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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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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业之路

2010-04-02 4550

伍柏松

伍柏松,男,19622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数学86届毕业生。现任杭州天外教育集团董事长。2004年获中国教育家协会颁发的民办教育特别贡献奖。

年轻的时候,头上飘着一片创业梦想,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人到中年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创业。在别人看来,我有比较雄厚的资产,算是成功人士,有许多美丽的光环,其实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秉承文化、兴办教育”是我的生命之魂,我这一生所奋斗的主题也从来没有脱离过教育。

我出生在临安、富阳两市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秋口。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家里吃口多,压在父母脊梁上的负担十分沉重,对孩子的期望值也很高,总希望我们早日跳出“农门”,过城里人的生活。父亲是村支书,对子女的管教十分严格,“知书识礼”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训”,左邻右舍都夸我们兄弟几个很懂事。进学校读书了,我的接受能力还不错,做算术总是得满分,背课文又是常常第一个背出来。

但是,我的少年时代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进初中后,学校整天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只有“三机一泵”之类的教学内容,能测量出一块砖头的体积,数学成绩就算“优秀”了,应该学的东西连皮毛都没触及。那时,连临安地图都很难找到的小小秋口,竟然推出了创办全县第一所“村办高中”的“壮举”,比现在试图实现的“初中不出村,高中不出乡,大学不出县”还“先进”一步,我是这个村办高中的首届学生。半年之后,这个“村办高中”自然办不下去,被撤销并入三口乡中学,我也随之来到三口中学,遇上了恩师徐侃,在他的帮助鼓励下才得以走进大学。1978年高中毕业,我参加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次全国统考,结果,被外语拉了后腿,未能上线,心灰意冷,自己是“村办高中”出来的,怎么能与人家正规中学的学生相比呢?肯定考不过他们。当时,改革开放的序幕已拉开,当地不少人已经用开小店、跑运输、办工厂等各种形式“搞活经济,脱贫致富”了,我决定放弃学业,去谋自己的生路。老师得知这个想法后,大热天骑着一辆老爷自行车到我家里,劝我目光放远一点,可第二年参加高考。老师又帮助我分析形势,还劝我父母要有信心,我就横下心来,“一定要上大学!”就在我参加高考前,老师还寄了6元钱给我,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给了我一种无穷的力量。这6元钱的汇款单,对我来说是一种信物,至今还珍藏着。

1983年,我终于拿到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学校办在和畅堂秋瑾故居的旁边,建筑虽很一般,宿舍是简易的平房,但那里的水乡风光带着特有的灵气,处处挥发着绵长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人文气息,只要一呼吸,如同喝了一碗绍兴老酒。我学的是数学专业,这是我高中所学功课中的“长项”,大学的师资力量又很棒,我感到十分对胃口。大学三年,我还连着当了三年学生干部,人缘和管理能力在同学们中是公认的。在绍兴,我汲取了人生历程中最为宝贵、最富特质的发展要素。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种无形的、难得的财富。

1986年,我大学毕业了,被分到河桥职高任教,很快适应了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清苦生活,教学上也很快进入角色,不久就得心应手起来,参加了企业管理等科目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接触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新东西。后来,校长要我腾出精力救活学校的校办厂,留下了一段哭笑不得的办厂经历。接过来的“校办厂”,无产品、无设备、无厂房、无资金,只有一段惨淡经营、备受折腾的历史,我决定利用姐夫的资源生产糖果,采用“前店后厂”的“作坊”模式,把最前面的一个门面布置成糖果供应的批零柜台,直接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打到市场上去。自己生产的糖果一面世,品质优良、价格便宜,大受欢迎,那个批零店面更是红火,当地许多农民开小店、摆地摊都上那批糖果,后来广东、河南、开封、安阳都有人来函来电订购糖果。

可是,好景不长,因人比较单纯、社会经验不足,重重地碰了壁。一集装箱价值15万元的糖果,运送到河南后,说好是货到汇款,但两三个月过去,杳无音信。这才意识到其中有诈,便紧急行动,停止供货。货款不到位,糖果厂一下子陷入困境。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咬咬牙,打点行装,匆匆告别家人,踏上了外出讨债的征程。坐火车买不起卧铺票就坐硬座,硬座挨不上,就垫块尼龙布躺在地板上。有一次从广东讨债回家,因过于疲惫,一到家就发高烧,吃了几颗药就匆匆地赶往郑州去处理另一笔债务。从郑州回来后,高热不止,到医院一查,竟然是“伤寒病”。医生说: 这可是要人性命的大病,不好再掉以轻心了。我不得不住院治疗,前后耗费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把伤寒病治愈。那段经历不堪回首,险些儿把命都搭进去!

工厂倒闭了,亲戚朋友都来劝我,好自为之,稳稳当当教点书,别异想天开去做发财梦。当时,我了解到发展液化气供应很有市场潜力,便决心做做液化气生意,便在县教委所属的校办企业公司的名下成立了“昌南液化气供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段时期,中国城乡开始使用液化气是从南向北、先在沿海地区推开的,液化气供应站是液化气生产厂家和液化气用户之间的“中转”机构,靠收取中介劳务费来获得利润的,实行抵押金制度,不仅风险小,而且效益好,我的方略是不错的。问题是手头只有一张薄薄的准予经营的营业执照,没有客户、没有人手、没有资金,也没有稳定的气源供应渠道。启动资金拿不出,组织客户、推销产品这方面的力度非常弱,在杭无二厂煤气站等资金雄厚的竞争对手面前一筹莫展。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液化气站仍然是一纸空文,第二次陷入了困境。心急如焚,我想到了“借鸡生蛋”——与人合作。人家有资金、场地,我有经营权,互相合作,优势互补,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么?

天无绝人之路。1992年的初夏,终于在大上海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我冷静下来,运用所学过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按照液化气生意的发展趋向,普及使用的先决条件应该是生活水平不低但燃料短缺的地区,再窝在临安县内绕圈圈已没有任何意义,“走出去”才是出路。我初步获悉,苏南、上海一带居民使用液化气的数量远比不上广东、浙江,市场空间很大。于是有意识地来到上海,就在朋友的推荐下,认识了嘉定区的一个乡镇企业老总,双方一拍即合,迅即达成了联合组建液化气供应站的协议,经过一二个月的筹备,联合经营的液化气供应站在朱家桥镇开业,首批用户近千户,每户收取集资费、押瓶费等1400元。不久,又在金山县开出了第二个液化气供应站,这里的生意比嘉定还兴隆。插足大上海的经营策略,初战告捷。我十分清楚,服务业的成败在于服务质量,我制订出了一整套确保质量、规范流程、高效运作的规章制度,要求每个职工严格遵守。液化气站的生意非常火爆,申报开户者络绎不绝,其总量从几百上升到两千,三千……后来,总开户竟突破了万户大关。雄厚的经济实力让我信心大增,19933月,我又与金山县公安部门联合创建加油站,并在城郊接合处的朱泾镇租赁一块地皮,盖起了颇有现代水准的加油站,办公楼也设在其内,在上海拥有了170万元的自有资产。在大上海,我掘到了“第一桶金”,从靠租房过日子的“打工者”,一跃成为了具有一份家业的“老板”。我的人缘、信誉在我的经营圈里是很有名的,当地公安部门所属的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招聘总经理,就把我招聘去了,1994年底我又掌握了这家汽车销售公司的经营权。仅仅五六年时间,在上海得到了大发展,液化气、加油站、汽车销售公司样样顺利,靠的不仅是机遇,更重要的是眼界、毅力、胆魄和诚信。

创办天目外国语学校,算是我的第三次创业吧。1995年初夏,我已完全摆脱了以往那种囊中羞涩的尴尬,把心中最感激的徐侃老师夫妇和他的两三个同窗好友从临安接来上海做客,没想到这一次竟酝酿出了创办一所私立学校的计划。了解到临安有创办民办学校的土壤和意向,我想,我曾经读师范学校,又当过教师,把资金用到教育上,亲自办一所学校,自己的生命履历就显得厚重起来了。驾车来到临安,把办学的想法向教委主任竺泉海作了汇报,竺主任十分赞赏,称投资办学的计划是难能可贵的“明智之举”。在徐侃老师的帮助下,我投入600万元,创办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办学顺风顺水、一路绿灯,速度之快回想起来令人不可思议。1996728日,新校舍落成,基建工期仅8个月;831日,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首批新生走进了校门,我也成了全国民办教育的先驱者。《中国教育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等报刊纷纷以大篇幅的文章刊载我的办学经历。说实话,凭着在上海打下的基础,我赚钱的途径很多,办学不是为了赚钱,不然不必冒这样大的风险。回报教育、回报家乡,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结。

接下来的几年,天目外国语学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在一块不到100亩的桑田上,短短的数年时间,就托起了一个十分像样的校园: 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食堂、塑胶操场、图书楼应有尽有。但是,天目外国语学校首期招生时,学生数额严重不足,大约只达计划招生数的一半。是办学条件不好吗?是收费标准太高吗?是师资队伍不强吗?都不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办学只有一个模式,都是由政府统包统揽,民间办学、私立学校是反传统的,社会上存在偏见;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影响下,老百姓稳重保守,对民办学校的质量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针对前一种情况,我以《文汇报》为阵地,独家举办“如何办好民办学校”的征文活动,应征文章如雪片般飞来,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这对转变人们对民间办学的认识无疑是一次生动的社会宣传。针对后一种情况,我冷静比较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优势和不足,把管理方面的文章做精做细,提出“质量兴校”的战略。首先,争取教育局的支持,选拔一流人才担任校级领导,同时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优秀教师,吸收公办学校的优势,成立党支部把握政治方向,通过工会、教代会给教师以人文关怀,给教师说话、提意见和建议的民主权利;其次,充分发挥民办学校的体制优势,紧紧抓住《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这一机遇,狠抓内部管理,优化师资队伍,实施科研兴校战略,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利益分配原则,使先进的管理上升为优秀的校园文化,使学校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再次,在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的前提下,为教职工缴纳医疗、养老保险,办理人事关系、职称评定等,使广大教师具有了一种归属感,安心在学校工作;最后,每年拿出数十万元,为特别困难学生减免学杂费,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奖学金,仅2004年就让利二百余万元,这一举措更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家长的赞誉。

社会观念在转变,学校出色的办学成绩印证了民办教育的强大生命力。2002年顺利通过了浙江省一级民办学校督导评估,2003年通过了ISO 9001: 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4年被评为全国百强民办学校,2005年晋升为省三级重点中学并被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确定为国家级外语实验学校。学校还先后成为浙江省人事厅教育培训中心英语水平等级计算机应用能力培训考核点、省人力资源培训中心临安教学基地、临安市首批小班化教育实验基地;学校的《民办学校可持续发展研究》、《案导式教学的实践与研究》被分别确定为省市级教育科研规划课题。最让我欣慰的,还是家长对学校的认可。今天的天目外国语学校,已从最初的100多名学生、发展成为拥有32个班、1900多名学生的综合性学校,从省一级民办学校到省重点中学,从市级小班化教育实验基地到国家级外语实验学校,天目外国语学校始终如一地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镌刻下非凡的成绩与诚信的品牌。2006年,天外教育集团也正式成立,揭开了天外发展的新篇章,从而使学校朝着名校集团化目标快速发展。2007年兼并了杭州瑞麒置业有限公司、临安市浙皖农贸城实业有限公司。

我为社会做了点实事,社会也给了我很高的声誉。2004年春天,我当选为市政协委员,还被中国民主促进会吸收为会员,被中国教育家协会评为民办教育特别贡献奖,被聘为中国教育家联谊会理事,2005年被聘为全国民办教育杰出人物理事会理事、中国西部教育顾问、浙江民进企业家联谊会理事。2008年来,我担任浙江省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杭州市民进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临安市工商联副主席、临安市商业总会副会长。党和政府给我参政议政的机会,我觉得,最大的使命是为民办教育奔走呼号,扶持民办教育的提案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学校的发展拥有了更好的政策环境。我最大的成就感,便是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老百姓的认可。近年来,学生成绩增量连年攀开,招生连年火爆,天外名声在外。2006年的高考,对天外来说也是一次大飞跃,中考时没有机会读公办学校的学生,三年后文理科高考升学率达98%,艺术类高考升学率达100%。有一位叫张烈山的同学,中考时分数名列全市1000名左右,而在高考中一举跨入全国重点大学行列;还有诸多进校时成绩平平的考生,却步入了本科的行列。许多家长得到喜报时高兴极了,握着我的手,激动的心情只能化作一句话:“谢谢!谢谢!”这一切,让我真正体验到了一种高品位的幸福感。

未来道路山高水长,无限风光尽在险峰。我的身躯,始终站在民办教育的潮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路还在延伸,我依然行色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