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

五十年前，由于众新周知的原因，我高中毕业，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一时间理想破灭了，怏怏不乐，无奈何地回到家乡，参加“战天斗地”的劳动锻炼，一幌竟过了十一年。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曾经心灰意冷，认为这辈子根本不可能进大学门的我，却做梦似的盼来了“老三届”可以考大学的政策——高考恢复了！整整盼了十一年啊！真是久旱逢甘霖，我高兴极了。我心中感谢邓小平同志！

回乡后，心中虽不指望上大学，但我从没放弃过学习。我有一个非常勤劳、深明大义的母亲，她非常支持我读书，在临窗之处为我摆下书桌，并对我说“开卷有益”，只要我看书、写字，从不来叫我做家务，这样我在劳动之余，翻看家中藏书四大名著、福尔摩斯探案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文学史及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日、红岩等我深深喜爱的小说。

知道恢复高考了，高兴之余我又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我已有二个儿子，大儿子四虚岁，小儿子二虚岁，丈夫是退伍军人，在村里担任大队会计，正在我担忧之时，母亲及时对我说“机会难得，孩子由我们分担，大的让奶奶带，小的放我们这里。于是我爸妈家和婆婆家共同分担起二个孩子的日常生活。丈夫给我代课，让我们专心复学一个星期，并辅导弟妹和大弟媳的妹妹学习，是年一同赴考，五人中三人第一年就考上了，弟媳妹妹考上了浙江农大，我和妹妹进了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在乡间一时传为美谈。

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 （报名是 五月三日 、四日二天）我终于与妹妹周放鸣一起跨进了我梦想的殿堂（当时有三对兄弟姐妹，裘宇飞兄弟，徐江妹兄妹）——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绍兴文理学院的前身）一所校园十分简陋的大学。虽然简陋，我却从没嫌弃她，而是那么的喜欢她，哪里虽没有高楼大厦，却背靠郁郁葱葱的青山——宋六陵，面对绿油油的茶园——东方红茶场。在我心中就是世外桃源，她是我失而复得的求学圣地，我岂能不爱。

记得第一堂课，我们敬爱的班主 任章功远 老师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18岁时，整整差了十四岁，我想三十二岁的就是我了，那位小同学比我的小弟弟还要小一岁。

饱尝过失学之苦的我们，那时是多么认真，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真比得上如饥似渴，连走路散步有的同学都手不释卷，学校为数不多的几场电影，有些同学 都需 老师连喊带赶才依依不舍离开教室去电影场。

我们的老师是憋足了劲来教我们的，象我们的班主任数学分析老师章功远，据说是“上知天文地理，下知芝麻绿豆”。 章 老师讲课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平时笑口常开，对学生关心爱护；谬 明 老师的几何课，当一道难题证好时，他总用带着浓重福建口音说“嘿（咯）末”，    在满堂笑声中结尾，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谬老师的记性更是了得，有一次我们去问他一道平常的几何题，他马上拿出一本书说，这道题在第几页第几道，自己看。一翻果然丝毫不差，令人叫绝，谬老师是我第二次进攒 宫的 老师，一次是73年，那时还是中师，我去那里培训。谬老师与 翁胜兰 老师参加了我们的招生，事 后翁 老师告诉我，谬老师一看你的档案马上说，这是我以前的学生，当即拿起。高等数学的 董柏年 老师讲课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使我们听课毫不枯燥乏味，记得每次期末考前， 董 老师总会把不同基础的同学（比如我是老三届，有的是文革中的初中毕业生，有的则是复课同革命时期的高中生）叫到他的宿舍，把一份试卷让我们做来摸底，使得他正式出卷心中有数，真是用心良苦，我们很感动。 朱学良 老师数学课严谨，一丝不苟；物理 金烈候 老师把课上得轻松自如，至今难忘； 马绍章 老师的教育学注重理论实际相结合；政治经济学老 师汪彩珠 老师对我们女同学十分关心；光学 董 老师、青年数学老 师陈金海 老师、 朱建 老师……恕我不一而足，师生友情一辈子忘不了。

我们学校领导都十分随和，从无居高临下的姿态，象任书记，顾校长，钱校长，特别是狄云来书记更让我记忆犹新。他是引导我入党的老革命。狄书记平易近人有一个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是清晨起床，狄书记常常来寝室督促大家早起，只要一句“狄书记来了”，大家就会不由自主从床上蹦起来。可见那时我们的师生关系得多么和谐，令人心动。在平时他对我这个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十分照顾，常把校车进城这个消息透露给我，让我搭车回家看望儿子。有一次几位女同学也想趁机进城，他不许，其中一位女同学“愤愤不平”地说：“周大姐为什么可以？”狄书记笑着问：“你有儿子吗？”那女同学说：“没有”，只得作罢。

说起“周大姐”的来历，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时进校报到，在寝室里，大家都还不熟悉，点头招呼后，临近窗口的一位女同学她一手拿茶杯，一边喝水一边说：“这个寝室我年龄最大，”我一看她的模样，笑了笑问：“你几岁？”她说“二十三，最大吧？”我说“把你的数倒过来！”她吃惊：“三十二”，我说“不错”，她马上说：“那你是大姐，我们叫你大姐，”这就是裘洁，第二天我们成了同桌，形影不离，无话不谈。于是从此“周大姐”就一直叫到毕业。有趣的是， 连马业承 老师、 翁胜兰 老师、 朱建 老师都叫我“周大姐”，令我不好意思，但又觉得很情切，事实上他们的年龄或相仿或确实是我大。

记得同窗二年零三个月我与同学们结下了终身难忘的兄弟姐妹之谊，师专三年，我担任班级的生活委员，每月都要到各寝室发饭票、菜票。每当我一出现在同学们的寝室门口，大家都会欢呼“哦，周大姐来了，送钱来了！”此情此景犹在眼前，平时我也会关心一些小同学，比如有一次冬天我在井边洗被，一位同学也在洗，我看他缩手缩脚的样子，问他会洗吗？他则问：“周大姐，被子是洗里面还是外面？”我说：“你站过一边吧”，这样我知道这些小同学真的不会洗和缝，于是我会帮他们洗被、翻被。

管是举手之劳，尽一点大姐之职，可是直到如今相聚，他们还会提起当年这些小事表达感激之情，又如每次放假，在诸暨城关转车，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车少饮食店也少，口袋里钱少，因此中餐常常在同学钱军家解决，他爸妈十分热情好客，如自家亲戚一样，每次放假我力气小，被铺总是要劳动力一样的祝如均同学帮我捆扎，毕业时候纪辉同学还自己帮我刻了一枚印章（篆体）一直用到如今……

毕业了，我们数一、数二班的女同学都送给我照片，记得我在浬浦中学工作时把这些照片排放在玻璃板下，几位学校的年轻男教师看见说：“ 周 老师，这些人是谁啊？”我说：“我的同学呗”，他们说：“怎么你的同学都这么漂亮呀？”我说：“那是，她们都是绍兴各县的佼佼者”。

我魂牵梦绕的母校，至今还时时浮现在眼前，每天夜晚，同学们约伴绕宋六陵茶场小路散步，一路欢声笑语，互相打趣，那是一天中最悠闲舒适的时光了，每次返回都会看到笑语盈盈……这一切，好像刚刚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