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青春岁月——回忆我在绍兴初师的学习生活 钱茂竹

1951年9月，绍兴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师范学校——浙江省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我是该校第一届学生，三年师范生活令我毕生难忘。

一

1951年正值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第二年，为迎接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要开始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加强新师资的培养工作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这一年夏天，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建立15所师范学校，绍兴地区有2所，一所在嵊县，负责新昌、上虞、嵊县地区的师资培养；一所在绍兴，负责诸暨、萧山、绍兴县、绍兴市区的师资培养。绍兴自1909年成立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各种形式的师范学校一直存在，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改称为绍兴简师，地点在南渡桥北侧，今金时代广场处。新中国成立后，简师停办，这里改办绍兴县干部学校，故初师的地址就要另择地方了。几经寻找，选择在南街柳桥下一处旧式的楼房（即今绍兴市第六医院），为其校舍。

当时信息不通畅，师范招生各县进行了几次。我家在诸暨江藻，是当地的姚江区校校长、我的老师石如鑫先生通知我去考试的。我在8月下旬的一天从家乡步行50里到达县城，下午去报名，填好有关表格，第二天参加考试，科目有语文、算术、常识3门。约过了半个月后，通知来了，我被录取了。据我事后所知，诸暨县中考试组织了二次，我考的那一次有近200人参加考试。且除县中外，其他地方也组织过考试，可见报考人数很多，而录取人数较少，诸暨总录取人数约为五六十人。

当时读师范的均为失学青年、工农子弟。因为旧社会里农民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小学分为两级，即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高小毕业在当时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此次招收的考生文化程度是高小毕业。不少人经济困难，读不起初中，失学在家，有的就务农了，有的当了农会干部、民兵队长。我算是年龄最小者之一，仅14岁，最大的已有20多岁。师范招生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伙食由国家包，这是我国办师范的传统做法，当时招生的绍兴初师也是这样，因此不少家境贫困又有志于学习的人就热情地去报名考试，并成了师范第一届学生。

记得我父亲和小叔东借西凑，给我凑足了10多元钱，隔壁的婶婶花了两三天时间，将我母亲的遗物一件棕色毛线衫，改挑成我的毛衣，因我没有棉衣，此毛衣就作过冬用的棉衣。约是9月17日这天，父亲挑着我的行李从家乡出发，走了60多里路到漓渚埠头，又在那里坐3个多小时埠船到了绍兴城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晚上借住在绍兴大街上开店的一位邻居家里，他知道我读师范，鼓励我好好读书。第二天9月18日，父子两人就从大江桥步行到了南街柳桥下的师范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近50岁的老师，和蔼可亲，问讯之后，才知他也是诸暨人，叫寿子野先生。午餐以后，父亲叮嘱了我一番后，就回去了。谁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两个月后，不待我赶回家，父亲就离世了。行文至此，悲从中来，情何以堪？！

报到三天后，200名学生基本到齐，于是在2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典礼是在那幢楼房下一个临时小礼堂进行的，靠墙搭了一个临时的讲台。我记得会上有绍兴专署文教科寿（静涛）科长讲了话，一中校长钱叔亮先生作为兄弟学校代表致了热情洋溢的祝辞，主要是钱希乃校长讲话，第二天9月22日就开始上课了。

三年快乐的师范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二

柳桥下有一条河，桥是一座拱形桥，上坡下坡后，向前有石板路步行20米许，再向东行100米左右，就有10多间北向靠河的民房，这里就是学校厨房、工友的宿舍，较好几间房为教师餐厅、教师宿舍。后来在民宅旁又隔出10多间分别作为男女生的浴室。这里用水方便，周围僻壤荒地，没有污染，河水清澈，可以用来饮水煮饭。

在这厨房的南边有一排旧式楼房，当时称为十间楼下，大约是过去茶厂的一部分，年久失修，不少楼板和柱子已蛀蚀严重，经过修理后，就成了学校的主要校舍。楼上10间，均作男生宿舍，楼下10间，靠东5间改作两个教室（两间打通为一教室），教室之间有一间，一半为会计室，一半为学生活动地。靠西5间，3间打通为临时小礼堂，一间为总务处、事务处，一间为通向楼上的楼梯间。在靠东的5间处，又向南连接了5间，中间为天井，南5间又辟两个教室，中间为过道，过道面墙上为黑板报。天井的西面有两间平房为侧厢，亦为教师宿舍，天井的东面一间为宿舍，一间有向东开的门，门外即为杂荒之地，后来被辟为操场。就在这一天井房子的再南面，有一长方形的水池，而池之东面又有一组房子约七八间，也较精致，成了教师又一处宿舍，我记得教导主任黄明宗先生和夫人金文观老师就住在这里。

在长方形池塘的西南面，当时有一个庵叫云荫庵，这里经过整理辟出了一些房子，成为女生宿舍和音乐教室。庵内有许多菩萨，有的金碧辉煌，有几个尼姑每日仍做功课，同学们与她们相处安好。那里还有一个小水池，池南有学校医务室。学校的大门在10间楼下向西的一边，设了一个传达室，挂了校牌。在楼下临时小礼堂与厨房之间开了一个门，便于师生的菜饭从厨房运入到作为餐厅的小礼堂中，平时很多师生从那边出入更觉方便。

这样的校舍，估计不足1000平方米，显然是不够用的，特别是没有操场。于是开学以后，掀起了一个劳动建校的高潮。劳动光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我们这批学生本来就是从农村来的，将锄草、掘地、挑土、担泥视为分内之事。学校买了不少锄头、铁铲、畚箕、抬扛，每到下午课后，有时是整个下午就去东面的杂荒地上开荒平土建操场。那里杂草丛生，荆蔓遍地，更多的是荒坟野冢，无人料理。在平整土地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掘坟头，我们将石板砖头一堆堆放好，里面有尸骨。一些坟主用瓮、坛将先人遗骨拾去另行安葬，有的无主，只好另择地方深埋，也算是入土为安了。有时掘出了木乃伊，女同学见了，就惊叫一阵，掩鼻快走；男同学胆子大，就将遗骨再放在一处埋于地下。有一些小水塘泥泞不堪，我们将它填好；在草丛中，还有蛇虫出没，有时吓人一跳，但这些都成了在劳动中的乐事。不少人穿汗衫挥锄不止，即使在冬天也汗出如雨。经过几个月劳动，一个很像样的操场出现了。我们每日在操场上做早操，开早会，又有篮球、排球场和田径场可进行运动了。每当晨光熹微之时，跑步声、打球声也就响起了，一群男女青年迎着初升的太阳，开始一天快乐的学习生活。

开了操场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就靠自己的双手建一个大礼堂，地点在云荫庵与10间楼下之间。这一大礼堂全由学生搬运砖头、石板（一部分是开操场时积下的），又用了半年多伙食积下来的钱购买木材等。屋子造好后，打实地面，建了一个较大的台，这样雨天体育课及平时集合就有地方了。有了操场，有了礼堂，不到一年时间学校就比较像样了。

约从1952年初开始，又在10间楼下之东的空地上造起了一排平房，这是当时最好的新房子，共有5个教室和1个办公室。靠西一排3个教室，即为我们第一届一、二、三班教室，东面是教务处办公室和教师办公室，办公室与教室之间有一小间为校长室，钱校长和秘书孙效瑾先生在这里办公。后来在这排平房与10间楼下之间打墙连接，开了一个新校门，校牌就被放在这里了。

三

学校全称是浙江省绍兴初级师范学校，简称浙江绍兴初师，以“绍师”之名行于世。学校隶属浙江省文教厅领导，具体由绍兴专员公署管理。

校长钱希乃（1895—1962），字荣鼎，嵊县通源白雁坑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后又进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深造。1924年后在浙江省立五中附小、省立女中任教，1926年受革命党人宣中华派遣回嵊县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旋保释。1928年后任杭州高级中学教员、省立第五中学校长、杭州师范师范科主任等。1951年调任绍兴初师校长。他撰有《中等教育选科制》、《小学国防教育》等论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个子不高，却很壮实；作报告简要清晰，与师生打成一片。他虽年近六旬，课余时依然会与学生手拉手，排成一圈跳舞。他的舞步已经不灵活了，但与师生其乐融融，我们很乐意邀请他共舞。他衣着朴素、作风深入、热爱劳动，常与师生一起劳动建校。他常说这个校舍是“百年老屋，阴暗潮湿”，一定要改变这一破旧面貌。他教《教育概论》一课，讲原理、讲方法，激起我们的学习兴趣。他是当时绍兴教育界元老辈，据说我们学校里不少教师是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从钱校长起到我们一代是“五世同堂”，这也可说是绍兴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学校教导主任叫黄明宗（1908—1958），这是一位才德高尚的教育家，别名黄伟、黄盛，诸暨浬浦外庄村人。1935年以优异成绩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师范教育，历任杭州师范、温州师范、湘湖师范教导主任，对学校管理、教育科研、学生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夫人金文观是著名教育家、金海观之妹，解放前两人均在湘师任职，1951年调来绍师任教导主任。他的学识、人品深受师生敬重、爱戴。每日在早操后必开早会，早会上必有他的讲话，对一周内、一天内的学校工作、学生表现作出小结。他对不良现象要提出批评，但他是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态度。他有怀表一只，但在课堂上不用表，常常是讲到最后一句，下课铃就响了，讲课艺术达到如此程度，真令人拍案叫绝。1956年绍兴办起了普师，与初师合并，他与钱校长被调入普师分别任教导主任和校长。老师也全部为普师老师。1957年，他任市人大代表，并被任命为绍兴师范学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但任命书未及公布，整风反右开始，他被错划为“右派”，次年2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按政策改正。一代教育精英，正值知天命之年，却难逃凶劫，含冤离世。至今，同学们相会，总要深深怀念这位好老师。

四

师范的学习生活是既紧张又愉快的。当时全国处于新中国成立、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欢乐之中，学校中的气氛也很好。

开学不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盛大节日。国庆节在大校场（今银都花园）举行盛大庆祝会，然后上街游行，我校队伍前面抬着巨幅毛主席、斯大林画像，每个人举一面彩色小标语旗，边呼口号边排队行走。晚上举行提灯大会，在国庆前几天大家就做好了各种类型的灯，主要是五角星类，也有鱼形的、菱形的灯，点上蜡烛，在街上行走，确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常有赴朝慰问团、志愿军英模报告团来绍作报告，这是我们最喜欢听的，地点常在绍中大操场上，全市师生席地而坐，热烈欢迎报告团同志。约在十一二月间，学校掀起了一个参加革命干部学校热潮。同学多是工农子弟，年龄又较大，不少人纷纷报名参干，最后有四五十人被批准参干。送别那天，全校师生排着队，从校门口一直过柳桥到马园弄口，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热泪盈眶，手掌都拍得痛了。我很羡慕这批年龄较大的同学有这一献身报国的机会。因为有许多同学离去，所以原为4个班的首届学生，后来被重编为一、二、三3个班。1952年，全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热潮，全校师生迅速投入这一运动。学校本是旧式楼房，因此打扫刷洗的任务特别繁重。在那几个月中，每当下课后，分班包干把阴暗潮湿的10间楼房一间间洗擦过，连每条屋柱、椽子也爬上去用水洗刷。1952年夏，团市委搞夏令营，在平水江边，其中有一个娱乐节目是“强渡临津江，活捉美国狼”，大家生龙活虎、斗志昂扬，在平水江上游泳、玩乐。

当时全绍兴市有一个学生联合会，学联主席是一中王钦庄同学，各校均有一个同学代表称学联委员。学校有学生会、团总支，骆志刚、何俊校、赵德海等人年纪较大，本是土改中农会干部，故担任校的学生会干部，我被选为学生会秘书，一年后，秘书由王泉生担任，我被选为学习部长。市学联有一学联供销社，地点在轩亭口大自鸣钟前，每一名学生有证，凭学联会员证购物可以便宜不少。我们买学习生活用品，一般均在那里买，这是学生自治的产物。

共青团（当时叫青年团）在开学不久就成立了，俞丽娟是总支组织委员。1952年5月发展了第一批团员，共6人，即任燮琴、钱茂竹、黄闰贞、李基阳、王积道、蔡元明，并在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入团宣誓仪式。当时入团是十分光荣的事，胸佩红花，还有“团员”一红纸条置于红花下，以后团组织逐渐扩大，并来了专职团干。

学生们政治热情高，关心国家大事，学校常组织我们在教室门口和天井里集合，收听广播，特别爱听国庆、元旦的重要社论、领导人的讲话，对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镇压了哪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成渝铁路建成等大事尤其关心。1953年3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认为这不可能，是不是广播错了。9日举行斯大林同志追悼大会，各校学生、各界人士及市区有近10万人齐集于大校场，会场肃穆庄严，排着整齐队伍，鸦雀无声，待府山上三声警报鸣响，一些工厂汽笛长鸣，全体默哀之时，不少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当时对失去了慈父般的领袖、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世界反法西斯伟大统帅，一时间，真不知道世界会怎么样，苏联会怎么样。这是我参加过的对领袖人物最沉痛悼念活动之一，至今印象深刻。

当时我们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苏联的小说、散文，特别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亚的道路》、《马特洛索夫的故事》、《日日夜夜》、《保卫察里津》和《我的儿子》等，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是百看不厌，对书中的人物崇敬不已，这是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对那句“人的一生应是这样度过的，当你回首往事时……”铭记不忘，经常引用。对国内作家茅盾、赵树理、丁玲等的作品也争着阅读，对《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平原烈火》等小说十分喜爱。自魏巍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通讯以后，对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文章更是情有独钟。1953年开始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生们以很高的热情，认清总路线内容实质，并对外作宣传。当时，在学校附近有罗门畈村，我们在那里办民校、夜校，教人识字、唱歌，也讲总路线。我在那里教课较多，10多年后，还有一些农民认得我。

以行政小组或团小组为单位，常开民主生活会，除讨论小组活动外，就是生活检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提意见建议，很是虚心诚恳，大家很融洽。我们很重视国庆、元旦、五一节、“五四”青年节和“一二·九”运动纪念活动。五一节也要大游行，“五四”青年节、“一二·九”纪念日多是举行文娱晚会或体育比赛。节日活动的经常性、丰富性，激发了青年人的团结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三年师范生活始终是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中度过的。

五

师范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我们的教材大多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统编教材。不少课只有讲义而无书本，如金文观老师讲述的生理卫生、学校卫生，三年级时学的各科教学法等，全由老师自行编写、刻印。老师们教学认真、要求严格，作业不多但形式多样。如作文，可以自由选题，老师批改得很是仔细。每周还要记周记，讲时事讲学习心得讲个人思想均可，班主任必认真批阅。我到二年级时就学写小说诗歌了，记得有一首《你还活着》是纪念鲁迅逝世16周年的诗，篇幅较长，受到老师的好评。在1952年初杜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新任总统时，我写了个《换班》的讽刺剧，给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唱》杂志社寄去，当然被退回来了，但编辑部着实鼓励了我一番。

师范学习中经常要考试，有时还有月考。除期中考外，期末考最为紧张，要停课复习三五天，每人订出复习计划。学校东西面都是树荫杂地，空旷一片，每日就在野外个人复习，十分认真。学校有每学期发成绩单寄给家长的制度。期末，用旧报纸糊好信封，用白纸写上家庭地址，放学后一星期左右，这封内存成绩单的信一定会寄到家中。到第二学年，重新编班级，我从一班编到二班，二班是重点班，学校常常将一些制度要求先在这个班中试行，取得经验后向全校推广。班长是李基阳，我是副班长，班主任为王雨顺老师。班级工作中首先抓学习，连编组、排座位也考虑学习成绩的好差，便于同桌互相帮助，又根据前后座位组成互助组，便于开展讨论。

除普通课加强外，师范三年中对教育学、心理学、学校卫生、各科教学法也十分重视。教学法也要考，除理论原则外，多是编写教案。大约从二年级开始，就去幼儿园和小学参观、见习、实习，在缪家桥幼儿园、小学、马坊桥小学、塔山中心小学等地，经常可以见到我们的身影。1954年上半年集中毕业实习，我当时在塔山中心小学实习，老师指导得很认真，从编写教案开始到预讲、上实习课、评议，每日还要写实习日记。实习后，全校举行实习成果展览，将好的教案、实习日记及制作的教具等展览出来，内容相当丰富。

学习生活也很愉快，学校紧抓学生健康教育。除早操外，上午第二节课后一定要走出教室，集中在操场上以班为单位跳20分钟邀请舞。跳好后，还有每人一碗豆浆喝。钱校长常说，豆浆营养好，淡的又比咸的好。办法是每班一水桶，放于教室门口，由值日生给每人一碗，大家都很高兴。篮球赛、排球赛、田径赛是经常组织的。学校篮球队还常与越光中学、稽山中学代表队比赛，当时除绍中外，我校篮球队是最强的。虽然每人助学金是10元多一点，但伙食很好，每天有鱼或有肉吃。一日三餐，八人一桌，一大盆菜，八只洋铁碗，由值日生分好菜，不计多少。餐厅中又放着多个饭桶，每人盛好饭，放在小桌上，待值班班长一声口令：“立正、稍息，开动。”大家才动手吃饭。几百个青年一起开始吃饭，其声音也是蛮有节奏的。尤其早餐是粥，年纪大的同学只要一口就可将一碗粥喝完，七八碗才算完毕。有时，餐厅里的饭没有了，我们还可以到老师餐厅去盛，老师也很欢迎。当时伙食不定量、不要钱，尽可能吃饱，所以这三年中，我记忆中没有生病，同学中也很少有生病的。

同学中互相帮助，像生活在大家庭中一样。开学后不久，我父病亡，我回校后，不少同学慰问我，他们知我经济困难，就用劳动所得帮助周济我，将拾废纸卖的钱、女同学给老师洗衣的钱、加上自己的钱不时送给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当时我没棉衣，仅有一件毛线衣，就与好友徐正平拼铺睡觉。每人只有一条被，一垫一盖刚刚适合。他有一件棉衣，有时他穿，有时我穿，如兄弟一般。同学中这种深情厚谊的故事不少，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如果碰面依然亲热如旧。

1954年夏，随着毕业实习、毕业考试的结束，就要毕业分配了，学校对毕业生工作十分重视。我印象中，省文教厅的周文科长、专署文教科长均来作过报告。我们如上前线的士兵一样，心情十分激动。各班各小组纷纷举行“把青春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祖国，请相信我”等主题班会、小组会。约7月中旬，我们经过三年师范生活，毕业离校了，同学、老师恋恋不舍，唱着《毕业歌》在柳桥畔分别。好友许文祥出一联赠我：“今日乳燕离巢海角天涯飞，他日燕儿传来喜讯送阿弟。”我们的《毕业歌》是钱金婉先生教的，歌词是：　

掠过金色的阳光，一群乳燕飞向海洋。

迎着建设的高潮，文化战士踏上哨岗。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多么光荣的称号。

培养未来的英雄，生命充满着骄傲。

再见吧，亲爱的老师，我们不会辜负期望。

再见吧，亲爱的同学，前进前进坚强的伙伴。

热血在沸腾，热情在奔放；

热血在沸腾，热情更奔放；

为了祖国的明天，啊啊啊！

让青春，更美丽地发出光芒，

让青春，更美丽地发出光芒。

绍兴初师正式招收只三届，即一班到八班，以后招收小学轮训班。1956年秋，绍兴举办了普师，初师就与普师合并，柳桥下初师的校舍成了绍兴师范的分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绍兴大多数区、乡校领导和很多省市县人大代表、优秀教师和部分中学领导，都来自当年初师毕业生。绍兴初师为绍兴的教育发展、师资质量的提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在尚健在的老师至少也80多岁了，祝他们健康长寿。我们第一届学生也都70多岁，有的已达望八之年了。我撰写此文，一为绍兴教育史留下短篇残章、吉光片羽；二为告慰钱校长、黄明宗先生等先生在天之灵；三为与健在的各位恩师、诸同学聊作忆念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