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宋六陵讲座

沈建乐

　 岁月流逝，时序更迭。回忆起30年前，我们在宋六陵读书的三年，一切都还是那么亲切和清晰，而用心聆听讲座则更是成为我们丰富学习生活的一串永难忘却的记忆。

绍兴县的赵家岙宝山南麓，是南宋六帝陵寝之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办起了绍兴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从中闪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与当代交相辉映、时间和空间有机和谐的文化现象。而在现代视野中以教育和教学场景展开的文化现象之一的讲座，其参与者除了我们这些勤奋刻苦的莘莘学子外，还有勤勉严谨的新老教师，包括有些比学生还年轻、还刚刚从工农兵大学生角色中切换过来的教师，而主角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编外教师——专家学者，他们先后登上了当年攒宫宋六陵礼堂讲坛，向嗷嗷待哺的学子们讲鲁迅、讲文学，讲历史、讲人生。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与来校讲座的著名学者唐向青先生留影，沈建乐（后排右一）

　　这里首先要陈述的是这些编外教师们讲学的礼堂。说是礼堂，其实也就是约莫35米长、20米宽的一幢十分简陋的平房，南门紧邻食堂，跨出北门就是森森古松，正门朝东的门框上镶嵌着一颗神圣的红色五角星，但里面除了有一个半圆型的主席台以外，其他似乎什么都没有。然而，这里的利用率实在是高，除了礼堂本身功能以外，它还兼作体育教室、影视剧院，尤其是全校性的一些政治活动、教学活动，以及每次开学典礼、结业典礼、毕业典礼都在这里举行，而且往往要同学们自己提上木质椅子入场与会。

　　在那特殊时期，学校有识之士通过种种努力，邀请全国各地特别是省内一些在某一领域较为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这个礼堂也就自然成为讲堂。由于绍兴是以人文见长的文化名城，是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师范（浙师院绍兴分校、绍兴师专的前身）又是鲁迅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因此当时全国各地来绍讲学的特别多，我们文史专业的学生获得听讲的机会和条件更是得天独厚。

　　翻阅当年的笔记，仅1979年3月到1980年6月的一年余中，就有17位具有不同称号和荣誉的专家、教授、讲师被邀来讲学，那个时候叫“讲座”，其中笔者去礼堂聆听的有：

　　1979年3月14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戈宝权教授谈学习鲁迅；

　　1979年3月22日下午，杭州教师进修学院讲师秦亢宗谈关于鲁迅作品的教学；

　　1979年4月26日下午，浙江省文联唐向青作文学创作与革命文学的讲座；

　　1979年4月29日上午，浙师院中文系关非蒙副教授讲述红楼梦；

　　1979年6月10日上午，浙师院蒋风谈儿童文学创作；

　　1979年6月18日下午，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山东大学副教授王仲荦谈考古与历史；

　　1979年9月7日上午，浙师院中文系讲师周航岷讲古代文学；

　　1979年10月19日下午，杭州大学中文系倪宝元副教授漫谈语法教学；

　　1980年5月22日上午（附中礼堂），山东大学孙昌熙教授谈关于研究鲁迅的一些看法；

　　1980年5月22日下午，山东大学王湛蓝老师谈鲁迅著作教学；

　　1980年5月26日，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鲁迅研究顾问唐弢先生作国内外研究鲁迅现状及访日观感的讲座。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3月14日上午，著名学者、翻译家、一级研究员戈宝权教授的讲学。

　　头一天傍晚，同学们去食堂的路上，就看到戈宝权先生第二天将来讲学的“海报”。那时我们对戈先生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高尔基的《海燕》是经他翻译进入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回忆起海燕的奋斗精神、《海燕》文章中语言的精炼、情调的高昂，由此也使我们对戈宝权先生产生深深的敬意。

　　这天早晨的早自修后，趁去食堂吃早饭的方便，我们就把椅子带到礼堂，同时也为争到一个较为理想的位置；但是在我们的椅子放置之前，竟已有一些椅子占领了最为有利的地方，我们就顺着往后排列。

　　那时戈宝权先生约摸60余岁，从老师到学生，我们都亲热地称他为“戈老”。那天上午，正当我们在默诵并海阔天空的遐想“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时，只见一位个子中等偏高、脸庞肤色白皙、脸形棱角分明而又精神矍铄的人，戴着金丝眼镜，缓缓走向讲台中央，经主持人介绍知道，这位气度非凡、温文尔雅的学者就是戈宝权先生。戈老坐下后，就开始了他那略带南方口音的开场白：绍兴是总理的故乡，我是在总理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总理的亲切教诲至今记忆犹新；绍兴又是鲁迅先生的故乡，（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曾听过鲁迅报告，1935年到了绍兴鲁迅家乡，这次又到鲁迅家乡，什么都很亲切。接着，他进入正题。按照主持人说是“谈学习鲁迅”，其实，他讲的重点是鲁迅在国外的影响。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他由此谈了四方面内容：一是鲁迅和外国文学，二是鲁迅的作品怎样被介绍到外国去，三是鲁迅与外国进步作家的关系，四是鲁迅对外国的影响。

　　关于鲁迅的国外影响，我们只知道藤野先生、高尔基、果戈里，只知道日本、苏联，其他似乎就不多了。戈老讲述的四个方面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把我们引入了从未涉猎的领地，而这些学问是其他渠道难以得到的。戈老侃侃而谈，我们静静地听，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个个疑惑消失，一扇扇熟悉鲁迅、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门也被戈老洞开；然而，正因为是进入了，因而问题也反而多了。当戈老讲演一停止，同学们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向戈老请教，其中有鲁迅为什么去日本而不去欧洲，鲁迅去日本后对他的创作有哪些重大影响等等，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专业的问题。

　　同学们的提问还在没完没了的进行中，坐在前排的几位同学欲站起来想请戈老题词，其实这一想法我不是没有。戈老是著名学者，请他题词又似乎不妥，诚惶诚恐之中的念头是：正因为是著名，也就觉得更有价值，也就更激起了我的奢望，当我壮起胆子离开座位拿着准备好的“风光”笔记本翻开扉页递到他的胸前时，他向我抬头一笑，接住了本子，又略一思索，接着非常端正地写下：学习鲁迅先生的革命战斗精神！戈宝权 1979年3月14日于绍兴。然后一边又会心地向我一笑，一边把还未合拢的“风光”本递给我。

　　戈老的题词，寓意深远、催人奋进，即使在现在来看，也不仅仅是当时的流行语。

　　后来通过其他的途径，我对戈老的鲁迅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戈老一直敬仰鲁迅，大学期间，多次聆听鲁迅演讲，毕业不久，1935年赴苏联前夕，23岁的戈宝权只身一人特地从上海来到绍兴，寻找当年的百草园、三味书屋。戈老致力于鲁迅作品的研究多年，特别是以一名对外文化交往的使者的身份研究鲁迅，因此其视角独特，《〈阿Q正传〉在国外》、《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其研究鲁迅的代表作。

　　“细雨江南春，重访绍兴城。遍寻鲁迅迹，油然百感生”。这是这天下午，戈老再次走进鲁迅故里，重温鲁迅描写自己孩提生活的文字，在晚上下榻绍兴交际处（绍兴饭店）所作的一首诗。

　　多少年过去了，戈老给我们讲学的神态、讲学的内容，乃至当时我们同学时而抬头凝神聆听、时而低头奋笔疾记的情形一直萦绕着我，从中给我们以知识、以视野、以思维、以头脑，是比什么都珍贵；而“学习鲁迅先生的革命战斗精神”也着实激励着我，犹如当年鲁迅瞥见藤野先生那黑瘦的面貌而不敢偷懒一样。然而多年以后，一个新的问题又困惑着我：“革命战斗精神”。这是不是正如文艺理论中所讲到的，任何作家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如果戈老今天还在，还为我题词，也仍会这样题吗？历史潮流会裹胁并推动每一个人，有谁能例外呢？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革命战斗精神是要有的；但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对它如何理解，如何实践，如何考量，如何界定其外延？这都是一篇篇大文章，也都是穷思默想也难以诠释的一个个难题吧。

　　除了戈老的讲座，还有两个讲座，至今也记忆犹新。

　　一是在附中礼堂听山东大学孙昌熙老师的讲座。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到攒宫讲学，而对我影响特别深刻的是，这位头发斑白、山东口音很重的山东人，似乎个子不高，但他在一开头，引用了胡乔木在当年4月所讲的话，就把我们吸引住了：

　　研究鲁迅应当从整个文化、文学、思想、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上来研究，光从鲁迅传记、作品来研究不够，鲁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把鲁迅和当时的文化、文学、政治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懂得鲁迅。

　　孙昌熙先生的讲座，不仅是增长了我们的知识，更为我们做学问、搞研究指出了方向。他在讲学时，不断向我们指出：一定要把研究鲁迅的范围视野放宽；乔木同志告诉我们研究鲁迅要实事求是；外国人研究鲁迅、评论鲁迅，我们要研究它、评论它，即研究的研究、评论的评论；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到底怎样？和瞿秋白的关系到底怎样？这些问题不研究好，研究鲁迅是一个很大障碍；鲁迅也告诉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写阶级斗争，也要写风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理水》（大禹）这是一个成功的公仆形象，今天的领导干部能像大禹那样，四化建设的成功指日可待；学习鲁迅，发展鲁迅，理论上要发展，创作上也要发展，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孙先生当年的一些论点，听了确使人耳目一新，即使在今天，也还不失其熠熠之辉。

　　二是唐弢先生的讲座。

　　这位南人北相者给我们讲学时前额头发已依稀可数。他在讲座中，以大量时间叙说日本鲁迅研究状况，甚至还讲到日本也搞了文革，也组织起了红卫兵；日本的学术气氛很浓，有专门的《陆游辞典》、《陶渊明词典》，还有刘心武研究小组；他还说，绍兴是周树人故乡，仙台是鲁迅故乡，仙台是因中国而得名的；日本已经到了塑料加钢铁时代，但精神上十分空虚，这种空虚也是我们要防止的。在回答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所提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唐老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分清你横眉冷对对的是谁？俯首甘为为的是谁？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而对待朋友、对待同志，是宁人负我而我不负人。他最后说，我们现在学习鲁迅，就要向鲁迅学习这些，就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

　　唐弢先生的话，不能不说其远见性，也不能不说其深刻性。他的讲座，内容不仅仅是鲁迅、不仅仅是文学，也不仅仅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学问，他更在教我们如何做人，并在做好人的基础上，如何去做官，如何去为国家作奉献，如何去建设一个国家。

　　30年前，当年的莘莘学子在这片南宋陵寝之地学习，往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不是别的，正是痛感南宋皇朝政治腐败、积弱不振，南宋皇帝生活糜烂、苟安江南。带着这样那样的痛恨和思考，同学们充分利用每一刻时间，抓住每一个机会，自由地选择和认真地听取讲座，也便成为同学们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更有抱负和远见者，也可能就从那时起，触景生情，逐渐萌发了探求和实践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福祉富裕的念头。

　　如今，攒宫宋六陵的礼堂只剩下遗址，当年作讲座的不在编不在册的“客卿”、“大夫”、“上大夫”、或“先生”、“学士”们也大都作古，然宝山却更加巍峨挺拔，六陵之上的茶园也更加勃勃青翠，当年的学子们，在社会的大讲堂中，匡时救弊、兼善天下，在真正的“绍万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

　　这里还须指出的是：有位大学校长曾经说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她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我怎么也不敢苟同这位大学校长之大言。其实，何止是“不敢苟同”。尽管那时我们的母校刚刚由中师升格，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教育条件十分艰苦，后勤行政等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不是没有，而物质生活只够温饱，但十分庆幸的是我们没有“瘦肉精”、“染色馒头”的担忧；十分庆幸的是，当时攒宫宋六陵的教育氛围、人际来往，以及师生关注现实、议论天下，审视历史、探索未来等等，是可与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相媲美的，而尤其是母校的老师、领导，他们励精图治、擘画经营，为我们这些学生、为学校各种条件的改善，恪尽职守，尽责尽力，而我们更从他们身上，看到“传道、授业、解惑”的意义和力量。这着实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的基石或者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健康的人生观，着实奠定了我们后来开展工作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这样的母校，还会去骂吗？

　　物换星移，春去秋来。2005年10月18日，绍兴文理学院的风则江大讲堂隆重开讲。自此，较有规律性的两周一次的讲堂，只要时间许可，我会准时前往，不仅仅是出于知识积累和工作需要，也出于对当年攒宫宋六陵讲座的怀恋。每当新一代大学生乃至其他形形色色人群或在风则江大讲堂、或在其他不同场合，他们言谈举止中非常现代和现实而又非常潮流和时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深感这是与当年的攒宫宋六陵文化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比如，听讲座，当然不用提凳子，就是当年我们拿笔记本记录，他们是换成拿手机了，等静坐下来以后，大略有一半的在对付手机。我深感文化的变迁之快，快得如风！由此，我们今天的所思、所作、所为，特别是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这些是否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和历史的拷问呢？是否应如季羡林季老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自以为是一个知识分子、文化人时，最好能用“我的心”——这面镜子照一照？

（2011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