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勋
一
2006年评上教授时，校报非要人人都写一篇“感言”，我苦恼了好几天，还是一无所获，编辑启发曰：“比较”，于是我想到了这么几句：“我的父母是农民，2个人加起来不认得1个字，现在我也居然忝称为“教授”了，再往下，儿、媳、女、婿4个人中，有3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另1个毕业于浙江大学，考上了留日的博士。从我们一家三代人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在文化上翻身的脚步……”编辑说：“还有点意思。”
快要退休才得以评一个教授，本是不值一提的事，不过因为自己是从特殊年代的废品堆里拣回的，才稍有那么一点自是的心理。而这，首先应归功于宋六陵的三年，它是我最难忘的三年。
对于绍兴师专的感情，我很有一点特殊性，因为我是“三进宫”的（因为那地方在“攒宫”，故称之）。
我是“老三届”中最“杯具”的68届，只读了一年高中。高中“毕业”以后，我虔诚地在家乡修理地球。1971年在一所小学代了一年的课。老想读书的人，教书自然认真，这一年被评了个先进，次年就让我到地区师范进修一年，这是“一进宫”。
这一年我学的是数学和物理。回去以后，就在一所山区中学里当民办的“垃圾畚斗”，教的是别人挑了剩下的课：体育、图画、唱歌、劳动、语文、历史等。
1978年，我又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考进了“浙师院绍兴分校”（绍兴师专前身）。这是“二进宫”。其时，我已经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爸爸了。
1981年师专毕业，我怕老婆孩子会挨饿，毅然回到原来的山区中学当语文教师，“亦教亦农”去了。语文教学法派上了用场，教学显示了效果。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副教导，后来担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主持学校行政），尔后又去嵊县中学（后改名为“嵊州一中”）。因为在师专里学了些心理学与教育学，管理孩子也有了些路数，92年和93年，我的儿子和女儿，先后以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年龄都是16岁）。这一年我所教班的语文高考成绩，在平行班中遥遥领先；同时，高考成绩特别突出的数学老师、化学老师都毕业于绍兴师专，在名牌大学生云集的省级重点中学里，当时被称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94年，我又回到了绍兴师专中文系，执教“中学语文教育论”这门课。这是“三进宫”。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一路地教，凡是我念过书的学校，我都教过书。
经过寒夜的人，最懂得太阳的温暖。考入绍兴师专，我总觉得自己像在洪水中抓住了一丝柳枝。当时规定，考大学的最大年龄为30周岁，而我正好搭上了“末班车”。第二感觉是感恩。感谢华国锋，感谢邓小平这么快就恢复了高考制度，感谢绍兴师专这辆“不太正规”的末班车，她给了我系统学习专业的机会，她给了我安心事业的权利。当时，一些同学也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有的还感到有点委屈。我与几个相知的同学是这么想的：“咱们好比乘车进城吧——天都要大黑了，只要能挤上去，也顾不得车子是不是名牌的，装修是不是漂亮的了！”
二
再说了，带着我们进城那辆“末班车”，是不是外表很烂，内部也破败不堪的呢？我看不仅不是，而且是一辆很有特色的车，是一辆令人难忘的车。
在我的印象中，这里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环境其实挺宜人的。这里不是经济腹地，也不是军事要冲，但却是一个求学的好地方，是一个思考的好地方。这里四面环山，中间开阔而宁静。有错落有致的六座古松林的守望，平添了许多肃穆与深邃。这些古松总是默默地低头思考，似乎怀揣着满腹的遗憾，芯如铁皮似铜的树杆，又像在向人们宣示着自己的倔强与不挠。离开学校，一晃30年过去了，但当年学习生活的许多镜头，还会时时在脑海里浮现。
清早起来，当一束束阳光透过高大的古松，照到地上，同学们有的端坐在草地，有的斜倚在树上，背诵着唐诗或宋词，你的脑子里自然会迸出两个字来：“快哉！”有一次，我远远看到兆炬同学把椅子靠在一棵巨松下低头看书，忽然一只小松鼠从30多米的高处沿树杆滑翔而下，眼看快到椅边，发现下面的人似有瑟索，那小家伙居然就树一个急转弯，飞奔树顶而去了……我很耻笑那小精灵居然错把人当作了一座雕塑，但凝视有倾，忽然大悟：那人，那书，那古树，那小精灵的和谐相处，是何等的境界？倘若被哪位诗人看到的话，定然非得与刘梦得PK一下，吟出远胜于“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佳句来。这镜头的画外音倘让赵忠祥来演绎一番，还不知道会增出多少韵味！
学校后面是一座小山，山上的绿色很浓很浓，要从连绵的灌木丛里爬上去还挺不容易的，沿着几条被水冲开的小山沟往上，是我们行走的便道。山上有免费凉棚、零价供氧自不待说，如果走到山顶，那绕膝的绿枝会友好地烘托着你，一点也不碍你的眼，大地把一只奇大无比的绿色大盆平放在你的眼前，会使人联想到“一览众山小”般的快意。每当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们印社里的敏尔、晓刚、桂盛等三五同好，常来到这些小山包上复习功课。疲倦时，可以免费听听山雀和布谷鸟的歌唱，也可以摞起石头来比试投掷艺术的高下——胜利者的笑声可以很放肆，绝对没有同学的嘀咕和山神的白眼。暮春和晚秋，如果运气好，还能撞上几丛成熟的野草莓和乌米饭（一种小颗粒的野果子），它们不仅能使几个饥肠辘辘的穷学生大快朵颐，还能品出生活中的甜来。我猜想，这大概与名牌大学的林荫大道和假山曲径是有别一番韵味的。
师园的前面是一个大的茶场，晚餐以后到茶园去散步，是当年老师和同学们重要的课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茶垄，滴溜滴溜地光鲜。茶垄一年四季总是绿茵茵的，从不因为天冷而吝啬地收藏自己的绿色。不要说四溢的清香能驱赶白天的劳累，也不要说含几芽嫩茶会使你神清气爽，就是在白霜抹地的晚上，只要你走过茶垄，总会感到有一种融融的暖意。当太阳沉入西山，几缕晚霞浮在天边的时候，是茶园散步最富有诗情画意的时光：且不必说成百上千的才子佳人时隐时现地漂浮在茶海之中有多么壮观，周围的群山镶上黄亮黄亮的轮廓有多么的震撼，也不必说那亭亭玉立秀出于茶垄之上的少女有多么养眼，光是
有无穷茶垄的大盆子是美丽的，也是慷慨的，在那些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日子里，她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如果有人觉得有些失意，去那里走一走，肯定会振作许多的——因为看到那没有尽头而生意盎然的茶垄，保不齐对“远离颠倒梦想”之语有一番大彻和大悟。
学校的老师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风骨，极像宋六陵的古松，苍劲而沉郁；他们的活力，也太像茶园的绿色，强烈地浸淫着所有的学子……
三
一次，人文学院召开学生大会，叶院长要我这个分工会主席讲几句鼓劲的话，我很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训话的，但一想起我的同学们，就禁不住地感慨起来：“我们很多同学怕就业难，怕竞争激烈。我劝同学们去看看电视剧《士兵突击》，我从头到脚仔细地看了，很感动。我觉得许三多这个人物，写得很真实，其精神很真实，我非常相信。咱们是校友，1978年我们考进绍兴师专，校址在离城30多里的乡下攒宫，我们的同学像许三多这样的人物不是有，而是太多了。人只要有这样的精神，怕什么竞争啊？……”没想到院长还挺肯定我说的话。
我非常非常庆幸能与这样好的同学一起生活与学习，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以我的感觉是，当年同学们来到绍兴师专，似乎都像许三多跳出压抑的家，来到可以爆发激情的地方一样。虽然我们进入师专的时候，有的十七八岁，有的已经30多岁，但大家都非常真心地感恩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怀着“枯木逢春”般的感恩。开学不久，班级里组织过一次诗歌朗诵会，主题是抒发自己上大学的感慨，多数同学都热情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情到真处，有几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学习的刻苦，工作的积极，也很像“士兵突击”。集体的事情，总有人争着做，抢着做，大家总希望自己的班级好，希望自己能多多锻炼，能多多长进。记得当时我班每月要轮到出一期黑板报，我是负责编排的。当时自愿参加的组员有陈敏尔、徐晓刚、许桂盛等。擦洗、抄写、美化，大家都非常认真，黑板已经很旧了，不太光滑，即使寒冬腊月，也依然用冷水洗得乌黑乌黑的。倘若有字写错了，每个抄写者总是用湿毛巾擦一擦再写。冬天不易干，大家都用嘴来吹，直到干了才再写上去。党委任书记和副书记“狄老头”，几乎每次都拎着热水瓶从头到尾地看，每次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班里的文学社办了一个文学刊物《百草园》，作为大家创作实践的园地。在组稿过程中，同学们的投稿非常踊跃。作家兆炬、月泉、迪群（如今都已有长篇小说出版），诗人学刚（当年已经在诗刊上发表过作品了）都纷纷为刊物写稿。没有打印设备，都是自己刻。我们书法社和印社的成员人人都刻。刻得最多画得最多的也是敏尔、晓刚和忠堃。邵生新是我们班里的书法好手，毛笔和钢笔字俱佳，学过周慧珺且颇得真传，大家都拜他为师。我爱上练习钢笔字也是那时开始的，后来能在全国得特等奖，主要也得益于那时打的基础。
刚戴上帽子的师专各种条件都非常有限，文化生活尤其匮乏，全校只有一只匈牙利产的黑白电视机，星期六才播放。偶尔会在松林里放几场电影，那是师生们“盛大的节日”。同学们自娱自乐则成为一种校园文化的特色，学校经常会组织文艺会演，演出时的大会堂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当时，我们班为参加校会演，排演过大型话剧《于无声处》和《牛郎之歌》。参加《于》剧演出的同学有卢一勤、吴子慧、徐晓刚，董凯明、孙志凌，还有一名借自77中文的女同学；参加《牛》剧演出的是孙国扬、卢一勤、吴子慧、董凯明、孙志凌，还有一名借自79中文的女同学。这个节目原来是班级的，后来“狄老头”来看我们排练，见我们的基础不错，高兴地对我说：“节目很不错，这样吧，道具和布景都由我来出，要木工怎么做你们去说就行！”我是班级的文体委员，当时正在为这些犯愁呢，一听可乐坏了。不过，排演和道具布景监造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每个同学都牺牲了很多的学习时间。特别是晓刚，他不但是主要演员，还是布景的绘制者。这些同学都从无怨言，那种热情，那种精神，至今想起来还使人感动。记得有一次，为了给《牛郎之歌》录制牛的叫声，晓刚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录音机，我们两人专程跑去十里地外的富盛镇找牛栏，在那里等牛叫。谁知冬天的牛缩在栏内，根本就不叫，我们等了大半天，仍一无所获，两人都很自嘲自己的无知。自行车是没有的，“多开11号车有益于健身”，于是便觉得合算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同学不光高度负责，而且才华横溢，干一样像一样。演出中，不温不火的表演和流利的普通话，使节目获得了成功，不光在校内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两个戏还多次到绍兴市区去公演（有几场是应市内大企业邀请的）。最近我阅读77中文素有“校园马季”之称的鲁兰洲的回忆录，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学校里兴起了一股话剧风，78级中文班演的《于无声处》，水平接近专业剧团……”
办报办刊也好，演出成功也好，其价值绝对不囿于活动本身，这是我们“青春飞扬”的写照，是一曲又一曲团队精神的赞歌。说真的，78中文，我为你骄傲！
我是农村出来的，对当时同学们的学习，总有一种农民“抢收抢种”的感觉。像功底扎实，又求知若渴的秋成、学刚、禄标、一中们仍是那样一丝不苟，惜时如金。当时班级里盛刮着一股又一股苦练硬功的“风”：背诵唐诗和宋词的有之，为学普通话背同音字典、星期日整天躲着练习普通话者有之，抄写教材，抄写古汉语常用实词解释者亦有之。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班上几个年轻的“学习帮”，他们的学习劲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许三多式”的。勤泽、伯怀、国权、杨尔是一类，他们是躲在阅览室里时间最多的人，也是最后回到寝室的人。每天快要熄灯了，我们才能看到勤泽搂着几本书，不声不响踅回寝室，也不太说话，一头钻进叠床上层的帐子里睡。先宁、校根和宇龙他们也是一拨，总是抱着几本书，到操场边和树林子里用功，真正是“非学勿听，非学勿视，非学勿问”。听人说，吴先宁连初中都几乎没有上，就考了进来。我们总是见他托着个收音机在听英语和普通话，后来成了我们班最早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再有的就是敏尔、晓刚和桂盛。他们可以说是“恶补”的典范，平时的学习甭说有多少用功，如果把他们的课堂笔记拿到今天来展览，清楚和整齐的程度，一定会令人咋舌的。略有闲暇，他们就学习书法，刻印、插图、编辑、书籍装帧，真像一群饿极的小孩，闯进了一个很大的甜品库。当时他们年龄小，总觉得自己不会的东西太多，但是，他们不自卑，不急躁，追着学，讨着学，不声不响。默默地学，用心地问。如今，这批当时的“小家伙”，都成了做大事的人，为党和国家所重用。敏尔同学每次在同学会里讲话，总是说得益于那时的学习氛围。其实从他们身上，年长者学到的可能更多，尔后又成了教育学生的精神财富：成大器者，往往从做好小事干起；有远虑者，则无近忧；机会总是属于那些时刻准备着的人的……
当时较年长的同学在旁边看着，有的对他们的学习方法曾有所质疑；有的则很看好这些“小朋友”的，觉得他们是很有大志的人，心里也很想向他们学习。但是觉得已经学不起了，因为自己没有那个本钱了：“他们是为未来而学习的，我们是为当下而学习的！”
校友会要编专辑，主席学刚同学希望我也写几句，就胡乱写了以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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