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扬
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本浅绿色的笔记本。这是三十多年前临毕业时专门为了记录“毕业赠言”而买的。三十年来，每当看着那些或俊秀，或粗犷，或飘逸，或沉稳的文字，读着那些或惜别，或鼓励，或感慨，或祝福的长话短语，当年同学老师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
三十多年前，带着梦想成真后的喜悦和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在经历了半个多小时的颠簸后，来到了设在绍兴攒宫的浙师院绍兴分校。说是大学，其实是一个山坳，据说是由一个劳教农场改建过来的，其设施恐怕要比现在市区的中学要差得多。九个人一间的寝室，是不允许二个人并排进出的；二个人共用一张课桌，只允许一个人留下来自习；一个可能是因为建造时怕犯人逃跑而开得特别小的窗户，一到夏天睡在上铺是闷热闷热的。对于学校的简陋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如此之简陋则确有些出乎意料。好在我们中大多数都经过“广阔天地”的锻炼，适应性特强，而且对生活要求也不高，很快地就忘掉了“简陋”与“艰苦”，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之中。
知识的“匮乏”和对知识的“渴求”，激励出刻苦与奋进，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1967年我进小学读书，第一件事是到偏门吊桥去迎接“红宝书”——一本16K大小的《毛主席语录》；1974年又有“批林批孔”伴随着我进入高中。“文化革命”首先革掉的是我们这一代应有的最基本的文化素养。连中国“四大名著”都未曾读过，更不知这世界上居然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但知识的缺失并没有使我们妄自菲薄。我们象一块块被突然释放了压力的海绵，吸吮着知识。我们那时学习方式的原始和传统，学习劲头的几近“疯狂”，很多方面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入学第二年要开设古代汉语了，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古汉语知识对我来说几乎是空白。为学好它，在池塘边，在松树下，在茶树旁，一篇一篇地背原文，一个一个地记常用词。几个月下来，硬是把王力先生编的《古代汉语》第一册背了下来。说起刻苦，“吴先宁学英语”不能不提。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大多数人的英语基础很差，而吴先宁可以算得上是最差中的一个。不但字认得少，读起来是一口诸暨乡村的土音味，决无乐感可言。但他白天读，晚上读，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忘翻开那本许国璋先生编写的《英语》课本，记上几个单词。几年的苦功，先宁愣是带着这一腔充满“地方色彩”的英语，走南闯北，成就起一番骄人的事业。除了专业知识，学习书法绘画和篆刻是当时我们班上许多同学的一大喜好：王柏勋、杨尔、萧忠堃等不少同学现在在书画篆刻等方面的成就，都离不开当时的苦练。据说，陈敏尔还因练篆刻而伤了手。那时练篆刻可没有现在的条件那么好，一把刀，一块四面磨平的石头，一块刨光滑的木头都是不错的练习材料。临毕业时，我希望敏尔能给我刻一颗印章作为纪念，作为三年同桌的纪念。他经过一阵好找，终于发现一根方方的椅子档，锯下一截，给我刻了一颗。这颗章我一直珍藏着，它既是一份真情，也是一段历史。
特殊时期的年龄结构，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凝成特殊的同学情结。文革十年，高考中止，直到七七年才得以恢复。自六六届到七八届，十余年的跨度，使我们年龄差距很大。单是我们405室，“老大哥”尹天祥早已是为人之父，小弟王谦则刚跨出校门；一中、绍勇也已经可以时不时地在我们面前炫耀一番有了家室的优越。至于生活经历，则更是丰富多彩，有教师，有医生；有应届，有历届。学刚兄来上学时据说已经是一校之长了呢。那时是着实困惑了一阵：都当上校长了，干吗还要来读书呢？后来才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校长有时也是可以“民办”的。不同的年龄结构，迥异的生活经历不仅没有在我们中间产生“代沟”，还让我们在交往中更有了一种兄弟之情、姐弟之谊和长幼之敬。和市区相比，“宋六陵”的冬天要更冷一些，由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生活经验，来校时只带了盖的，没有带垫的。到了隆冬，自然是严寒难御。这一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被细心的一中发现了。于是临睡时，他总会将他那件蓝色粗纹布制成的短大衣盖在我上面。盖得是那么的自然，而且这一盖就是一冬。三十年过去了，那件大衣肯定是早已不在了，但其中蕴含着的真情却仍铭记在心。每次遇见一中，我脑海里首先闪现的便是那件蓝色的短大衣，心里总会洋溢出丝丝的暖意。“老大哥”尹天祥对电影有独到的研究，他不但能说出片名、导演的姓名，而且几乎每部电影里的演员也能一一详述。每每饭后一起散步，他总要说上一段有关电影的故事。有时，故意找一部较为冷僻的电影问他。他当然知道在考他，但老大哥仍是不怨不愠，娓娓说来，像大哥，也像师长，使人感到一种爱抚和体贴。
三年的大学生活，最不能忘怀的还是悉心教导我们的老师们。绍兴师专刚刚起步，当时我们的老
每当说起绍兴师专，绍兴师专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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