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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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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三十年 难忘母校情 董建奋

2010-04-03 4560
董建奋,女,19551月出生,曾用名董晔,绍兴地区师范学校政语78届毕业生,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功勋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任绍兴市北海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中国教育学刊》和《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六十余篇,获奖五十余次;参与编撰教育类书籍4本,独著2本分别由陕西教育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主编《诵读经典品味越韵》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从绍兴地区师范学校毕业,至今已整整30年了。追忆起当年的学习生活,心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常常令我魂牵梦萦,以至于影响了我一生的追求。

梧桐树下的板报长廊

当年的绍兴地区师范学校坐落在攒宫宋六陵松林中,校舍坐北朝南,背依着苍翠葱郁的山岭。学校大门前是一条水泥马路,虽然不宽,却是学校通向绍兴城里的唯一交通要道。马路对面便是东方红茶场的茶园,广袤的茶林终年绿茵茵的。进入学校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约50米长的走道,两旁种植着法国梧桐,到春夏时节枝叶繁茂,形成一道长长的绿荫。树下耸立着一块块水泥黑板,算是板报长廊。它是当年学校对外宣传的窗口,大大小小的信息均在这里发布;也时不时会登载一些学生的作品。我曾经在这里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记得有一篇题为《比》的议论文,被刊登在板报的醒目位置。其实这里就是学校的信息集散地,常有师生驻足观赏,我当时的自豪之情难以言表。

然而,就是这一方黑板报,坚定了我一辈子从教的决心,成了我一生追求教育之梦的起点。19773月,那是我们国家经历十年浩劫后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我幸运地圆了上大学的梦,心情异常兴奋。因为高中毕业的我已整整盼了4个年头,一直追寻着上大学的机会,苦于“推荐”门槛太高,上学的机会总是与我擦肩而过。终于有一天,我日思夜想的通知书来了,录取的学校竟然是绍兴地区师范学校。我的心情十分沮丧,因为上中师教书并不是我当时追求的目标,再说,先前有人告诉我是可以进杭州大学的。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那几天,我一直在期盼奇迹的出现,可是,这样的奇迹只能发生在小说里。直到要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我终于明白这个事实已无法改变。于是,我只能不情愿地动身,不情愿地来到攒宫。等我赶到学校时,天色已近黄昏,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借着黄昏的光线,我浏览着校门两旁的黑板报,想获取办报到手续的信息。猛然,《人民送我上师范,我上师范为人民》的红色标题跳入我的眼帘,作者署名竟然是我的姓名。隽秀的粉笔楷书,满满的三个版面……我将那篇文章来回读了好几遍,惊奇、激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此时,心中的委屈也消解了大半。后来得知那篇文章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老师从考生的考卷中挑出来,易题修改后登出来的,可见老师的良苦用心。这一举动确实给我以莫大的鼓励,不!应该是深深的震撼。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不辜负母校领导老师的殷切期望。

30年来,我对教育事业执著追求、不离不弃。我曾经放弃两次从政的机会,也多次放弃过重金受聘企业或经商的机会,一直乐此不疲地耕耘在教育这片园地里。我想,这坚如磐石的信念恐怕就源于母校给予我的点滴教诲。

可敬可亲的圣园之师

我从教30年至今,其间当了25年的校长。尽管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多人劝告我做专职校长,我始终坚持在课堂教学第一线,顶班上课。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功勋教师和全国优秀教师,追根溯源,无不与母校老师的影响密切相关。因为在母校的那段日子,我深深地理解了“教书育人”的含义,掂量了“人民教师”肩上那份重重的责任,也领略了“为人师表”的无限魅力。我常常惊讶于母校老师学识的博大精深,折服于母校老师治学的一丝不苟,仰慕于母校老师朴实无华的人格品行。

邹志方老师是教我们文学课的。他穿着很朴素,却又很讲究,总是那么干净整洁、儒雅大方。我最喜欢上的就是古代文学课,特别是邹老师诵读《诗经》的那一刻,透过那充满磁性和穿透力的声音,我仿佛置身于远古时代,感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古代文学有了一点喜好。

陈越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终身难忘,也深深影响着作为“人师”的我。记得有一次写作课后,因为我书写潦草,文章中的“我”字与“找”字很难区分。老师就细心地把我文章中的每一个“我”字都圈了出来,并给我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评语,大意是: 文笔不错,立意深远,语言流畅,但要重视书写规范,尤其是作为一个师范生,更要在这一点上严格要求自己。老师的教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走上教育岗位后,我总是规规矩矩书写,尤其对板书不敢有半点马虎。

记忆中的丁孝来老师整天都是和颜悦色,即便我们有不是之处,他也从来不会训斥我们,俨然慈父。在汉语学习中,有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去请教老师,他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答。

朱仁佐老师是教我们国际共运史和党史课的,每次他都是将教本夹在胳肢窝下进课堂的。他从来不讲究什么课堂“常规”,一进教室将教本往讲台上一放,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授,下课后又原样把教本带回。整堂课下来,他根本不翻看教本,却又从不出错。一个教师对自己所授的内容如此烂熟于心,可见他的备课是下足了功夫的,试想那要付出多少心血啊!

老师们那种忠诚的敬业精神,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终身受益。

寝室里的学友深情

我们的学习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心情舒畅,因为同学之间和睦相处,彼此信任、友好。记得学校每月发给我们每人一斤猪肉票,当时我们的伙食改善仅此而已。为了能在每周享受到“肉味”,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寝室里四个同学4斤肉票轮流用。每周买一斤肉,放在一个大茶杯里,去学校食堂蒸煮。尽管长期没能吃上有油水的菜,但在分吃肉食时,还是互相谦让着。我不爱吃肥肉,其他同学总是将瘦肉都夹给我。班中男同学对我们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每当茶厂放电影,他们总会帮我们搬椅子,并且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们女生。去学农湾学农劳动时,重活、粗活总是他们承包,女生想干都没份。

现在依然留在母校工作的王桂芬是我当年最要好的同学,至今也是极好的朋友。在师范读书的一年半中,我们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她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大事小事都得操心,只要同学有需要,她都会竭尽全力去做好。她身上那种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品格给予我很多鼓舞,也常常感动着我。

刚刚放假,我们就盼望着返校的日子。新学期报到的那天,我们各自带来了家乡的特产,互相分吃着。同室好友许建文来自大上海,她带来的自然是“特产”中的极品——大白兔奶糖。那时的奶糖比现在的德芙巧克力紧缺多了,但她也会毫不吝啬地分给我们吃。香喷喷的奶糖,甜丝丝的滋味一直流淌到我们的心田。

宋代陵园中的学习生活

我们的校园据说原是劳改农场,可想而知,学生住宿条件会是怎样的: 狭小、阴暗,开裂的木门上灰色的油漆早已斑驳;窗户特别小,而且不可以敞开。没有电扇,更不要说空调。一到夏天,不要说被蚊蝇叮咬,更是热得像闷在蒸笼里。尽管如此,我们都没有抱怨,只有一个念头,好好读书。因为大家知道经过那动荡的年代后,重上大学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

宋六陵周围是一片松树林,四季常青。一到夏天,它便成了我们学习的好去处。我们要好的同学三五成群相约去山中,找到一处空地,端坐在松树下,相互背靠着背,专心于功课的复习。累了,就相互提问,答对了互相击掌;答错了,狂笑一阵……那种惬意无法形容。

我们的学习异常紧张,因为当时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急需正规师范生来补充。原本两年的课程被压缩成一年半,那种紧张的学习程度可想而知。学校教学管理抓得很严: 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各种考试成了促使我们抓紧学习的最好手段。那时电力紧缺,输电线路又常出毛病,停电的事时有发生。每逢此时,我们只能点燃学校发的蜡烛照明,寝室里四个人围着一根蜡烛,借着微弱的光线学习,大有“匡衡凿壁借光”之势。待学校统一熄灯后,大家又都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继续看书。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考出好成绩,以至于有同学在考前紧张地哭泣,甚至犯病。只不过当时那种紧张通常是自发的,没有过多外在的压力。

当然,紧张学习的间歇,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最受欢迎的就是观看露天电影了。学校隔壁是一个茶厂,会不定期地放映露天电影,学校允许学生去看。只要听说哪天放电影了,大家就会早早吃好饭,搬着椅子向茶厂进发,以便占据有利地形。

最快乐的莫过于“进城”了。当时交通闭塞,我们要想进一次城,是颇费周折的。最方便的办法是坐学校唯一的一辆货车,绍兴人称之为“拉猪车”。但要享受这一待遇,也是千载难逢,在师范读书期间我仅享受过一次。那是1978年的“五四”青年节,我和班里的同学代表学校到绍兴文化宫去演出。记得我们表演的是铃鼓舞《绣金匾》,那是我们在学习之余排演了很多天才争取到的机会。尽管是乘着这“敞开式”的大卡车,一路迎着风雨,可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还是洋溢着舒心的满足感。

岁月如水,往事如云,似乎总有叙不完的旧,道不完的情。母校的培育之恩,我终身难忘。历经似水流年的洗涤,母校迎来了百年华诞。作为曾经的一分子,我深感欣慰。在此,我祝福母校百年积淀之后,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