宋六陵校园在特定时期聚集了一批特殊的大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1978年的金秋10月,我怀着满腔喜悦之情,来到绍兴的一个山区,那个叫宋六陵的地方上大学。这所大学有不少特别的地方。首先是校园人有点特别。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等待,许多人在同一年参加高考,录取比例很低,已经是百里挑一,同学间的年龄差距很大,可以说是两代同窗,其中有来自同一所中学师生共同上大学的情况。我们班年龄大的33岁,最小的才16岁,我当时才17岁,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在老大哥面前显得很稚嫩,同班有几个同学已有近10年的中学教龄,我们与他们亦师亦友,得到了很多帮助,与他们共同学习和生活,增长了许多社会经验。
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校园。学校刚刚从中师升格变大专,当时还以浙师院绍兴分校名义办学。校园很小,设施不齐,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根本不像一所高等学府,更不要说是我们理想中的大学了。住的寝室是坡屋顶农舍式的瓦房,小小的窗户透进微弱的光线,三合一地面,常常会尘土飞扬。据说这里以前是监所,高高的围墙上还留着电网,传达室旁边还建有瞭望塔。寝室面积10平方米左右,放5张床,住9个人。因为地方狭窄,常常挤翻那小小的自修桌。食堂没有餐厅,排队买菜的地方也不过100平方米左右。我们只好蹲在室外空地上或拿到寝室里就餐。这种生活,我们戏称“抗大”。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并没有消沉,我们一直在向前看,同学们说,“‘四人帮’被粉碎了,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的。”这种艰苦的环境反而成了我们发愤图强的动力,整个校园勤奋学习的氛围很好。同学们闻鸡起舞,不到6点钟就起床读书,上早自修。我们一个室友往往4点半左右就到山上读外语了,为了不打扰同学,常常拿着牙刷、牙膏到外面去盥洗。置身这样的氛围,谁都会不甘心落后。当时的生活真可谓三点一线:教室—寝室—食堂。食堂小,流程又不畅,就餐需要排两次队,一列买饭,一列买菜,我常与室友分工合作,一个人打菜,另一人打饭,草草填饱肚子,速速跑回教室去看书,可谓分秒必争。每逢期末复习期间,这种快节奏的运动,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老师们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对我们的影响也特别大,许多金玉良言使我终身受用。
学校真有点像“抗大”,那时的校园生活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还会享受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印象最深的是看电影,我们读中小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患有文化的饥饿综合征。这时,校园里每周有一场电影,隔壁的东方红茶厂也经常放电影。对于那些刚刚解放出来的战斗片、戏曲片,我们百看不厌,新上映的带有“伤痕”的电影更是反响强烈,那些过来人“老三届”同学常常感同身受,评论电影也成了理科同学的热点话题。我是一个体育活动爱好者,在校期间,堪称班上的健将,当年曾有在校运会上得过五项全能冠军的骄人成绩。我特别喜欢打篮球,这个爱好至今未变,我在企业里还常常组织职工篮球赛,人家喝酒应酬,我是以球会友。
我们经常到教学楼旁的松林里晨读,在阵阵松涛声中,有背外语单词的,有读古典名著的……这种勤奋苦读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我们听说宋六陵是南宋的皇陵,宋室南渡以后有一段悲情故事,南宋小朝廷,风花雪月,贪图安逸,最后丧权辱国。那尸首不见只能埋葬衣冠的凄怆,无不在提醒着我们,人是要有骨气的,人是要有精神的。发愤图强的精神在我们这代人心里潜移默化。
毕业以后,我回到了新昌,被分配到新昌城关中学担任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从一名寒门学子成长为人民教师,我决心要当一名好老师。根据我工作的性质,觉得重点要给人以精神力量,要把学生的创造性和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于是在新昌县办起了第一所少年团校,为了培养学生的节俭观念,还指导学生办起了“小小银行”。学生工作的创新得到了教育界的好评。21岁那年,我被选为新昌县团委委员,评为浙江省优秀辅导员。我想,共青团工作能比较得心应手,恐怕也是师专三年的担任团支部书记养成的。过不多久,我被调到示范性初中——拔茅中学担任了一年副校长、两年校长。当时的拔茅中学地处山区,可谓名不见经传,尤其高考升学率口碑稍歉。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又想到了宋六陵,宋六陵校园人面对困厄时的振奋精神,我想,拔茅中学要图强,首先也要从校风学风抓起。任职三年,我全身心投入,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抓校风、学风,在广大师生的努力下,学校面貌很快得到改变,中考成绩跻身新昌县前茅。
如果说,因为我们的努力而使单位面貌有所改变的话,环境也在促使我改变自己。调回城关中学担任副校长不久,教育局又把我调到了机关,分管校办企业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新昌县是众所周知的贫困县,县里对教育的资助可谓捉襟见肘,学校办学条件较差,教师的待遇不高。我当时想,要靠校办企业来支撑庞大的教育支出,无异于杯水车薪。1993年,我决定下海从商。我的初衷是,成为一名教育企业家,创造利税,回馈教育,促进教育的发展。此前也已经有一位校友为我们树立了成功创业的榜样。万事开头难。我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注册了新昌三原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创业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发愤图强”成了我的精神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我终于有了一定的资本,工作也渐入佳境。为了新办企业的稳步发展,我多次到安徽、江西、浙江考察,经过分析、比较、论证,我觉得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的交通方便,发展前景更具有竞争优势,于是选定在那里创办浙江中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人家都喜欢称企业掌门人为董事长,而我更喜欢员工叫我
学子创业之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母校办学的成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对母校可谓情深意长。我们既要借助母校的力量,同时也要推进母校的发展。我十分乐意为化学化工学院搭建产、学、研合作的平台。我们曾经和母校合办大专班,这个班办在公司里,由公司提供教室、设备等硬件资源,而由校方提供软件资源,意在培养更多化工方面的人才。通过校企合作,已经培养出两届毕业生。这种合作,也使我和母校走得更近了。
我们企业还向母校开放,每年都接受母校的实习生,招聘、录用一些母校的毕业生。对于校友,我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把他们看作是小师弟、小师妹,对他们既严格要求,又给予关照。我希望宋六陵校园的那种精神和文化能够代代传承,而我创新创业的体验和感悟也能与大家分享。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成功在于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