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宋六陵”的学术讲座

回忆起当年在宋六陵的那段读书生活，尤其是有关讲座中的一些场景，令人难以忘怀，对此以前已说过一些，但似乎还意犹未尽，更应主编要求，今再补说一二。

一、知道“山外有山”

对于能开阔知识视野、能发掘学术兴趣的第二通道的讲座，当时学校领导和教师都能意识到它的特别作用。

时在攒宫宋六陵实际主持绍兴历史上第一所正规高校校务工作的狄云来同志，较为熟谙教育规律，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在对学生的管理教育中，是“理”多于“管”，“育”多于“教”，当看到刚从中师升格来的高师，并分析了学校师资队伍现状后，曾多次要求学校教务处 和有关 老师多请一些外地的老师来讲讲学。他在 1978年 12月 22日 一次教师座谈会上说：这里四面是山，但不要让高山阻挡了学生的视野，也不要让学生感到自己考上大学就可以高枕而卧了，就了不起了；我们要让学生、也要让老师知道山外有山。

为了让我们知道“山外有山”，陈祖楠、谢德铣等老师利用他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人脉，延聘到了在教学和研究领域中带有一定专长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

为了让我们安心听取讲座，凡遇到上课与讲座时间有冲突，教务主 任朱顺佐 老师，往往都会适时调课，保证我们去听讲座时间。这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在当时的攒宫算是最高学历了，平时他还经常说：政（治）（历）史专业的学生应学点文学、学点法学，中文专业的要学点政治、历史，以及其他的。

为了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听取讲座，教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 邹志方 老师时时强调：你们不要太关注考试，否则就会变成死读书，而听讲座，就是一种活的学习。教中国历史（宋元明清部分）的“工农兵大学生” 柴宝雄 老师甚至开玩笑道，“你们如有其他学习活动，我的课不来听也没关系，考试时可在试卷上说明：因我没有听你的课，考不出也给个分吧！”当然这只是玩笑话，并没有同学“以身试法”，但他的退让和对学生的宽容却凸显其中。

二、讲座在“无序”中“有序”

讲座虽然是学校安排，但学校及其有关方面不作“非听不可”的硬性规定，也不是 班主任 老师的刻意安排。一切讲座没有“指标落实”到班、“任务承包”到科（系）而进行点名签到的“量化考核”。

有讲座的信息，往往在宿舍通往食堂的必经之处的黑板里写上，同学们一看到后，即瞬时传播开来，其扩散速度不亚于今天的微信。信息一出，有些同学唯恐占不到有利位置，也不讲风格你谦我让，往往会提前去放置椅子。有 时候 老师也来赶场子，记得1980年5月的一天，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唐弢 先生来讲学，我们的班主 任邹志方 老师自带椅子也提前来了，并在礼堂的中后部坐下，当我们出于礼貌请他坐前面时，他说：讲座当然主要是听，但 唐弢 老师的表情、举止也得看看学学，从中还可以摸索出一些门道，你们坐前面去，看得清楚些。当我们理 解邹 老师的良苦后，也就不再推让了。

那时讲座的基础设施、物质条件十分简陋：讲台上，没有台布、台签、标语、鲜花，讲堂内没有空调，讲堂也不是阶梯型的。我们学生往往一手提着椅子，一手握着钢笔和笔记本走进讲堂，就只是一股劲儿地听着记着，当然没有类似Sony/索尼ICD-FX88之类的数码录音棒、录音笔。

1980 年5月22日 上午，为了赶到城里去听取安排在附中的讲座，我们部分同学是乘坐当时学校唯一的一辆钱江牌货车去的，上车后站了40分钟，到那里大家简直是蓬头垢面了，途中遇到上坡还要帮驾驶员推行；至于未乘汽车的，是凌晨起床，步行五、六华里到码头坐机帆船，上岸后再走五、六里，才到师专附中。这里还须说的是：讲座结束回宋六陵时，早晨坐汽车的同学改为步行和机帆船了，汽车就让早晨步行和乘机帆船的同学去乘坐。

三、讲座余音

每一场讲座都会给我们荡起波浪带来振动。就是如上所述的那次讲座结束回宋六陵的路上、船上，畅谈的是 孙昌熙 教授给大家洞开的一扇扇窗：上层对鲁迅研究的一些动向动态，包括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对鲁迅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指示；如何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在当时，这些都令我们感到“新鲜”，也朦胧地感受到“思想解放”。

记得 1979年 3月 22日 下午 ， 秦亢宗 老师关于鲁迅作品的教学讲座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是《现代文学》 顾琅川 老师的课，中间休息时，我们师生习惯地步出课堂，来到走廊上，很快，钱碧昌同学将 秦亢宗 老师讲到的“关于作品的主次，有的有，有的没有；鲁迅的《药》就很难区分主次等内容”提了出来，并要 顾 老师作个评判。

钱同学的话题一出，还未等 顾 老师开腔，其他同学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见解。

这种讨论是不分时间和场域的。

那是1980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们405室友在卧谈中一谈二谈又谈到下午 唐弢 先生所作讲座的内容：日本人也搞了文革，也组织起了红卫兵，也有大字报，民主学术气氛很浓。你一言我一语补充和校核 唐弢 先生的原话，在平时发声最多的是许绍勇、周校根、徐一中、吴先宁和孙国扬，而尹天祥、王谦和我等却以“潜水”居多，但这次喉咙最响的是睡在上铺的周建保：看来日本人也相信文革、红卫兵、大字报会活跃学术气氛。这话扩散到隔壁406室的政史班同学，因405、406、407几个宿舍上面是相通的。政史班同学刚刚还在向我们发出“不要再讲话了”的俏皮话，当听到 唐弢 先生讲这样的话、周建保这样的解读，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似乎故意提高嗓门说：难道“组织红卫兵，大字报”之类就是“民主学术气氛”了？他这一问，两个宿舍又进入了新的热闹中。

讨论还在继续。第二天早晨，我们隔壁的隔壁一同学在去食堂就餐的路上与我聊了起来，他说：你们昨晚好像在议论日本的民主？

“是的！可能影响你们休息了？”我一边说一边微微点头。

“没有！”他回答道，然后向我粲然一笑，并继续讲他还没有讲完的话。

20多年以后，当政史班的俞可平同学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北京日报》一发表，这篇源于中国现实、领跑时代走向，就是连标题也极具特质风格的文章深深吸引了我，我这才蓦地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幕，感奋系之，遂于第一时间在《绍兴研究》转载，亦是对民主的呐喊和推动。

因一个讲座，或一个讲座中的一件事、一个观点等聚到一起，甚至不免还要争论一番，拉锯式的“唇枪舌剑”，战罢相视而笑，这是常有的事。

四、“讲座”还须“再说”

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的讲座很多，至于各高校更是倏忽兴起。但若多留意一些报道、时评，似乎是负面较多，特别是对大学办的诟病愈加，现摘录学生自己讲的两例：

“听讲座可以加学分，但具体是听什么讲座我都不知道，只是为了学分头晕脑胀的和同学一起听讲座”；“讲座时，主讲嘉宾对我们在会场上玩手机、看课外书等‘自由活动’不会制止，也无交流。我们和领导、主讲嘉宾‘各司其职’”……

对此感兴趣的还可进一步参阅其他一些文章，如：

阮美飞的《当前高校校园讲座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思路》（载《当代教育科学》2010年第7期）；林艳艳等的《影响大学讲座效果因素及对策分析——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载《青年与社会》2013年24期）等等。

讲座正在“变味”，由“黄金时代”逐步进入“镀金时代”了！

但不是说任何地方、任何大学的任何讲座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2016 年6月17日 ，我慕名聆听了一个特殊的讲座，却使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是日上午，我提前20分钟走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140室时，300余人的大教室已坐满了四分之三，我坐定后，问左边的一位同学：你们来听讲座要签到点名吗？“不要”；能抵学分吗？他诧异地看着我，然后说“没有这回事”。

来参加讲座的还在络绎不绝，看来再来只能站在过道里。很快，有些已经在过道的台阶上坐下来了。而作讲座的 俞可平 老师也提前5分钟到达，一切都是保持初心中规中矩，这令同学自豪钦佩，这不单单是他的为人师表，还在于他去年11月“辞官从教”了——真是一位既有勇气、又有底气，而且是给社会注入正能量的、纯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讲座很快开始了。有些拿出手机之类的在录音，而绝大部分还是在笔记本上沙沙记个不停。我顺势又朝我左边的那位男生的笔记本看去，他不但在作笔记，而且还在每页笔记的右侧划一竖线，留出约1/4的空白，我知道这其中的用处，微微颔首：现在也还是有沉心静气，踏实地、慢慢地向前行走的人。

讲座结束了，我走上讲台，和昔日的同学、今天的主讲老师的目光又蓦地碰在一起，我们没有多加寒暄，而宽泛的话语中，似乎多与讲座有关。

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之余，若有所思。我们当时在宋六陵，师生上下对讲座对教学是如此的执着和投入，这是“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在推动；在今天，物质大为丰富，文化继续转型，但“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更需“推迫而出”，因为，“环境影响人的成长，但它实在不排挤意志的自由表现”！

                                            9 月7 日 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