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大中先生的价值观、人生观

□梁明祥

　　梁大中先生离世已20年了。他一生志愿是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办好学校。绍兴简师一路走来，发展到现在，已足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梁大中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在灾难深重之中，中国人饱受列强欺侮、掠夺，政府腐败无能，广大农村没有学校，农民基本不识字。梁大中先生认识到教育是救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这个志愿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认为做人、做教师，一定要把重点放到“做”字上，光自己做，力量单薄，办不成大事，一定要发动大家来做，一定要将志同道合的人团结起来。要团结，要以身作则，要有办法说服大家、感动大家。

　　1941年，绍兴沦陷，梁大中两次被日本鬼子抓去严刑拷打，鬼子还给他观看各种酷刑，将他和年仅17岁的大侄当作武士道摔跤的把子，正发伤寒病的大侄差一点殒命。梁先生的老师张光耀和国民党抗日的何姓连长，都被鬼子用狼狗活活咬死，狼狗还生啮了一部分人肉。梁先生尝到了亡国奴的味道，1943年初，日本鬼子和汉奸还来威逼利诱，他东藏西躲到年底，终于逃到稽东山上。

　　当时正值筹办师范，办学伊始，县长郑重为任兼职校长，县里事务很多，郑还有志组织抗日志士武装打击敌伪。王以刚先生是资深的办校有经验的名义校长，当时肺病严重，住在裘村约四里山村里，王与梁有深厚故交。王委以重托：“大中兄，勿推辞，拜托办好学校。”当时县里要求学校2月份开典，但当时当地一无所有，连一块办校校址也没有，无桌椅板凳、更无教学人员。梁先生先找在山上的一批老师，他的老领导任芝英和经验丰富的王华国、宋子俊等等都是他相识的师兄弟，且都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知识分子，都决心办好自己中国人的教育，当时大家信心十足。任先生将他办女校用的桌椅板凳派人运来。筹建人员与当地族中村中有声望的长者联系，拜会他们，请他们当顾问、指导。山里人十分重情义，也十分重视办学，认为办学给山上添彩。首先选校址，安全很重要，不能在裘村，最好又有比较现成的教室和宿舍，梁大中先生等与当地村长找到离裘村南约有五里路的南山。南山村民大都姓任，路口有大树隐蔽，背靠马疲岭，山沟周围，山岭上都有参天大树，于是通过当地人租借了祠堂和旷地、民房，找来一批木工，开始大兴土木。生源是请各地送一批有志青年。各种生活、教学用品都要到敌占区采办，大部分工作都要当地帮办。全校师生有百余人，在这小山庄上，生活问题也压力重重。鬼子在绍兴城的四个门头设有碉堡岗哨，更在亭山上建了一个大碉堡，一有动静，就立即用重机枪狂扫乱射。冒死在日寇枪下的人也不计其数，但无论多大的困难，都没有让梁大中先生等一批筹办者退缩。

要团结先要自己带头，吃苦在先。他们不搞特殊，与学生同吃同住，没有一位老师另开小灶，学生睡下后老师都要一起查夜，注意学生安全。学生好坏，反映教育成果，绝不能出问题，梁先生常讲起，对学生要像对自己的亲子女那样关爱他们，学校才能办得好。

简师校长梁大中（左）与五师校友、华东师大许杰教授在绍兴合影

许多同事在办校时都出过力，有过功，梁大中先生到晚年还都能记得每位创业老师的功绩。当时老师的待遇很低，子女多的每天连粥也吃不上，他常把困难大的教职工子女叫到自己父母家里一起吃，像自家人一样热情相待。所以，他与教职员工都相处极好。

　　重情义，薄钱色，这是梁先生的做人原则。他认为财产留给子孙反而滋长惰性，有害子女。1952年，梁大中先生父母亡故，他将父母的房产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住的反而是租房。梁大中先生有条件可享受离休，但他不让他女儿去办，他说，不要增加国家负担。

　　要办好学校很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所谓众擎易举。抗战胜利后，学校迁返市区，梁先生广泛结交社会贤达如陶冶公、施伯侯、金汤侯、朱仲华、陶守和、邵辛农……与各中小学校校长、老师常有联系，还请陈建功先生到家里来作过客。梁大中先生与许杰、徐锡藩、许拜言、张成美、潘文藻、尹幼莲等等晚年都一直保持联系。他求贤若渴，稽山中学离校很近，他与校长鸿书先生是好友，不少老师都从稽中找来。邵校长见他来时就笑着说：“大中兄，你又要来挖墙脚了！”董秋芳先生就是他去挖来的名师。他认为董学历、资历、水平比他高。随着时局的发展，学校升格为绍兴师范，他自认为应让贤，就请董先生出任校长。虽然领导、同事都苦劝挽留他，但他毅然辞去校长一职，到另一学校当一名普通教师。

　　梁大中先生退休后念念不忘教育工作，还义务做英语辅导老师，周围青年来求教，他更为欢迎，即使在做饭时也会放手相教。他还应邀到中小学任“学雷锋做好事小组”、“少年自然科学研究兴趣小组”等等的辅导员，到80多岁仍柱杖以此为乐。梁大中先生人生最后三、四年，记忆衰退，行动不便，后无疾安祥而终。

（注：作者系梁大中先生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