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考验 李锦源

□李锦源

（一）

　　我因家贫，九岁才在自己家中上学，老师是只读了二年私塾一生务农的老祖父；随后读了一年私塾和三年不伦不类的小学。1941年绍兴县城沦陷，百业倒闭，不但无力读书，而且饥饿难忍，命悬一线。苦挨到1945年，我已18岁了，一个十口之家，没有一分水田，仅有六分旱地和一亩不长竹木的陡峭荒山。当农民无土地，打工无人要，怎么办？幸承姑母帮忙，与她们村的小学讲好，同意我去帮助一个老先生教一二年级，每月工资二斗大米（合30斤），允许睡在学校里，其余一切自理。生活怎么过？去，还是不去，又使父亲拿不定主意。姑母再次一锤定音：去！在我家搭伙。十八岁了还不能自食其力，真是羞愧难言。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我教书的冢斜村里，有几个学生，正在南山的绍兴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学校免费供食宿。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给我读书又给我吃饱饭。这么好的机会，我想一定要努力补习考进去。经过一暑假的努力，七月底参加考试，我有幸被录取了。原定八月底开学，想不到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摆脱了苦难，更高兴的是学校要迁移进县城，我们可以进城读书了。九月初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第一次进入县城，初见电灯和城市的热闹，虽然经过日寇蹂躏，但比起老家的小山村来，真有天壤之别。

　　进校后，我怕被人取笑，不敢坦露自己的穷相，后来一了解，我们同学的家境大都很相似。都说如果没有饭吃，怎么读得起书。王思正同学不但年龄比我还大，而且穷得买只饭碗也没有钱，拿着一个毛竹管盛饭。我当时想，学校不但给我们读书的机会，还救了我们的命。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母校，哪有我们的今天。

（二）

回想当时的处境，要创办这样一所学校，多么难啊！八年抗战，民不聊生，堂堂的绍兴县政府蜗居在离我家仅十华里的裘村山窝里，对面二十多里外的西渡口村（即今平水江水库）就是敌占区。这裘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溪伴随一条石子小路伸向村口，村后高山的背面，

李锦源（右）、陈雪琛（左）与老校友梁大中在同学会上

偏东是嵊县地界，偏西则属诸暨县管辖。县政府行政全赖设在上虞方向的塘东南办事处和党山方向的塘北行府，扰乱敌人后方，征集粮款。在这种情况下，县长郑重为和任芝英、梁大中先生等热心教育的人士不但办起这座学校，县长还亲兼校长。虽然学校规定四年制的学生毕业后，必须教书三年，以报答父老乡亲四年供养之恩，方可另谋他求。当时我们这些穷人子女都很单纯，只图眼前活命、读书，对这些规定都无所顾及。而且同学们大都是知恩的，除了认真学习外，劳动也都非常积极认真。我们每个班，在原能仁寺旁都有分菜地，这些农活对我们来说是小菜一碟，都精心培育。因此每当疏莱的收获季节，我们都割了菜去食堂加工，这时是餐桌最丰盛的时候，一改平时吃饭慢的同学要在餐桌上寻觅剩菜残汤的局面。

　　母校礼堂兼餐厅建造的材料，是从现在的鲁迅电影院旁已废弃的小菜场拆来的，学校组织同学去排队传递瓦片，从拆场直传递到船上，虽然天下雨，同学们也毫无怨言。直到路灯亮了收工时，每人还要背一根木料回校，也都很高兴，宛若士兵凯旋。

　　学校办学仅有六年时间，我们班占了四年。同学亲似兄弟姐妹，女同学也毫无顾忌给男同学补衣服。我短裤破了就买来衣料，请女同学裁好自己缝。整个学校好似一个大家庭。

（三）

　　母校不但养活了我们，更传授给我们立足社会的基本知识和做人的美德。四年里我们的老师对学生可以说是剖腹掏心。有好老师，就有好校风、好纪律和好同学。

　　四年里我们的老师既教文化知识，更要求我们认清形势，不能死读书，要多阅读课外书籍。语文老师甘大昕先生同时兼我们的班主任，他有许多教材是自选的，大都针对当时的形势，讲课时慷慨激昂，情绪激动。他在给我们上林觉民的《绝笔书》时，声泪俱下，使我们全班同学个个义愤填膺；教白居易《村居苦寒》这首诗时，他自编了一个故事叫《一首诗的诞生》，讲明这首诗的创作过程，当时白居易因母亡丁忧在家，他是如何走访老乡，看到了老乡们十室九贫、饥寒交迫而吟出这首诗的。这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穷学生都有共鸣。星期天，我们部分同学经常结伴去他家中，他都盛情接待，谈文学，更多的是谈现实社会，还尽力推荐当代苏联文学作品。董秋芳老师在未任校长时已在稽山中学任教，同时兼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教我们读《诗经》。他讲课手舞足蹈，爱憎分明，阶级感情浓厚，“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这对我是亲身的感受，加强了我们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王允中老师教素描、水彩、水粉画和应用美术，他经常组织我们野外写生使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还伴随着我乐度余生。钟心一老师教的歌，不是靡靡之音，都是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如《国际歌》、《大刀歌》、《义勇军进行曲》、《山那边呀好地方》以及法国的《马赛曲》等，也教农村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布谷鸟》，当唱到：“多少人呀只会吃还说米不好，腰酸背弯手足都痛，他们那会知道”时，这对我更亲切，因我每年暑假回家，都参加农业劳动，常常累得腰酸背弯手足都痛。而收入的粮食却一半要交给田主，我们的苦，他们当然不会知道。

　　在校期间，我们每天写日记，晚上集中交给班主任。老师都精心批改，不管思想内容和文字技法都有批语。老师在日记中还可以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老师还可以通过批语对话，相互交流。我们的日记和作文本都用毛边纸和毛笔书写，老师还可以兼评书法。四年下来，我的日记本和作文本堆在一起足足有半人高。可惜文革时都化为乌有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教导主任宋子俊老师，平时态度很严肃，可当我们有事到他寝室里去请教，他却和蔼可亲。有一次，周一纪念周集会上，有一个军人来作报告，说是为领袖招募卫士。会后，我们有许多同学都跃跃欲试，报名参加，宋老师的儿子也报了名，我和沈功旌等同学为此去请教宋老师，他说：“儿子却不听我的话，硬着要去，我也难以公然阻止，不过总觉得当卫士是不可能的。”结果后来去的同学都被赶到台湾，当了辎重兵。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后，非常感谢宋老师的指点。老师确实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在校四年，正遇上四年解放战争，政治形势非常紧张，但我们学生自治会，在老师的关怀下，能够积极开展工作，对外地学生会的活动，都能积极响应，虽然有时晚上政府有人要来搜查红色书刊，但毛主席著作、《浙东简讯》和浙大学生自治会印发的《求是周报》我们还是能够秘密传阅。

（四）

　　我们离开母校已60多年了，绝大多数同学经历了祖国解放后各种运动的考验。解放初期，我们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凤毛麟角，而母校的毕业生恰恰成了当时基层社会的重要文化力量。绍兴解放后，除了少数同学参军上前线和未毕业的部分同学转学外，大部分同学是当教师和参加地方工作，在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土改镇反和互助合作运动中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当时的区乡政府凡是要动笔墨的事都把小学老师叫来帮忙。可是我们在当时工农分子领导的眼中，却“有幸”成了知识分子，属于老九一类。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都登台亮过相。

　　陈祖楠教授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品质和能力是重要的，但也需要机遇。”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机遇很重要但很难求，像李白这样的大才子也要上书韩朝宗，但求一识韩荆州，何况我辈。但是有了机遇，掌握和运用也很难。当时我们这个班同学的机遇不能说不好，母校录取，日寇投降，学成毕业，绍兴解放，可是在当时领导的心目中，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人，都被认为是可用而不可靠的。这对我们这些没有社会经历的学生干部来说，文化水平本不高，又初入社会经验不足，机遇也就更难把握了。

　　以我个人为例。我先后在漓渚和东浦两个区干了几年，同志关系、干群关系都不错，在业务方面，我写的简报还作典范在全县通报过，年底我还被《浙江日报》评为积极通讯员，因此很是自信。但由于不懂政治，又改不了山里人的倔脾气、缺乏社会经验，终于在1956年因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动员一般干部向领导提意见时，我如实揭发了个别领导几件违法乱纪的事实，结果遭到报复。在一个月后，以“几年来虽然工作积极，但无特殊表现”为由，被逐回老家，由于无理由给我定罪，还保留了我的团籍。当时我刚结婚八个月，为不妨碍时任区妇联主任妻子的前途，我提出离婚，但她不但不同意离婚反而鼓励我要相信党，回家积极劳动争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绝不会提出离婚。妻子的表白，打消了我曾一度绝望、欲以死表清白的念头，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是不应该消极颓丧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应该争取弄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如果这样自戕，怎么对得起父母养育之恩和母校老师及农民叔伯对我的培养之功。被冤枉当然难过，但也是对一个人的考验。我应该从另一条路再去寻找机遇，尽自己所能，去工作，因此我活下来了。先去上海投亲靠友，找不到工作，先帮亲戚送煤球，乘机还学会了裁剪缝纫，后又与人合伙开了个裁缝店。在上海混了近两年，在精缩城市人口的运动中又被动员回家．这才安心在生产队里务农，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以自勉“回家劳动又如何，五谷丰登动地歌。我本农家父母血，但求贱体少沉疴”。业余还做裁缝，还学会了烧木炭和劈竹做脚手板。上山下田这些农活我本来就会，生产队里浸种肓芽治虫这些技术性农活几乎由我承包。到文革时村里两派闹矛盾，我为避免是非，跟人上江西做锯木工。尽管劳动艰辛，生活艰苦，但工余我仍然坚持文化学习，从母校学到的文化知识必须坚守，田间劳动中间休息，他们吸烟闲聊我看书报。订不起报纸，向信用社买旧《文汇报》，读后再练书法，最后原价卖掉，不用花钱。还帮助办冬学、搞农村剧团。后又因出于对党的信任，还写信给团中央、中央人民检察院等中央机关，要求查清无故被清除的原因，还我一个清白。岂料层层批转，从省里转到县里，最后叶落归根，到了县里的老对手案上，收进了“监督劳动”列入四类分子被管制的队伍，升级成敌我矛盾。然而管制没有判决书，也没有期限，就是一个电话，通知村党支部，明显是个人报复行为。—年后因生产大队会计缺人，村支部叫我担任，经请示上级党委居然同意，一当当了十年，进一步保住了老师教给我的一点文化知识。我还坚信党的政策，期待着平反一天的到来。

　　“丘园负黑读诗文”，空时我还坚持读些诗词文学书籍，写些打油诗以自解自嘲。在一次上山去玉米地里锄草时，我误伤了一株玉米苗，顿悟自己原来也是冤案制造者，回家后又学写了一首打油诗：“登山锄草误伤禾，顿悟负冤原本多。他日亦难期绝迹，何须耿耿驻心窝。”聊以自我安慰。

　　在农村一待三十多年，经济当然拮据，虽然我妻子省吃俭用来资助我，有了孩子，又全赖她抚养，我的双亲又逐渐丧失劳动力，但我量入为出，坚持不做生产队的倒挂户，夫妻相濡以沫苦度了三十余年，其中以劳动工分生活有二十八年。终于在1986年，得以平反昭雪，并获离休待遇。离休后，我身体尚健，决心在有生之年，追回一些失落的事业，以朝花夕拾，寓乐于为，争分惜秒以度余年。又写了一首七绝自勉：“四十春秋一梦中，醒来不觉己成翁。时逢花甲春光暖，余勇还将追大同。”

　　1988年1月，我应时任《野草》主编的同班同学陈雪琛之邀，去《野草》编辑部干了七年美编，参加了祭禹和书法节及各种文艺活动。又在市文联举办的文学艺术进修学校任了五年副校长。到1999年离开市文联，重新提起了画笔，并以画梅自励。我参加越州诗社，担任了十余年副社长和秘书长之职，忝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和市美协会员，还参加县关工委讲师团，做了一些力所及的工作。编著了《南宋名将李显忠》、《斫翁屐印》和《书画集》三本集子，部分诗词和书画作品入编《国际华人诗词三百家》、《中国翰墨名家作品博览》等十多部专集。2009年还被评为市级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最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校友，有幸参加了文理学院办学百年庆典。读了《校友会》杂志中生动的回忆文章，似乎把我也拉到了在母校读书的“南渡桥畔”和“四存园”中，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在有生之年，我当以“夺秒争分写晚晴”乐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