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校峥嵘岁月 鲍有庚

□鲍有庚

　　我的母校——绍兴简易师范学校，从建立到停办，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1944—1949），却跨越了两个时代。60多年过去了，当年十几岁的孩子，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可是谁能忘记解放前夕在苦难中的挣扎煎熬，又有谁能忘记解放初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呢？回忆起当年的学校生活，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于是我怀着对母校的眷恋和感恩之情，记下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断。

零碎钞票

　　我小时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13岁进了上大路的华德药房做学徒。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有一个念头老在我脑子里盘旋：我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因此，我就经常留心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并着手做好考前的准备。1946年的暑假，我终于考取了绍兴简师，实现了进学校读书的梦想。

　　简师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小学毕业后学习四年，培养目标是成为合格的小学教师。学校免费提供膳宿，只收书籍费和少量代管费，但我家实在太穷，缴这少量的学费也很不容易，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缴第一次学费的情景。

　　那时家里的生活来源，就靠我母亲做小生意，把城里旧衣店的衣服拿到城郊农村去卖，获取一点微薄的利润。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积攒了一点钱给我缴学费。校长梁大中先生看到我缴的尽是面值很小的零碎钞票，问其中缘由，我就据实回答。校长听后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已经从他慈祥的目光、亲切的问话中，读到了许许多多东西，那就是他对我这个穷学生的关爱、同情、鼓励……使我心中感到温暖，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希望。

四存园的新客人

　　和绍兴其它中学不同的是，简师学生必须全部住校，过准军事化的生活。家在城内的，星期天可以回家，但晚上必须按时返校。入学后，我们一个班级被单独安排在四存园。四存园像是一个败落人家的后花园，原主人取“四存”作为园名，可能是因为《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四存”也就是“四维存”。进园就是荷塘，荷塘西面有一块不大的菜地，那是我们农作课的实验地。北面就是以两个篮球场为主的操场，操场北面有几间平房，作为我们班的教室、教师休息室和男生宿舍。四存园虽然已不像花园，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语文（当时叫国语）是主课，教我们班语文课的是浙大毕业的年轻的潘星慧老师，她的教学方法很有特色，除了对课本上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外，还介绍课本上所没有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记得她在课堂上讲过《简爱》、《冰岛渔夫》等小说的情节，引起了我们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扩大了视野。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语文基础好，只要努力，将来会有成就的。”她还要我多读《大公报》的社论和评论文章，从中学习写作技巧。多次个别耐心的指导，亲切的鼓励，至今想起来，觉得既感激又惭愧。

　　每个班级都有级刊（墙报），我们的级刊就在宿舍前面的走廊里，定期更新，配上刊头，有时还加上书法或美术作品，加以美化，成为四存园的一道风景线。级任老师陆锡光先生给我们班级取名为“苞风”，同时也是级刊的刊名。取名“苞风”的含意是好像花朵含苞待放，欣欣向荣，这里寄托着老师对学习、生活在四存园的青年学子的殷殷期许。

过冬的棉衣

　　二年级时，我们班级的教室由四存园搬至礼堂西北角的平房，男生宿舍迁到沿街的二层楼房，我们班住在楼下，仍然是木板搭的统铺。这一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也许是个子长高了，旧棉衣显得又薄又短，大冷天冻得我簌簌发抖。班上有十几位同学凑了点钱，买来布料和棉花，几位较年长又会针钱活的女同学一齐动手，给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袄。比我高一班（春二班）的程先祥同学，也把她弟弟的一件棉大衣送给了我，从此我就不再挨冻了。那时同学们的经济情况都不宽裕，看到我有困难，及时地伸出援手，她（他）们对我的关心帮助，胜过同胞姐妹兄弟。棉衣穿在身上，暖在我心里，如此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忘。

学习检讨会

　　解放前的两年，国民党统治区灾难深重，苛捐杂税，物价飞涨，失学失业，使人民痛苦不堪。由于县政府克扣经费，我校师生生活每况愈下。那时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大中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受其影响，我们学校也罢课请愿，要求改善生活，县政府答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条件，此后师生的伙食略有好转。春二班的王思正同学是这次运动的发起人、学生代表之一。在请愿运动的一年之前，他组织各个班级爱好文学的十几位同学（我亦在其内），相互交换进步书刊，传播时事信息，交流学习心得，成立了一个类似读书会的组织，取了一个留有时代痕迹的名字：学习检讨会。王思正给了我《回忆鲁迅》、《思想方法论初步》等书籍，他最为我所尊敬，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1947年3月前观巷一号鲍家的联合图书馆成立，通过宋宝瑛同学的介绍，又使学习检讨会与联合图书馆联系了起来。绍兴解放后，联合图书馆成立新的干事会并在绍兴各中学设立流通社，夏春娟同学和我成为干事和简师流通社的负责人。从1947年3月到绍兴解放这段时间之内，联合图书馆许多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书刊得以在简师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迎接解放

　　1947年下半年，潘星慧老师因故离校，经过“择师运动”的周折，董秋芳校长就从稽山中学请了金纪贤老师来我校兼课，教我们班的语文。

　　金纪贤老师毕业于厦门大学，稽中校长邵鸿书和他的父亲是东京帝大的同学，董秋芳老师和他的父亲是鲁迅先生任绍兴师范校长和北大任教时的同窗挚友，他自己又是邵校长的学生，可谓家学渊源。他在稽山中学也教语文，到我校兼课是轻车熟路。

　　金纪贤老师对鲁迅和“红学”都有研究，我见到过一本厚厚的剪报，上面剪贴着他历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他已经写好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专著：《< 红楼梦>与中国社会》，其中有的章节，曾在语文课上给我们讲过。学校还举办过由金老师主讲的《红楼梦》讲座，各班级都有人来听讲，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晚来的同学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听讲，称得上盛况空前。

　　金老师的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有一次他讲了一个奇诞怪异的故事，叫我们不要记录，课后每人凭记忆整理成文，也算是一次作文的测验。有一次讲课时，讲到“斗争”两字，他说解放区老百姓有“斗一斗，争一争”的说法，既讲了语法，又传递了山那边好地方的信息，使同学们不知不觉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1949年5月7日下午，金老师、夏春娟同学和我三人，在离简师不远的城外南渡桥东面的一座破庙里，商量如何迎接解放的问题。突然枪声响了，我们都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天天盼的解放军终于来到了，我们亲见了这伟大庄严的历史性一幕，是值得庆幸的。金纪贤老师在纪念绍兴解放四十周年的《古城新曙》一文中，提到“一位姓鲍的男同学，一位姓夏的女同学”就是我和夏春娟同学，金老师在这篇文章里记述了当时迎接解放的热烈场面，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董秋芳和金纪贤两位老师、文学界的先辈，对于提携后进，培养文学青年，真是循循善诱，不遗余力，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拿我来说，当时我还十分幼稚，仅仅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参加了一些活动，做了一些事，那也是微不足道的，谁知因此得到了他们的垂青。1949年6月，在他们主持筹办的“绍兴新文艺工作者协会”（成员多数是稽山中学和绍师的师生），我忝列为干事会的成员（《绍兴市志》卷34“第四节文艺会社”有载）。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先生在《文史掇拾》（中华书局2001年6月第一版）的第172页中亦有记载（附录于后）。

附录：

解放后绍兴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工作者组织

　　1949年6月12日下午3时，董秋芳、金纪贤、蒋屏风、王娴、董允礽等30余位绍兴文艺工作者齐集南街稽山中学，成立了解放后绍兴第一个文艺工作者组织：绍兴县新文艺工作者协会。是日，首先由进步作家董秋芳报告筹备情形，他强调要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和参加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经与会者的热烈讨论，顺利地通过了以大众文艺社社章草案为基础的章程。还民主推选董秋芳、鲍文杰、金纪贤、章翚、王娴、倪羽沉、董允礽等7人为干事，蒋屏风、陈仲舫、鲍有赓等3人为候补干事，其中董秋芳荣任总干事。翌日下午3时，第一次干事会在县立绍兴师范学校举行，具体研究绍兴新文艺工作者协会的工作方针和计划：组织绍兴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遵循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总方向，接受先进革命作家的理论与成果，深入生活，锻炼技巧，向大众学习，以期创造出反映大众生活，为大众所乐于接受的文艺出品，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并打算组织工作队为大众服务。据健在的老文艺工作者回忆，绍兴县新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重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