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母校 难忘师恩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2010 年 11 月 13 日 ，当我再次走进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时，看着年逾古稀仍精神矍铄的陈祖楠老师和身边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同学们，思绪又将我带回到30年前的绍兴师专，那个远离城市却令人难忘的校园。不由得想起苏轼老先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叹。是啊，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这里曾经是南宋6个皇帝和皇后的攒宫。据史书记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1978年的5月，一群来自各方的求知青年带着美好的憧憬跨进这个坐落于宋六陵旁的有着10个汉字之多的校名、但校舍和办学条件却十分简陋的大学。以至于有同学戏谑道：“在中国，一所大学校名的长短，绝对与这所大学的历史和名气成反比。”想来也不无道理。但马上有人反驳：“不尽然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不也是10个字吗？名气多大啊，毛主席是政委，林彪是校长哎。”那个同学马上追问道：“抗大现在还在吗？”呵呵，谁让我们是被非我们所能左右的原因而耽误了的一代人呢。

   其实我们不必而且也没有妄自菲薄。当年的校名虽然长了点，这所学校作为大学的校史虽然也是从我们走进校门才开始；24个男生同居一室，平时站在露天台阶吃饭和曾经一段时间餐餐吃包心菜的生活条件虽然差了点，但我们毕竟也是被后人称为“接续了中断十年的中华文脉”的“骄子”。和现在65%的高考录取率相比，那时我们在社会上毕竟也属于“百里挑一”的佼佼者，有多少人羡慕着我们这些学业已经荒废了10年，在平时劳作之余只经过1个多月的复习就考进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呢？

   经历过那段学习生活的人恐怕都会记得，在当时，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蹉跎岁月，离开校园多年又重返校园的多个年龄段的学生，就好象久旱的禾苗逢甘霖一样，个个都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的自觉性和刻苦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同学们除了上课，就是自习，跑阅览室，很少有人浪费时间。看书看得实在头发胀了，最多是到操场上去打一会儿球，到校外的乡间小道上散散步。晚上10点后，阅览室关了门，寝室里熄了灯，但我和很多同学又回到了不熄灯的教室继续灯下苦读。那种学习劲头对今天的许多大学生而言，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当然，他们的经历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是从12年的基础教育“囚笼”中刚解放出来，好不容易可以松口气，而我们是失学多年后终于又回到了课堂；他们渴望的是青春个性的自由释放，而我们渴望的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恶补”。因此可以说，在我们的同学中，上大学就是为了混张文凭的人一个都没有。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把“十年内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同学们是这样，我们的老师们也同样以自己的博学、敬业、诲人不倦的形象和人格魅力深刻地影响着学生，润物无声，对我们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毕业后的前17年，我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担任过中学校长、市教委的普教科长。在完成了本科学业后，我有幸又回到了母校为师生服务。陈祖楠老师时任绍兴师专的校长，后又转任绍兴文理学院的院长。我尽己所能，兢兢业业地帮助他和其他校领导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在五年多的时间里，继续接受老师的教诲，感受着老师的人格魅力，也经历了学校从专门培养中学教师的师范专科学校扩容为综合性本科院校的转型升级。

   19年前，出于增加自己人生历练的目的，我辞职离开了母校，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转型，走进了一个与教育几乎不相关的行业­——高速公路营运管理，至今不亦乐乎。

   三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和许多同学虽然职业变了，身份变了，但母校和陈老师对我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的积极影响却终生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