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话当年——回忆我在绍兴地区师范学校的一段生活 何信恩

绍兴文理学院领导许学刚先生数次来电，嘱我写点文章，回忆在绍兴地区师范求学的这段日子。正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奉命赶写长篇回忆性散文：　《在歌声和风雨中成长》。此文并未提及在绍师的这段生活，因为在我看来，这仅是我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一段非常时期的插曲而已，在成千上万卓有成就的毕业生中，自己只不过属于另类学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许兄殷殷期许，限期交卷，只好勉为其难。光阴荏苒，匆匆36年过去，物换星移，人事皆非。一些当事人已成故人。人去史亡，许多亲身经历若不及时披露，将永远不为后人所知，故不揣浅陋，匆忙写就如下片断，不当之处，敬请熟知内情的师友指正。

一、　艰难入学

1974年10月，正在绍兴某山村劳动的我，接到了绍兴地区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连续5年的知青生涯就此结束。但通知并未告知入学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只好在寂寞和焦急中耐心地等待。谁知一等就是两个月，在信息闭塞、没有任何现代通信工具的山村，无法与校方联系，不知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因为前面已经有过一次被人“调包”的经历，心中未免疑虑重重。后经多方打听，方知预定的办学地点原绍兴大通学堂被有关学校占用不肯交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地方主管部门缺乏行政协调的能力与权威，只好让150多位学员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苦苦等待。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方面依然是政治挂帅，大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另一方面也开始想要拨乱反正，为此成立了各种主抓实际工作的办事机构，在1973年夏，国务院成立了以李琦（1918～2001年）为负责人的科教组，主管全国的科教工作。凡与教育有关的活动，多由李琦出面，在报上频频亮相。情急无奈之中的我，突发奇想，给李琦写了封信，诉说目前所遇到的窘况。心想万一上头责怪下来，大不了不进师范读书。事后才知道，抱有类似想法、通过各种渠道给领导写信的冒失鬼还不止我一个，由于呼声强烈，惊动了中央高层，中央作出明确批示，要求迅速开学。难怪开学典礼上，教育点负责人说的第一句话竟是：　要感谢学员同志的努力，由于你们的“上告”，终于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1974年12月下旬，非常时期的绍兴地区师范76届中文科绍兴教育点3个班、共150多名来自全地区5个县的学员，终于在当年光复会的大本营绍兴大通学堂集合开学。本人被分在第三班，即76（3）班，自此开始将近2年的学员生涯。

二、　艰苦办学

几经周折，终于开学了。但却面临着一系列实际困难：　首先是缺乏基本的教学设备。于是一切因陋就简，教室不够，将食堂（餐厅）移作教室，师生们在炒菜声和自来水声中开始上课，用现在的眼光看，也算是多功能厅的原始状态罢；没有课桌椅，用中学换下来的旧桌椅凑合着用；寝室不够，几十个成年人挤在一间，身材高大如我辈者，晚上睡觉连腿都伸不直。其次是师资不合格，教师大都从中学调来，缺乏师范教育的经验，有的还不是学中文的。好在学员对教师的要求并不高，教材也是临时移用的，有较大的灵活性与随意性。引用当时一位历史老师的话说，在课时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要把教材内容统统讲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斩头去尾取中间，讲教员认为是最主要的内容。再次是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之间无论在年龄、学历、经历还是实际水平上都有很大的差异，给授课者带来很大的困惑。像笔者这样在入学以前就在中学当过代课教师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算是凤毛麟角了，有时也可以上场“客串”，给同窗讲几节课，倒也颇受欢迎。师生互学，教学相长，也算是当时条件下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开门办学是当时普遍推行的“时尚”方式，入学不久，即去有“江南大寨”之称的上旺大队办学，一面实习，一面参与编写乡土教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所谓的乡土教材，大都是忆苦思甜的内容，记得自己曾执笔写过“大樟树下话今昔”之类的教材，得到上旺学校老师的首肯。

半年后，大通学堂的三个班级由城里迁往攒宫，校园环境由近代辛亥革命的基地一下回到帝王陵寝所在的宋六陵，办学条件有所改善，有了一排排较为整齐的教室和像点样子的图书馆。可惜好景不长，教室板凳的屁股还没坐热，三个文科班的学生就统统奉命参加中共绍兴地委工作队，到绍兴县农村从事路线教育了。在陶堰工作组期间，白天劳动，晚上开会，一人负责一个生产队，除了派工，什么活都干。好在大家都来自农村，这些工作都难不倒我们。两年师范学习期间，生产劳动始终是门主课。在攒宫期间，学校有专门的农田，有专用的农具，几乎每周都有劳动课，老师们还有专门的劳动服，包括蓑衣笠帽之类，除了架在鼻子上的那副眼镜以外，几乎与老农没有什么差别。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亦是家常便饭。住宿条件比起城里来虽有所改善，但仍是八九个人挤一间，外出实习期间常常睡地铺。记得1975年我作为先遣人员去诸暨牌头打前站，在安顿完带队老师和其他同学的住宿以后，自己随便找一个角落，在阴暗潮湿的泥地上铺上一束稻草，摊开随身携带的铺盖，倒头就睡下了。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20多年后，当我首次出国考察，住在外国五星级的摩天大楼，与外商进行商务谈判时，常常想起当年在绍师读书时睡稻草地铺的那一幕。

由于物质的匮乏和交通的不便，攒宫上学期间的伙食供应很差，以致于食堂小黑板公布的菜单上，“萝卜烧肉”常常被调皮的同学改成“萝卜少肉”。还有同学戏称进师范读的是：　冬瓜系，海带专业。印象最深的是在陶堰公社搞路线教育，社员们喝的是半饥半饱的萝卜粥，工作组自己搭灶开伙，由队员轮流做伙头将军，每周派一同志到陶堰镇上割一点点的肉回来，算是改善伙食，有时干脆拎一只猪头回来，烧成一大锅肉汤，让大伙解解馋。

天气已经很冷了，有的学员还打着赤脚，并且把裤脚卷得很高很高。攒宫离城有40华里，有的教师周末返家，竟然长途跋涉，甚至还穿着草鞋。

课余少有的娱乐活动，除了打篮球就是看露天电影，都是《反击》、《春苗》之类的政治题材。偶尔有文艺演出，都是自编自演，多数是配合形势需要而演出的应景节目。如在牌头实习时，我就写过长篇诗朗诵《七一颂歌》。

尽管办学条件是如此艰苦，但大家在思想上“斗私批修”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即使有人随便倒掉剩菜剩饭，也会遭到大家的批评。记得我曾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叫《防微杜渐，贵在坚持》，讲的是如何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竟大受表扬，不但登在教育点的小报上，还被校本部转载在黑板报上，要大家对照自己的言行，好好思考。

三、 刻苦自学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76届学员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有少数学员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进入师范以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先是“批孔”，后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间又穿插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真正坐在教室里认真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在多数情况下主要靠自学，靠自己学。由于培训方向明确，今后出去后多数人要到中学（主要是乡中学）教书，自感储存的知识太少，不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的压力，加上都是成人，不少人在入学前已是中共党员，有的还在部队带过兵，在农村基层当过干部，都有一定的自制能力，所以课余自学的风气还是比较浓的，不论是在教室、寝室还是校园、野外，都可以看到读书的身影。就个人而言，尽管社会工作很多（包括繁琐的生活管理乃至发放津贴之类），但还是利用各种时间与机会，看了不少书，写了不少文章。这中间，受教师的熏陶、启发与影响确实不小。绍兴师范最早的源头是鲁迅任校长的山会师范学堂。中文科的老师中，有好几位都是侧重于研究鲁迅的，如陈祖楠、谢德铣、王德林、沈欣等，鲁迅研究也因而成为绍兴师范的强项和对外交往的名片。陈、谢、王、沈四位老师对笔者多有帮助与指导。其中，陈、王两位是任课老师（绍兴教育点时期的马星初先生对鲁迅也很有研究），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陈先生在课堂上讲授《三月的租界》、《文学与出汗》、《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杂文的情景。谢师则多在业余时间给予帮助与指点，由于谢师的引荐，使我结识了不少鲁迅的朋友与学生，如住在绍兴的董秋芳先生、宋崇厚先生等。董先生（冬芬）退休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中学时代念念不忘的恩师，宋先生则是豫才先生在绍兴府中学堂时代的学生。我的鲁迅研究就从寻访鲁迅在绍兴的足迹起步，渐渐入门。由于谢师的极力推荐，我在学生时代的第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鲁迅在浙江的教育实践》在一家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屈指算来，距今已有33个年头了。迄今为止，在我已发表的文章与编著中，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与鲁迅有关的内容都是第一位的。七部专著中，就有两部与鲁迅有关。至今，我已成为绍兴鲁研会的副会长，而真正了解鲁迅、研究鲁迅正是从绍兴师范起步的。

当时，绍兴师范办有铅印的《教学参考资料》，不定期出刊。当时，国内公开出版的资料性刊物甚少，可供初学者发表作品的园地更少，但颇有纪念意义的是：　我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处女作《爸爸有个怪脾气》就发表在《教学参考资料》上。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提倡以个人名义发表作品，为此，各单位都成立了写作小组，许多由个人执笔的重要文章，都以写作小组的名义发表。不知怎样一来，我也成了学校写作组的成员。1976年，为纪念鲁迅诞辰95周年、逝世40周年，专门以学校写作组的名义，撰写了题为《学习鲁迅为教育革命奋斗的精神》的长文，发表在当年第九期的《浙江教育》上，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本人。

此外，学校还推荐我和沈欣老师一起参加由《浙江日报》总编辑在绍兴主持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内容也与鲁迅有关。次日，《浙江日报》以很大的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的发言。即使在76届学员全部毕业，绝大多数同学都离校返回原地的情况下，学校仍指名让我留下，与陈祖楠老师等一起参与编写《读点鲁迅》一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师范是培养我成为鲁研专门人才的摇篮。

四、　师生情深

76届学员主要来自三部分人：　一是历届初高中毕业的返乡知识青年；二是从城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三是农村的复退军人。尽管学员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但从领导到教职员工都没有任何歧视学员的现象。攒宫本部的教员大体上比较整齐，骨干教师中多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本科毕业生，业务功底比较扎实，教育态度认真，与学员的关系相当融洽。老绍师教师中有“三谢”，均系资深教师，即谢津津（女）、谢仲初、谢德铣。谢津津多才多艺，凡有重要的文艺演出， 多请她担任艺术指导与舞台监督一类的角色；谢仲初老成持重，为人朴实，教过我们教育学课，我曾多次被他点名站起来回答问题，可惜英年早逝；谢德铣是我在鲁迅研究上的两位引路人之一（另一位是我的邻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马蹄疾先生）。谢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们的课，但与我的接触与交往最多。他平时沉默寡言，但每逢开会发言，总是侃侃而述，多有真知灼见。他也是少数几位邀请我到府上长谈的老师之一。2002年1月3日，67岁的谢德铣先生积劳成疾，病逝于杭州。我闻讯以后，专门赶往杭州殡仪馆吊唁，回绍后的当晚即写就《往事历历忆谢师》一文，发表于《绍兴文史资料》第16辑，后来又被《绍兴鲁迅研究》转载。

教员中与我接触较多的还有负责教务的钱茂竹老师。前文提到的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一文，就是钱老师向《浙江教育》推荐的。1976年我毕业离校后，《浙江日报》急需记者、编辑，钱老师又极力推荐我去《浙江日报》工作，为此，报社方面专门派出一位副总编辑从杭州赶到我已报到工作的一所农村中学指名调我。虽然由于校方坚持不放人，此事没有成功，但我从内心深处一直是很感激他的。后来，我到市政协工作以后，特别是主持文史委工作以后，与钱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师生一起合编过两部书：　《绍兴茶文化》与《绍兴石文化》，钱师还为我的《绍兴文史漫笔》一书写了热情洋溢的“跋”，对我多有鼓励与表扬。他和邹志方老师一起，长期担任政协文史委的委员与特聘委员，经常与我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性的社会活动。改革开放以来，邹、钱两位都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每有新著问世，总不忘送我一本签名本。

曾经担任学校教务长的朱顺佐先生对我也很器重，多次在领导面前称赞过我的“才干”。我和他一起主编过《绍兴名人辞典》，平时每次来机关，总要来我处坐坐，彼此之间的交往长达二三十年。

在所有师范时代的老师中，对我帮助最多、关系最深的自然当推陈祖楠老师了。几十年来，陈师对我在工作、事业乃至家庭上的关怀、指点与帮助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没有陈老师的帮助、支持与推荐，我不会走上地方志与文史工作之路，也不会有今天的社会地位与学术成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每当我被人误解、受人非议之时，陈师总是观点鲜明地为我申辩，使我免受更多的伤害。他也是师辈中极少数几位可以敞开胸怀无话不谈的人之一。双方的关系，早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师恩重于山。

最后还应提到师范时代的两位班主任：　陶永铭与曹葆青。陶先生是我在初中时代的老师，后来又成为绍教点时期的班主任老师，在有限的求学生涯中，能两次成为老师的，唯陶先生一位。他与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也长达数十年，正是由于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才使我开始重视对其祖父、辛亥革命先烈陶成章的研究，并为此写下一些文章。同时参与组织了绍兴的一系列纪陶活动。他也是我加入绍兴民进组织、成为首届市委会成员之一的介绍人。陶先生与我之间这种关系一直延伸到师母杨老师和他的家人，包括后来成为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的永铭先生的长子陶侃先生。

曹葆青先生来自诸暨农村，平时话语不多，他性格直爽，为人朴实。对我多有嘉许，每次见到我，总是笑嘻嘻地夸我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认为我不应该留在中学任教，而应该去新闻媒体单位大显身手！他后来调离绍师，回到老家的一所中学任教。中考阅卷和毕业30周年聚会时彼此相聚过，后来我因有事，未能应约前去诸暨他家拜访，但托同学捎去几本我的“作品”，供他消遣。

前不久，退休多年、年逾古稀的马星初老师来看我，送给我一本他精心编著的照片集，名曰《家珍》，前言中写明：　此书只印数十册，不外传，赠送极小范围内至亲好友。显然，在马师的心目中，早已把我列入至亲好友的范围。师生之间能达到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是颇为不易和令人欣慰的。

尽管在校时间不长，连头带尾不足2年，中间搞路线教育与实习还分散在各处，但同学之间的感情还是颇深的，特别是同一小组、 同一寝室的同学，在学期间朝夕相处，互帮互学。毕业以后长期保持联系，每逢大事，如本人生病、子女结婚等，更是一声招呼，招之即来。在学期间，学校严禁谈恋爱，但仍有好几对同学在工作后情投意合，喜结连理。毕业30周年之日，在新昌的师生聚会更把这种关系推向了高潮。

76届同学中间，毕业后多数到中小学任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教育骨干，评上了高级职称，也有多位担任了校长等领导职务，经过“双推双考”干部选拔等途径，也有人先后走上了领导干部岗位，乃至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据笔者所知，仅县（处）级干部就有七八位。这是连他们本人都未曾想到的。

令我深感欣慰的是：　母校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离校30多年的游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母校升格为大学以后，每逢有重大的学术活动，从不忘发请柬给我，使我多次有机会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成果，通过论文集的形式向曾经哺育我成长的母校汇报。特别感到荣幸的是，人文学院的鲁迅研究室和学院图书馆还先后聘请我担任特约研究员，让我能名正言顺地“常回家看看”。只可惜当年教育过、帮助过我的诸位师长，或驾鹤西去，或远走他乡，留在世上的也已是风烛残年，但他们的言谈笑貌、言传身教将长留在我记忆的荧光屏中。两年师范生活艰苦奋斗的这一段日子，也将时时激励我倍加珍惜晚年优越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竭尽全力，多为社会发光发热。

值此百年校庆之际，回忆旧事，不胜感慨，拉杂书此文字，聊以表达我对母校、师长和众多学友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