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心动“宋六陵”——试评“宋六陵”的校园文化 许学刚

绍兴文理学院办学历程艰难曲折。它的前身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在宋六陵有过一段使人魂牵梦萦的岁月。

一、　“宋六陵情结”和“宋六陵现象”

位于绍兴城南18公里的山区宋六陵埋葬着南宋9个皇帝中的6个，是江南唯一一座皇家陵园。在这处神秘的地方，埋藏着多少南宋王朝的历史信息？有多少值得发掘的旅游商机？又蕴含多少文化内涵？很多人为之心仪。最近据报载，我省将启动对宋六陵的遥感考古，这一文化工程一旦实施，宋六陵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对于宋六陵这一名字特别敏感的要数在这里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绍兴文理学院前身绍兴师专的师生们。宋六陵是绍兴师专办学初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高考，这里曾集聚过一批莘莘学子。作为绍兴第一所高校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78级、79级、80级1029名学生、约800人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艰难、困苦却又充实、舒畅的1000个日日夜夜。20多年以后，他们中有的成了知名学者，有的担任了重要职务，有的成了大企业家，更多的人则成为深受绍兴人民欢迎的校长和名师。

在这些校友中，许多人钟情于宋六陵。有人曾经潜心研究、大力推动发掘和重建宋六陵。例如，已经成为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中文80届毕业生褚良才，在认真考察、研究的基础上，10多年前就在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台、浙江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呼吁重建宋六陵。时任绍兴县委书记的中文81届毕业生陈敏尔在成功开发柯岩风景区的同时，即组织专家论证、制订宋六陵皇陵景区的规划蓝图，“大手笔”准备出手，适逢辖区调整而作罢。接过接力棒的越城区委书记、中文80届毕业生王加兴，继而策划吸引外资，欲以恢复江南皇陵区带动绍兴旅游产业，他十余次邀请宋城集团老总等一批有意开发文化产业者，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发这块神秘的土地。由于干部升迁变化，宋六陵工程的启动总是一波三折。然而，凭着对宋六陵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加上宋六陵与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难以令人释怀，许多校友一直在关注宋六陵，推进宋六陵皇陵区的研究和开发。

是的，不管地位和生活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批“80年代的新一代”经常在牵挂这块曾经作为校园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校园人。每逢5年、10年毕业纪念日，校友会从四面八方汇合到母校，而组织者们总要安排一次“怀旧之旅”。面对着人去楼空、草荒路废的景象，同学们虽然会无比伤感和惋惜，但仍会有一种追梦和圆梦的心理满足。有的同学甚至把刚刚考入大学的子女拉到宋六陵师专旧址，讲述父母们过去的故事。校友凡车过校区，常常放慢车速，深情地凝望师专依稀尚存的墙园，有的甚至折向校园旧址，寻访当年的足迹。当然，更有师专老教师和昔日学生、今日老师的宋六陵“见证人”，总要把跨入校门的新同事鼓动到宋六陵，有的甚至动用自己支部书记或班主任的小小权力，以举行组织生活或传统教育为名，把师生们拉到那里接受“再教育”。面对茫然不知所云的局外人，他们津津乐道当年的校园生活。看到后人似懂非懂甚至不屑一顾的神情，虽然会有种种难以名状的伤春惜春之情感波动，但是，那些当事人还是会很理性地安慰自己，毕竟兴衰盛败是一种历史必然，符合自然的辩证法，没有昔日宋六陵校园之衰落，也就没有今日绍兴文理学院校园之兴盛。

我们可以把对宋六陵校园这份特殊的情感，称之为“宋六陵情结”。

宋六陵确实有既使人难以释怀，又使人颇多匪解的魅力。

宋六陵孕育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绍兴的一代青年学子，可以说他们已经是今日社会之栋梁。且看笔者掌握的以下一些不完全信息：　浙江省55位省委委员，有5位是宋六陵师范、师专的毕业生，其中省委、省政府副省级领导4人；师专80届、81届、82届共799名毕业生，其中有15位校友现任厅、市级及以上领导，有四十余人担任了县处级领导；有二十余人成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绍兴文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省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院所的教授和学者；政史81届47名毕业生在3年内即有10人考上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在绍兴市初高中现任校长书记中，宋六陵时期的毕业生占了近50%……

平心而论，在冷僻的山区、逼仄的校园内办高校简直不可思议。但恰恰就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办学条件和多出人才似乎很不对应，这应该说是特定时间、特定环境的特别现象，我们是否可以把它概括为“宋六陵现象”？

二、　宋六陵环境和“宋六陵文化”

宋六陵这块土地确实十分贫瘠。宋六陵校园最显著的标志物，或者说校园有点历史文化的东西，莫过于其中两处松林，合抱的大树参天耸立，挺拔、遒劲而刚毅。然而，古松已经不堪历史的沧桑，声声松涛中时有断枝落叶。偶尔发现的宋代片砖碎瓦也只能使人徒生感慨而已。

这个校园已经难以承受一所新办高校的张力。校园围墙内有72亩黄土地，1.2万平方米的建筑物，校园入口处一条宽不足6米、长不到百米的坎坷沙石路是校园的主干道，校园是那样的一览无余：　右侧一堵高墙，高墙内7排矮平房中的1排作为图书馆，1排是实验室，另5排就是学生宿舍，这是由劳改农场宿舍改造的；左侧学生食堂和礼堂，据说是中师半耕半读试点时，师生自己动手建造的，那礼堂颇有点延安抗大的风格。唯一一幢三层教学楼和两排青砖平房是主要教学设施。路两侧一排玻璃报窗、两块水泥黑板，就是校园主要的文化设施了。学校图书资料不足8万册，仪器设备更是十分简陋和短缺。

这与想象中的大学反差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刚刚进入校门的同学们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无奈。

校园环境闭塞，办学条件简陋，然而这里的校园生活并不贫乏。

在宋六陵松涛声声之中，师生们天天都在读历史，南宋皇朝丧国之痛不时启迪着人们：　纸醉金迷容易丧志，丧志即丧国，留下的只是历史的耻辱。而今，我们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人们在庆幸之余也在读历史，读史以励志，“文化大革命”浩劫以后百废待兴，在呼唤着价值的重构、文化的重建，校园人时时在感受“绍祚中兴”的历史责任。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有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在发育和发酵。

校园人是勤奋的。许多人是从泥泞的田埂里爬起来，作为从排了10年长队的浩浩荡荡的应试队伍里拥挤出来的百里挑一的幸运儿，这批学生，都有对文化的饥渴，他们特别地勤奋和自觉；而在10年长夜中历经劫难的老师们，似逢重生，他们拾回了人生的价值，于是，格外地敬业。饥渴而需要尽情吸吮，哺育需要源源乳汁，学生旺盛的求知欲促使老师们不敢丝毫懈怠，老师们治学格外严谨。勤奋成了当时教风学风的共同特征，成了宋六陵校风的明显标志。

校园人是和谐的。主持学校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狄云来系军旅出身，校级班子中几乎没有一个有高校工作的经历。狄书记等人“治校”大致只抓了三件事：　一是“迁校址”，坐一辆旧吉普几十次跑地委、跑县委，千方百计要把学校从山区迁回到市区；二是“和稀泥”，调和人际关系，包括解决学校前身地区师范“文化大革命”后遗症，消除“左”的干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教师后顾之忧；三是“下寝室”，经常到学生寝室查房，嘻嘻哈哈地将与学生的距离拉得很近。学校管理可谓“无为而治”，很少有八股式的会议，也很少有居高临下的官本位意识，这种较少干涉教学的“不治而治”，却给老师们提供了比较多的学术自由的空间。这在拨乱反正的当时，对于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一种精神解放。

校园生活虽苦，但人们的心情多是舒畅的。记得1979年上半年，同学们对包餐制的伙食不满，以中文77级为主的一些同学发动罢餐以抵制，火势越烧越旺，学校领导出面对话，顺应民意，改变了就餐方式，事态很快得以平息，也不搞“秋后算账”。师生之间也是平等以待，真正做到教学相长，老师对学生的发问甚至发难并不介意，多是谦笑以对、共同探讨问题，不会不懂装懂、装腔作势。由于校园小，图书馆借书、食堂就餐常常要排队，看电影、看电视又经常济济一堂，同学之间不分系科都比较熟悉，相互之间自然亲密。校园里“老三届”和应届生年龄差距很大，兄长弟幼，三年同窗共读，感情很深。“老三届”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和摩擦，但他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各自都能节制。宋六陵如同“大家庭”，关系融洽，校园和谐。

校园人是活跃的。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宋六陵，人们的思想显得很活跃。政史系的师生十分关注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马兆掌老师要求学生啃读马列原著。此一举措，使学生受益匪浅，学生日后对之十分感激。马老师引用马列原著对教育方针的全新见解，在全国高教界引发了讨论，同学们感到不能妄自菲薄，在埋头读书的同时，纷纷运用新的视角开始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探求和反思，以至数年以后其中不少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果。中文系学生特点明显：　77级学生受陈祖楠等老师影响，专业思想牢固，侧重于语文教学的研究；78级学生偏重于创作，他们自编刊物《百草园》，并与外校交流，有学生开始在《萌芽》、《东海》、《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后来果然有人成名成家。中文系师资相对较强，特别是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不少学术创新的观点和考证发现，在全国鲁迅研究界有一定的地位。他们先后邀请戈宝权、唐弢、赵景深、孙席珍、黄源等著名教授来宋六陵讲学，学生眼界大开，促使许多人更加努力做学问，有的还与王力、吕叔湘等语文大师探讨学术问题。中文系不少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很高，以至当时不少青年教师都只能望其项背。

校园人是充实的。那时的校园文化生活并不枯燥，在宋六陵两棵大树间拉一块银幕成为露天剧场，每周都会放一场电影，附近宋六陵茶场也不定期放映电影。“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被禁锢的作品先后开禁，一些“伤痕”电影作品如《庐山恋》、《天云山传奇》等也不断送到宋六陵。学生会有一台波兰产29英寸电视机，每日播放央视新闻，周日则不限时间，大礼堂常常人头攒动。播放审判“四人帮”实况时，观众情绪更是异常地热烈。团委、学生会也经常组织学生文艺活动，如中文78级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学生会乐队的器乐合奏以及中文79级的“拍球舞”等等，常常成为今天同学们相聚时所谈论的话题。校园内群众体育活动也很活跃，1980年，学校首次参加省大运会就取得专科组第一的骄人成绩，获奖牌55枚，79级体育黄明霞夺得女子100米冠军，李国平破省铅球记录，校园里为之欢欣鼓舞，集体荣誉感大增。宋六陵晨读，青龙山晚浴；黑板报论战，学生会竞选；文学沙龙，书画影展；登山野餐，上城购书；农场播种，茶园采摘；争吃抢夺家乡土特产的嬉闹和熄灯后无所顾忌的寝室夜话……构成了校园生活的多棱和多元，也成了校园人的美好记忆。

在活跃的校园生活的另一面，“宁静致远”者大有人在。他们不满现状、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希望重新体验理想中的大学生活。于是，潜心钻研业务，埋头攻读外语，不事张扬地争取考研。后来成为重点大学、研究机构知名教授和学者的俞可平、褚良才、吴先宁、寿勤泽、张德明、郭润涛、徐秀丽等就是其中代表。前不久，学术界为人才的“出身”问题在网上引发争论，一方认为人才的第一学历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门望族”不可，另一方则以我国第一位政治学博士、现任国内外10多所名牌大学首席专家、第一学历绍兴师专的俞可平为佐证：　天道酬勤！而这些知名学者和身居高位的领导们，也并不因为出身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而在场面上脸红，相反，他们往往充满深情地表示：　我是绍兴师专宋六陵校园毕业的！对宋六陵校园的这种高度认同，是一种恋校情结，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三、　“宋六陵文化”和“宋六陵精神”

在宋六陵贫瘠的山区办大学，办学条件很不尽如人意，当时也几乎没有教授职称的名师，但是经过这一特定环境的熏陶，以后却不断涌现名人、学者和教育界、企业界的佼佼者；从宋六陵走过来的绍兴师专也很快成了师范专科学校中的名校，由师专等为基础组建的绍兴文理学院，更是如日中天、蒸蒸日上。这并不是因为它曾经占据皇陵龙脉的风水之利，而是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素和精神因素。

联想到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当时这些名校内迁山区，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却造就了一批著名学者，除师资中有一批大师以外，人们普遍认为关键的因素是文化的作用和大学精神的力量。宋六陵绍兴师专虽然不可与那些名校同日而语，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前述所谓宋六陵现象，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它特定的校园文化特征。

何谓文化？有学者认为，“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宋六陵校园人不苟且、不安于现状，所以有品位；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教学相长，同学互助，所以有道德；人们尊重自然，热爱校园又自己动手建设校园，他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文化在于价值和秩序”，对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是谓有文化。校园人咬定青山，矢志不渝：　以自己的奋斗去改变社会、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说宋六陵校园确实有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贫瘠，它不单调，它是厚重的。

校园人表现出来的校风和学风的特征是“慎独”和勤奋。“慎独”作为师范学校传统，也是这里老教师数十年政治环境所折腾、磨炼出来的率先垂范的一种人格追求，师生们对工作和学习的高度自觉是这种“校格”的外在表现。在宋六陵，全校上下形成的一致目标是“出山”。信息闭塞、条件艰苦，学校要搬出山区迁回绍兴市区。师生们对这个目标高度认同，由此显得特别的同心同德。绍兴人所谓“出山”还有另一层含义，“出山”系“出人头地”之谓，解脱困厄之谓，这些高考幸运儿，不仅要求改变现实环境，而且还要改变自身地位，因此也显得格外勤奋。穷则思变、困则图进，把这一特定进取目标与科教兴国的背景相结合，这就是勤奋的原动力。

北京大学等许多名校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任何时候不要仅仅只看到物质的作用、金钱的作用、条件的改善，同样要重视文化的作用，文化创新的作用。宋六陵办学的宝贵实践同样给我们很多启迪。如果我们把宋六陵校园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来考察，联系到这个学校前身80多年办学的艰苦奋斗之历程，结合校园文化、中越文化、绍兴人文精神所折射出来的某种基因，再进行综合提炼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宋六陵的校园精神就是“发愤图强”。

这种“发愤图强”的校园精神，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为实现理想目标而执著地追求，满怀信心地坚持、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的理想精神。把历史使命感和个人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爱国、爱校、报效人民的思想意识和勤奋学习、敬业奉献结合起来，由此体现了80年代新一代的良好精神风貌。

二是为探求知识而穷根寻底、孜孜不倦的求真务实精神。把科学的理性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结合起来，既注重实证、严谨的治学精神，更关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注意平等、兼容、自主、自律，注重修德以求真知，慎独而成事功，由此形成了校园人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是为改变现状而发愤，为完成超越而苦读的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把“十年生聚教训”演绎为“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韧性精神，以宋六陵南宋皇朝积贫积弱的衰亡历史作为借鉴，安于“清贫”而不满清贫，承认人后而不甘人后，这种励志图强的精神成了宋六陵校园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种校园精神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人们在几十年以后仍念念不忘宋六陵，其中缘由可能正在于此。这也是众多校友关注和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积极推动筹建绍兴大学的主要原因。这种校园精神还在不断地发育和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正在赋予其新的内涵，绍兴文理学院抓住机遇、实现兴校强校的实践证明“发愤图强”的精神正在传承和发展。

从“宋六陵”到“风则江”，学校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如何传承 “宋六陵精神”、融入新的办学理念、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凝练学校独有的风格、气质和传统、培育具有社会品格和现代特色的大学精神，还需要长期积淀，需要几代人孜孜不倦地努力。这是校园人所努力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