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绍兴简师 罗贤灿

□罗贤灿

　　于1944年创办、1949年停办的绍兴简易师范学校（简称绍兴简师），在绍兴悠久的教育史上只不过短暂的六年时间，却为新中国培育了第一代小学教师，更为人民解放事业输送了一批优秀革命青年。惊鸿一瞥，为后代留下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并由此奠定了它在绍兴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是绍兴简师，使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向往绍兴简师

　　1945年7月，15岁，我小学毕业。喜迎抗日战争胜利，任凭“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机遇，同年10月，我有幸考入绍兴简师就读。

　　为避战乱，我在小学整整读了八个年头，从诸暨城区读到盛兆坞山乡，先后换了五所学校。简师直接招收小学毕业生，因而报考简师是家境贫寒的穷苦孩子升学和就业的最佳选择。1945年8月，先是传来诸暨简师招收新生百名的消息。我去报考了，也被录取了，排名第20位。这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录取通知告示，学生除交书费和代管费，还应负担副食费用，规定每生每学期缴干菜10斤，黄豆10升，并自带锄头、簸箕劳动工具。这对于我家，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正当新学年开学之际，又传来绍兴简师续招秋季班新生50名的好消息。经打听，绍兴简师学制四年，寄宿制，学习期间包吃包住，只收书费和少量代管费。经济负担轻，地域条件优，难度在于招生范围限于绍兴县城的考生。当年，我是尽力争取的，和几位枫桥同学一起前去绍兴简师报考应试的，他们都因或父母或兄嫂或亲属在绍兴机关单位供职（依靠亲属），我则以小学毕业学校与枫桥相近，故同去报考的同学以同属绍兴周边地区为由，借此打了个“擦边球”，最终得以照顾录取。

　　我们编入秋季乙班，比甲班迟1个月进校。第一学期初借承天中学（即今文理学院附中）校舍，第二学期即迁到南涧桥新购校舍（现为自行车厂）。

　　从我家至绍兴简师，其实有百里之遥。当年交通不便，全靠两条腿走路。常常是第一天从家里出发，到枫桥汤村同学家过宿，第二天从汤村与枫桥附近的几个同学再上路，走四五十里至娄宫，再乘小船至偏门，步行至学校。四年间都是每学期放寒（暑）假回家一次。即使后几年，诸暨至绍兴汽车开通到谢家桥或娄宫，我们多半还是采用步行往返家校之间。其中有年暑期回家，我们诸暨南乡3位男同学结伴同行，第一天起早从绍兴偏门乘船到漓渚，再步行至湄池火车站，乘两站火车至白门站下车，已是黄昏夜，又步行6华里至下水阁村张根校同学家宿夜，我第二天再走20多里回到家。

　　回想起来，当年就读绍兴简师之路是乐滋滋的。因为经历了八年战乱的逃难生活后，抗战胜利了，时局太平了（第一次到绍兴简师报考的路上，在谢家桥还遇上日伪军的盘问），考上了几乎是免费读书的绍兴简师（第一学期结束，学校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套四君子哔叽的校服和结余的补助金），一个安静、高雅、舒适的学习环境，真是第一次感受到幸福。

难忘简师生活

　　绍兴简师的校长由时任绍兴县长郑重为兼任。副校长梁大中先生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他从青年时代起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在简师办学中，他以“良师兴国”为宗旨，言教身传，处处以身作则，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使简师从一无所有到颇具规模。梁大中先生以他的声望和号召力，加上费尽苦心地到处征聘，使绍兴简师汇聚了一批颇有建树的教师。国文教员祝宏猷、甘大昕、董秋芳；生物教师沈溥涛、地理教师余易晋等都是全国名师；音乐教师钟心一，美术教师王允中，既有高深的学养，又有丰富的动手能力，既教我们乐理绘画，又指导动手实践；教育心理学教师潘星慧和化学教师刘之一都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优秀青年教师。正是这样，为绍兴简师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绍兴简师校纪严明。训导主任宋子俊先生曾是位部队军官，生活管理堪称军事化，每天早晨梳洗后到操场集合，升旗早操训话后早自修。内务检查严格，被褥折叠安放整齐，评分量化公布（不达要求的重新整理）。男生一律剃光头，女生齐耳短发。就餐八人一桌，先有值桌生盛好饭，站在桌旁，待全校同学排队进入饭厅，按桌站好队，由队长喊口令全体立正，向值日导师敬礼后再喊开动，全体同学才可用膳。学校实行寄宿制，即便是住在学校隔壁的同学也必须住校。夜自修、就寝都有严明的纪律制度。

　　绍兴简师师生关系融洽。四年间换过三位班主任，分别是音乐教师钟心一、数学教师马涵叔、语文教师甘大昕。班主任老师的寝室多安排在所任班级学生大寝室和教室的附近，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有什么大小事，随时可找班主任讨教，如遇学生有病痛，班主任第一时间问长问短，关怀胜似父母。到了快毕业的年头，任课老师都乐意给学生题上几句勉励的文字，中肯、亲切。我就得到10多位老师的题词，作为做人做事的座右铭，终生受用（老师的手迹毁于“文革”）。我是同学中的小弟弟，又远离家乡，生活上不太懂，得到同学的全程关爱。四年学习生活中，有位诸暨同乡同学澄素大姐姐，除了天冷天热关照外，每年放寒暑假时，被褥蚊帐等大件物品都是她替我洗净后，放到绍兴同学家寄存好的，来回的路上也全靠她照顾。绍兴的同班同学元根大哥哥，我俩不仅四年同窗学习、同睡一个大统铺（全班男同学睡一室）、同排在一张桌子吃饭，而且星期日常常一起上街购书买物，甚至还上他家去玩。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是浓浓的，除了上课，每天有早晚自修，午后和课后，或照排定的琴点去练风琴，或自己临帖习字，总之不让闲着。周日，一般也至少有半天在教室里自习作业。绍兴简师的四年间，我还曾领到过由《越报》社颁发的奖学金。

牢记师长教导

　　在绍兴简师就读期间，校长和老师言教身传，为我们做人做事定下了准则。记得梁大中先生曾给我的题词是抄了一句巴甫洛夫的名言，“我无论做什么，始终在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的话，我就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

　　为迎接绍兴解放，我们班于1949年4月底提前毕业。有的同学参加了解放军，奔赴浙东前线，有的同学报考“革大”、“军大”，参加了建立人民政权的地方组织，还有的同学接学校通知升入湘湖师范学校继续深造……我则遵循“毕业后必须当教师”的初衷，自找门路寻求教师的职业。1949年8月，在本县姚公埠姚江乡校去当代课教师，谁生病谁产休谁请假就去代谁的课。第一学期教过四年级的数学、二年级的语文、一年级的游唱，到1950年2月，才由诸暨县文教科任命为正式教师，并确认工龄从1949年8月算起。1952年9月被任命为姚江区校校长。至1991年2月退休的42年教育工作生涯中，从事中小学校长、书记、市教育局督导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达35年之久，其中在诸暨白门初级师范和诸暨市教师进修学校从事了十年小学教师培训工作，1991年2月在诸暨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级督导（即市教育局督导）岗位上退休。

　　退休以后干什么？我又想起梁大中先生抄给我的至理名言：“……精力允许的话，……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我作为一名有38年党龄的老党员和从事过42年教育工作的老教育工作者，退休后完全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继续为青少年的教育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在退休生活中，以关心下一代工作为主线，尽量多做工作。如今，还担任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市关工委关爱工作团副团长、德育报告团团员。

退休20多年来，组织上给了我许多荣誉，先后被授予浙江省教育宣传先进工作者、绍兴市优秀老年教育工作者和连续4次（两年一评）被评为绍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表彰与否，我不在乎，我高兴的是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充实了晚年生活。

绍兴地区师范党委书记任山文（右，后任绍兴师专党委书记）与绍兴五师校友董秋芳（左）、许钦文（中）在绍兴合影。1948年绍兴简师改名绍兴县立师范学校，董秋芳先生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