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回忆
□任苗赓
进母校绍兴简易师范读书是我人生的转折，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告别母校投笔从戎已60余年。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当时的母校早已被那些不懂教育、不知创业艰辛的人粗暴地肢解而不复存在，但我还是像孩子眷恋慈母一样，魂牵梦绕，时时在怀念着她……
绍兴（简易）师范的创建与发展
绍兴办师范学校始于“辛亥革命”时期，
1946年、1947年为学校发展的鼎盛期。抗战胜利后，任芝瑛（国大代表、简师女生指导）利用她的社会影响力，向绍兴海外侨胞募捐，为学校搞基本建设，建造起两幢教学大楼，为学校的发展和改善师生教学、居住条件打下了基础。从1944年起，春秋季各招生一个班级，每班学生50-60人，至1947年春季正好一个周期。全校八个班级400余学生，每年春秋季可各毕业一个班，每年可为国家输送100余名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如果全国每个县都有一所简易师范（当时浙江省多数县有师范），十年、二十年之后，国家的基础教育将会怎样？国民的素质又将会是怎样？
1948年政治风云突变。蒋介石把绍兴籍的陈仪从台湾调浙江省任主席。省教育厅长也姓陈，与陈仪一起从台湾调来。陈厅长与
1949年5月7日绍兴解放。学校师范生大都是贫困家庭子女。穷则思变，去参军、参干的学生特别多，我们春四级同学就走了大半。据说是年秋，学校就被肢解，师生被分到省绍中和湘湖师范。
清苦的校园生活
1946年春季我刚入学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教导主任宋子俊在餐厅向学生宣告：学生的伙食费标准是一根油条、一个大饼的钱，折合现在的货币大概是两元人民币吧!那是1946年初，随着内战的爆发，物价飞涨。一副大饼油条的钱天天缩水，难以为继。我们学生一日三餐吃什么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早餐，稀饭，一桌八人，豆腐乳三块；中、晚餐米饭，冬腌菜三碗。长年如此。粮食大概是从县田赋中拨发，故饭是能吃饱的。物价天天涨，政府发的伙食费已是象征性的，买不了什么菜。于是，学校就发动学生大搞农副业生产，“实艺”课变成了农艺课。幸亏学校有个庞大的“四存园”，有许多荒地可供开垦。因而，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菜园。简师男生多数来自农家子弟，种蔬菜之类的农活是行家里手。各类蔬菜收获颇丰，补充学生伙食。每天中、晚餐的三碗咸菜有的就是同学们自己生产的。老师们的伙食比同学也好不了多少，大家都在大礼堂兼餐厅的大堂就餐。老师的餐桌在台上，学生在台下。老师的早餐菜顶多每桌加一碗小葱拌豆腐之类；中晚餐加个把炒菜。同学们都是正在长身体的青年，长年累月闻不到油腥味，那个馋啊，只有亲身经受过那种生活的人才体会得到，只有从那种清苦生活中熬过来的人才懂得现在生活的美好。由于下饭的菜不但差且数量很少，往往是头一碗饭落肚，菜就精光了。所以，每餐饭的尾声，当台上最
准军事化的学生管理
绍兴简易师范与普通中学不同的特色是对学生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
一是严格的请假制度和门卫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授课时间学生一般不准请假外出，特殊情况须经教导处审批。传达室把关甚严。上课时学校大门紧闭，只留一小门供人出入。没有教导处的批假条，绝不会放一个学生出校门。
二是严格的作息时间和内务管理制度。早晨6时打钟起床，寝室内留一值日生整理内务。被褥要折叠得棱棱角角，整齐划一，其要求与部队班战士宿舍内务一样。其他所有同学到操场集合整队，出操跑步后举行升旗仪式，值日老师训话。
每餐饭开饭前必须按班级在餐厅前小操场集合整队，值日老师或教导主任训话后，依班级队伍鱼贯进入餐厅。每桌八人，都有一桌的值日生整好餐具、盛好第一碗饭。进餐厅后不能马上端起饭碗就吃，而是所有学生各就各位后，由全校值日生发出“立正”口令，值日生
中午必须午睡，春夏秋冬均不例外。睡不着也得眼睁睁躺着，不许说话。
晚餐后，学校大门敞开，学生可到校外散步，但晚自修课之前必须回教室，值日教师会巡查点名。晚自修后统一熄灯就寝，值日教师提着手电会来查铺，如发现空床位，第二天教导处就要找这个空铺的学生查问。
我们学校的管理模式与我参军后进军政大学的管理基本一样。这种军事化的严格生活训练，实际是对青年的养成教育，培养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做人做事严肃认真的品格，对青年成长，将来步入社会有很大好处。
培养面向乡村的全课师资
现在回想，从学校四年课程的设置来看，其培养的目标是面向乡村小学的全课师资。学生毕业后到农村，要能够胜任乡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部课程；而且，还要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帮手，成为乡亲们生产、生活的好“顾问”。我在简师读到四年级，简师的课程已基本学完。现在记得起来的课程有：
基础课：国语（到四年级时增设应用文写作）、数学（从四则应用学到高中代数、几何、三角）历史、地理、实用技艺（如木工、农艺、缝纫等）、物理、化学、公民。
自然课：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等。
专业课：心理学、教材教法学、音、美、体、舞（蹈），并要求学生起码学会一种乐器。
到四年级又增开一门农村经济课。
从以上课程设置可以看出，简易师范的毕业生到乡村小学任教，不但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农村父老乡亲的“百事通”。由此可见，小学教师不是认得几个方块字的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充数的。小学教师的素质，从长远来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从现实来说，关系到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们学校大门口的屏风有蒋介石的题词：“青年以能担任小学教师为报效国家第一等大事。”这个题词，现在看也没有错，问题是他的言与行总是相悖。1947年他的侍卫总队要扩充人马，派人到绍兴各中学招兵。派来的军官在动员会上说：“一个青年能够担任领袖的侍卫是报效国家头等大事。”当时我就写了一篇作文进行批驳，质问老蒋究竟哪个是头等大事，受到
黎明前的躁动
抗战八年，国家元气大伤，人民受尽战乱之苦。抗战胜利后，民心思治，希望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依仗美国的武器、美元发动反人民内战，致使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之国民党政治黑暗腐败，神州大地，怨声载道，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凡有强烈爱国之心和历史责任感的人士，无不忧心如焚，无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切齿痛恨!特别是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热血青年，他们苦闷、彷徨。他们既担心国家的命运，也忧虑自己的前途。中国往何处去?我们青年的前途在哪里?这是当时同学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46年底，北京发生了美国大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暴行。“沈崇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激怒了爱国青年学生，从而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潮。
绍兴当时没有大学，只有几所中学。没有发生像京、沪、宁、杭那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信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古城绍兴，传进了绍兴简师校园。据我所知，当时主要有三条渠道把学运信息和进步书刊传进绍兴简师校园。
第一条渠道是绍兴前观巷1号鲍氏家庭。鲍家是一个典型的日益走向没落的名门大户，有不少青年子弟在宁沪杭高校读书。其中不少青年学子思想比较活跃，有的已是中共党员。绍兴简师春二年级有位年龄稍大的女生宋宝瑛(实名宋佩新)是鲍家大少爷鲍世远的新媳妇。鲍世远、鲍世禄兄弟在沪读书，参加学运，思想较为进步。他们常给宋宝瑛写信介绍学运情况和时事形势信息，也寄一些宣传资料和进步书刊。宋宝瑛就将这些信息和宣传资料、进步书刊在思想比较活跃的同学中传播，还介绍个别进步同学与鲍家兄弟通信。1947年暑假，鲍家学子还办起了以阅读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为宗旨的“联合图书馆”，邀请绍兴简师同学去参加“联合国书馆”组织的读书会、传唱解放区流行歌曲的文艺晚会等活动。这些活动，渐渐地也在简师校园内开展起来。宋宝瑛所在的春二年级尤为活跃，引起校领导警觉。于是从1948年春起，教导主任宋子俊亲自担任春三年级导师，加强管肃。但是，进步的洪流是阻挡不住的，只是活动的方式更注意策略而已。
第二条渠道是来自稽山中学。稽山中学校长
第三条渠道是省绍中。省绍中学生中的进步活动早在1946年就开始了。1947年通过演出《升官图》（省绍中演出）、《万世师表》（简师排演）等进步文艺活动，两校进步同学开始接触联系。解放前夕，我校春四级王思正、徐星岩等同学潜离学校，奔赴皖南参加游击队就是省绍中的进步师生策划的。
通过上述渠道，进步书刊、人民革命运动的信息、先进思想源源不断流进绍兴简师校园。原本比较闭塞沉寂的校园开始躁动起来。追求进步的同学如饥似渴地传阅进步书刊，探求真理、憧憬未来；原来思想苦闷、彷徨的同学，通过传阅进步书刊、参加座谈会等活动，思想得到启迪，受到鼓舞，看到曙光，进而对革命有了憧憬。先进的同学就因势利导把同学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配合人民革命运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矛头直指反动统治的斗争。解放后，我校大批同学冲破种种阻力，毅然走向革命，或投笔从戎，或参加革命干校等，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与此前在学校内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启发、鼓舞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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