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窗情、名师恩

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快到坐在摇椅上回忆往事的时候了。这种回忆，可以过滤许多东西，仅留下最纯净的青春记忆。

王加兴是老班长，从不端架子，总是笑呵呵的。陈老师让我们练注音学普通话，我选了一篇《韶山的红杜鹃》，每天注一行，倒是切实有效。有一次和加兴一起洗衣服，边洗边聊，我说自己普通话不行，加兴说：“你已经讲得很好了！”棱角分明的嘴唇带着令人信赖的笑意，肯定的语气让我倍受鼓舞，在我心目中，加兴的普通话是最棒的。从此我敢于大声讲普通话了。加兴和我同一组，我是组长，开小组会的时候，我领导他。毕业前最后一次小组会，总结交流，被我领导的王加兴说了我一些优点，然后说：“要加强性格的修养。”我正视他，他的嘴角依然透着笑意。这是镌刻在我生命里的“心里铭”。江山好移，本性难改。却原来像房子可以装饰一样，性格也是可以修养的。我是一只好斗的公鸡，跟食堂工友吵架、罢菜都有我的份，曾经有过很多横冲直撞的痛快。“心里铭”总在提醒我，使我向善。

冯雄伟，总剃个平头，脑袋显得更圆，像一张京剧脸谱。演的什么戏，想不起来了，他是男一号兼导演。他让我做美工，画布景，我花了不少功夫。墙上要画一只小木箱，我用心地把细节都画上了，十分逼真，自鸣得意。演出时，坐在台下一看，模模糊糊，很不起眼。看来我没有夸张的才能，缺少想象的天分，注定成不了艺术家。倒也好，此后我尚能脚踏实地做点实际工作。后来校团委张罗着把戏推到地区去演出，在绍兴电影院，我坐在观众席上，兴奋得发热。好戏才开头，男一号冯雄伟在台前一亮相，忽然手捂住脸，弯下腰不动了。骚动了一阵，组织者宣布，演出因故中断，散场。赶到前面才知道，雄伟被前台的高脚话筒磕破了鼻子。遗憾，心疼，继而在肚子里暗自发笑。

马福民、孙博真、冯雄伟、我，是一个小团体。有空时一起打打红五，烟抽完了，共同出份子，马兰花一毛九分一包，少出一分钱的跑腿，到校门口的小店买回来，每人分五支。说起抽烟，有一次我去陈老师的寝室，山脚下的平房，陈老师用煤油炉烧了开水泡茶招待。陈老师说：“我现在不能给你抽烟，毕业以后可以。”后来陈老师当副市长，给诸暨县教育工作会议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讲，我去县府招待所拜见他，他给我抽了大前门。我们四个，成绩中不溜，过得都自在。福民获得全校一等奖的作品《春溢报窗绿校园》，在我看来那是才华横溢；博真写过一篇小说《滴血的心》让人动容，我说他是失恋的自我写照，他那堆满白肉的脸上挤出了否认的傻笑。我们四个，还为难过团支书周乃山。那天黑板上通知课后团员义务劳动。雄伟说：“既然是义务劳动，就是自愿的，我们可以不去。”于是，四人都不去。后来乃山买了小瓶子的烧酒，一人一瓶，跟我们一起喝酒。于是皆为兄弟，什么都好说。

梁福标，挺着军人的腰杆，威风凛凛，走路像一根移动的电线杆。他把《资本论》三本啃了一遍，政治经济学课后，他给那位语速特快像连珠炮的女老师出难题，考试不按课堂笔记答题，大概让马克思亲自出场答题，结果得了59分。以后我常常拿这个故事结合自己的宝贵经验作为研究中国教育的经典案例。王德林老师上文艺理论课总是神采飞扬，我深深地喜爱上了这门课，正值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发表，关于“形象思维”问题展开了全国性讨论，我天天泡在图书馆，做了厚厚的四本笔记，结果文艺理论考试得了69分，比电线杆幸运多了，但因此没有拿到奖学金。第二学期汲取教训，死背笔记拿下85分高地，须知我的笔记能力是超强的。为此我总结出了一条“颠覆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原理”：对付应试教育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四个大字──死记硬背！并且常常用来教导那些不省事的可爱的孩子们，屡试不爽！石钢铨，落拓不羁，常年穿双解放牌球鞋，连袜子也不穿。他的作文也像马福民一样得了全校一等奖，书法也得过全校一等奖。当时在浙江师范学院《教学研究》上用笔名石禺发表过大作，叫人仰视。后来成了诸暨女婿，那还是在我家，博真将自己的亲妹妹介绍给了他。张德明，我去他们寝室，他总是在学英语，桌上展着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做翻译。他说：“学英语要把词典翻烂，如果把一本书翻译完了，英语也就学好了。”除了钦佩，我不敢向他学习。后来陈老师推荐我考杭州大学朱作仁教授的研究生，许国璋英语复习了第一册，再也坚持不下去，只好放弃。德明才是做学问的料。

王浩根，是我们班最可爱的人。陈越老师让我们写肖像，哪位同学抓住了两颗虎牙，大家一猜就是王浩根。浩根的笔名“草心”，毕业后我们有过很多书信往来，我称其草心先生。只是我的家经过几次大迁徙，这些书信不知去处了。徐江伟，是个诗人，有一个漂亮的妹妹在物理班。他的镜片后面两条眯缝的眼睛一个劲傻乎乎地笑。后来听说做了老板。没想到，三十年聚会，他说写了一本颠覆华夏文明史的书，回头打开他的博客：《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初一浏览，觉得是鲲鹏在俯视蜩鸠，大气磅礴。只是说汉人天生就是奴才，让人憋屈。斯培光，历史课答问，说了四个字，大家听不懂，反复几次，仍然不懂，倒是王维俭老师听出来了：“白银外流”。大家轰然。到中学改行教政治，再改行到烟草公司做老总，同样没想到的是，这位老总也写起书来，而且一发不收：《人生八大关键词》、《人生五大准则》相继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以为写书那是张德明们的事，这些老总写书真没想到。听说培光世博会期间在上海租了一个月房子，挎个相机专门采访，想必又会有大作问世。期待吧。

今天收到逸芬的邮件，征集回忆录。心动了，抛开手头工作，一蹴而就。

以上写于 2010年 12月 21日 。文章到此收笔，是一颗囫囵的枣子，自我感觉良好。于是立马发给逸芬。昨天海亮教育集团开干部培训会议，我讲了15分钟换回2000大元奖金——于是想到陈老师培养了我过硬的演讲才能——大恩不言谢，改天请陈老师喝酒！只是文章写完以后，总觉得遗憾，别人可以不写，陈老师是不能不写的。于是决定补写。

我妈妈到攒宫来看我，正巧碰见陈老师，我向陈老师介绍：“这是我母亲。”陈老师马上掏出菜票，让我到教师食堂招待妈妈。一件小事可以让人感动一辈子。

注音学普通话的事前面说过了，我懂得了任何教育理念的实现都必须通过训练活动，我现在对老师们说：“整部教育学就两个字——活动。”

陈老师教《阿Q正传》讲了16节课，教会我怎么走进语言王国。记忆犹深的是，阿Q在小尼姑的头上摸了两下，“十分得意地笑了”，坐在酒店里的人“九分得意地笑了”，肃容可敬的陈老师发问：“为什么差一分？”凝滞片刻，课堂哗然。原来小说可以这样读的。

陈老师让我们写教材分析，选了两篇课文由我们自选一篇，那是人教社新版的语文课本，还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我选的一篇是毛主席的文章，记不起题目了，日复一日，反反复复看这篇文章，到了自然会背的地步，某一刻在寝室的走廊上，忽然悟得了文章后半部分隐含的一个演绎论证，成了我的亮点。陈老师推荐了四位同学的文章，由张德明牵头写成规范的教参，刊登在师专的教学参考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大作，德明还分给我2元稿费。

毕业论文是陈老师对我们班的特殊要求，披星戴月，我写了洋洋大观的《论中学语文教学的科学化》，陈老师对我说：“走上教学岗位前，对语文教学作系统的思考，是难能可贵的。”今年7月，陈老师应邀参加部分同学聚会，撑着雨伞观五泄，我对陈老师说：“这些年我涉猎西方分析哲学，所谓语言学转向，就是回归语言分析。三十年前，您就教会我们这个本事了。”陈老师很兴奋，比划着讲开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个战士想要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的那段话，一如以前课堂上的风采，只是言谈间露出的平整的牙齿不如当年前凸的门牙来得精神。

我曾经闯荡江湖走遍天下，是一只断线的风筝，离巢的鸟儿。只有回归到语言的家园才是我生命栖息的最佳居所。原来陈老师早就给我安排好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