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祖顺《野菊飘香》读后
●北京大学 郭润涛
祖顺兄的诗集《野菊飘香》，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8年）。付梓之际，他约我为他的诗集题词，我以“不敢当”三字推辞。辞之再三，最后只好答应等书出来，我来写一篇“读后感”。其实，这也不过是推托之词。然而，当祖顺兄将《野菊飘香》寄给我之后，我不仅为他的殷殷之情所感动，更为他在诗集中状写的人事和抒发的情意所打动。在《野菊飘香》中，有不少诗篇是我熟悉的，现在我打算借这些诗篇说一说“当年”的事情。
祖顺兄与我是78级的同窗，他长我十多岁，是“文革”初的“老三届”。像他这样的同学，还有好几位，他们现在差不多都退休了。一位同学退休的时候，我曾写过一信，其中说到，他与我同学，是历史的误会。“老三届生”本来是我的老师，我读小学、初中到高中，就有几位“老三届生”是我的老师。“文革”结束，高考恢复，这些老师与学生“同场”考试，上了大学。可是，他们本来至少应该早我十年就上大学的，“十年动乱”耽误了他们，他们只好在1978年之后成为我的同学。现在在我们大多数同学还年富力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力之时，那几位“老三届”同学虽然身强体壮，却不得不因为制度规定而退休了。祖顺兄在自己退休之际，将过去岁月中点点滴滴写成的文字，结集成书，公诸同好，以为人生历程的一个纪念。这在我这个现在已经不“后生”而当年被顺祖兄们称之为“小后生”的老同学看来，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个人的经历，呈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华章。
祖顺兄喜欢写诗。他的中山装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黄皮软封的笔记本，常常一人独坐，面对这本笔记本而记点什么。我与祖顺兄虽然不住同一寝室，但很快知道在那个笔记本里记的是他写的诗。当年同学中写诗的人不少，现在嵊州工作的陈华艺兄就与祖顺兄一个寝室。华艺兄才华横溢，诗情勃发，常常朗诵自己的得意之句，有诗人的才情，也有诗人的作派。祖顺兄要低调一些，似乎喜欢私下找人，让人悄悄地欣赏自己的诗作。我是他找过读他的诗的人之一。不过，我当时所在意的并不是他的诗作，而是他的武功。会武功的事，是祖顺兄自己告诉我的。他个头不高但壮硕有力，步幅不大却行走如风，身着藏青卡奇中山装，脚上常年一双高帮军胶鞋，令人不得不信他有一身的武功。我曾经许多次要求他施展一下拳脚，可他一直没有在我面前完整地演练过。有时候，纠缠不过，他就摆一个马步，蹲裆如坐，双拳夹腰，伸臂一击，便收式完事。这一直令我很不过瘾。他不肯在我面前“演武”，可他非常愿意在我面前“示文”。他收式完事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笔记本，让我看他刚写成的诗，似乎演练一下把式不过是换取我读他的诗的一种引诱，就像让一个小孩去打酱油先给一颗纸包糖一般。20年之后的1998年，祖顺兄到北京出差，我们在北大未名湖畔相聚。我没有忘记他的武功，但已不好意思再像当年那样求他在未名湖畔表演一番，他则故伎重演，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让我看看他刚写成的诗篇。那几首诗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依稀记得现在收录诗集的《桃花》（第19页）就是其中一首。对于不懂诗的我来说，除了大家都说好的诗我也认为好之外，其他的诗句几乎全无感觉。然而，像“巡地黑犬吠生客，护园霜翁扎篱笆”这样的诗句，还是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后来专门写了《北大会友》（第243页）一诗，记述他与我的相会相聚。在诗集中，还有（《逛书市》（第69页）、《京肆小聚》（第154页）等诗，都是记述他那次北京之游的事情的。祖顺兄就是这样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自己喜欢的诗歌体裁，随手写在从不离身的笔记本上。我想指出，他后来之所以可以结集出版诗集，秘密就在那本从不离身的笔记本上。将路上、枕上、坑上所成的诗句，随手写在一个本子上，是祖顺兄的好习惯。正是这个好习惯，成全了他的诗集。
在宋六陵的岁月，我与祖顺兄一起学的是政史专业。这个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侧重于“政”，毕业之后，多数同学也是分配到中学里去教政治课，有的教而优则仕，走上“从政”的道路，在“政”的方面，只有少数几个人偏向于“史”。祖顺兄从中学政治教师做到了中学政治教学的教研员，业有精进，做诗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从祖顺兄长期的业余爱好中不难发现，这种爱好简直就是他的“嗜好”。他不抽烟,不喝酒，唯一嗜好就是在衣服口袋里装本笔记本，随时记下涌现在脑海里的美妙诗句。确切地说，他的嗜好就是作诗。张岱在《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一篇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我与祖顺兄同学三载，尔后各奔前程，20年之后，他来北大看我；再过十年，他有诗集问世而寄赠于我，固不能说明我之有癖好有深情，但可证明他之有癖好有深情。做诗的人或者喜欢做诗的人，大约非有深情不可。有深情，然后成为一种嗜好。这种嗜好，虽然人各不同，但确实是互相吸引的因素。我与祖顺兄是“老同学”，在我看来，同学关系是一种天然的关系，萍水相逢，同窗苦读，相濡以沫，就像兄弟姐妹来到世上、共享父母的怀抱一样。然后，即使是在兄弟姐妹这种天然关系上，也有着互相看重的不同面。同学之谊是我与祖顺兄的基本面，他的业余嗜好则是我在此基础上更加看重的方面。当然，除写诗的文才之外，我对祖顺兄拳脚上的武功也一直念念不忘。
我想在祖顺兄看来，我学史也是一种爱好，尽管后来我把它从业余学成了专业。以“史”的角度，我对祖顺兄诗集中每首诗下所注明的时间，有着职业的敏感。按照诗歌赏析的路子，总免不了要讨论一下一首诗的写作背景。而对于许多诗歌而言，要明晰它的写作背景，就需要确定它的写作时间。有太多的诗因为作者没有注明写作时间，而使后来的研究者大伤脑筋。而这一点，祖顺兄的诗集恰恰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在那些我所熟悉的诗篇中，因为他注明写作时间，使我的回忆以及说明变得更加确切。
不妨循着写作时间，先大体上看一下《野菊飘香》所辑诗歌的情况。这部诗集收录了祖顺兄的270余首诗。最早的诗写于1972年，最晚的作于2007年，时间跨度达36年。其中收诗最多的年份集中在1997至2001年五年，有100首，占诗集的三分之一还多。当然，这不是祖顺兄所写诗的全部。《作者简介》中说：他“有500多篇诗歌、随笔、短评在报刊杂志发表”。在《后记》中也说到从1971年便开始发表诗作，所以他还有部分诗作，没有收录诗集。再看我所熟悉的诗作，这部分诗，主要是我与祖顺兄同窗三载时所写，收在《野菊飘香》中有25首。加上后来写的相关诗篇，我熟悉内容的诗有30余首。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祖顺兄写于1998年9月的《起锚》（第148页）。这首诗有一段小序：“高中毕业12年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这是他上大学20年之后追忆当年考上大学时的诗作，题名“启锚”，可见他将1978年考上大学视为自己“人生征途”的起点。他这样写道：
开卷还学政史地，
挑灯重读角边高。
……
秋来金榜未漏名，
人生之舟再起锚。
1978年10月25日，也就是在野菊飘香的日子里，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了大学的校园，开始大学生活。理论上说，我也就从那天开始认识了身着中山装、脚穿高帮鞋的祖顺兄。当年的大学生活，与中学生活几无差别，全班同学按照座位分成四组，每组都有小组长，当然还有班干部。我们班的男生，正好按照各组分成了四个寝室，女同学除外，一组一个寝室。我住408，祖顺兄住409，还有407和406。从407到409三个寝室，虽然隔墙为三，但人字梁上是通的，谈天说地，三个房间大家都听得到。尤其是晚上统一熄灯之后，我们年纪小一点的同学，控制不住要说话，猛然间会听到隔壁祖顺兄的高声呵斥。祖顺兄上大学前当过“民办教师”，大约也做过班主任，他是第四小组的小组长，也就是409室的室长。我们408室的人说话，他作隔壁之吼，虽然我私下想“你管得着吗”，但也只好服从，何况他的声音也确实表明他有武功的内力。
同寝室的关系，也许比同班同学的关系还要更深一层。毕竟“同居”几年，多所琢磨，情谊磨练而成，也就难以磨灭。我们则因为人字梁上的相通，简直是“不拆墙也是一家子”，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在日常的吵吵闹闹之间磨练得更为紧密。班级里的“小组”是一种行政性的编制，当时许多活动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虽然每个小组还得加入几名女同学，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以各个寝室为单位搞活动。比如开小组会，各组的女生就跑到男生的寝室里来参加，小组的活动也就成了寝室的活动。再比如像“野餐”这样的野外活动，虽然也是以小组为单位，但我们总是习惯地视为寝室活动。某一天，409寝室出去野餐，祖顺兄即有诗为证（《会稽山野餐》（第78页）。
“登攀脚力最矫健，穿山过岭心自闲。”这看起来像是一次壮举。诗歌固然不能字字落实，但“穿山过岭”一语，使我想起学校四周的几座“岭”。学校座落在宋六陵的老地盘，比学校还大的单位是“东方红茶场”，方圆几里地之内，都是碧绿的茶园。学校的西边，有一条很长的岭，名称我一直就没有弄清过。从平水到学校，坐车翻过这条岭，就是东方红茶场的车站，往前走一两百米，就到了学校的大门口。这条岭也就是从绍兴城到达学校的一条主要干道。沿着这条道往东，走十来里路，就是富盛岭，过了富盛岭，就是当时著名的全国先进单位上旺大队。上旺大队是绍兴学大寨的典型，但它不是在荒山野岭上种玉米，而是种茶叶。我在中学生时去参观过，上大学时一边背书一边走，走到过它的村口。学校的南方，有两条大道，一条通往青龙山水库，这是东方红茶场的水库，用石头砌成的大坝，在茶园和群山的映衬下，显得白光炫眼。另一条是公路，通往嵊县方向，从学校出发，走三四里路，便开始上山，公路蜿蜒曲折，盘山而过，这就是五峰岭。五峰岭，我去过多次。岭下山坳中有一个村子，我没有去过，去过的同学回来说，他们看到了一则大队的“布告”，说“某某某与某某某非法同居，造成无计划生育，罚款一百元”。大家觉得这个告示很好玩。我那个“无计划”的概念，便由此而得。我不记得当年祖顺兄他们搞野餐而“穿山过岭”，穿的是什么山，过的是什么岭，印象是大家的“野外活动”主要是往南边的青龙山水库一带。祖顺兄诗中所言“更喜同游豪情足，乱石堆中吃野餐”，那个“乱石堆”大约就是青龙山水库的大坝附近，或者就是坝上。这也是我们傍晚散步常去的地方。
比这种按寝室或者小组更大规模的活动，是以班级为单位的春游。《南湖石板脚踩薄》（第197页）所说的就是一次集体春游活动，游的地方是嘉兴的南湖。不过，这次活动时间上已过了春季，祖顺兄的诗是更晚一点补写的。“谁说信仰成危机，南湖石板脚踩薄。”祖顺兄说，到南湖来参观的人穿梭如织，怎么能说有“信仰危机”呢？“信仰危机”是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新词，指的是当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社会思潮。这首诗写于1981年7月，这月中旬，我们毕业离校。我的记忆里，南湖之游，天气已经很热，当在五、六月间。祖顺兄还有一首记春游的诗作《同游欢歌》（第79页），写于1980年3月。读到“杏花簇簇闹水乡，朝霞朵朵逐渔船”、“同心共奏四化曲，游踪到处歌声酣”这样的诗句，倒真是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那个“春意盎然”的年代。
“四化”或“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大学年代的“主旋律”。当时还没有“主旋律”的说法，大家常用的是“时代脉搏”之类的说法。随着这个时代脉搏的跳动，祖顺兄写过不少与“四化”相关的诗歌。如《同为四化谱新声》（第236页），祖顺兄如此写道：
图上线条根打根，
好比琴弦配钢琴。
哥妹双双亲手弹，
同为四化谱新声。
以此抒发了年轻一代努力从事科研，为四化多作贡献的豪情，也若隐若现地表达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祖顺兄在诗中以“阿哥”、“阿妹”状写年轻人，说“宛若燕子同筑巢，比翼双飞衔泥勤”，用民歌以及古老的比喻，来处理“同心协力搞四化”的伟大主题，在当时也是常见的手法。在那个年代，可以写“阿哥”、“阿妹”，也可以写“比翼双飞”，但这大抵只能用于别的主题，作为辅助的手段。公然地写“爱情”主题，在一些年纪较轻的大学生中间是有人敢为的，但也多属于民间流传，要想在报刊上发表，还有难度。像祖顺兄这样三十多岁已结婚生子的“老同志”，如果明目张胆地写爱情诗，则不仅会让人“笑掉大牙”，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出手。
记得我们刚上学，学校“开大会”，教务长
像《同为四化谱新声》这样的诗，捎带上年轻人的爱情，用后来一度流行的话说，简直是在“打擦边球”。不过，对于理想、目标之类的宏大主题，更多地还是用“正面”的手法来写。《理想的赞歌》（第178页），就是这样一首用正面手法写作的诗歌，主题极为鲜明，时代色彩极浓，语言绝不拖泥带水。祖顺兄从焦裕禄、王进喜、吕士才等“光辉形象”中，找到了如何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答案”。祖顺兄写道：
啊，答案找到了，答案找到了，
不在阁楼的书卷，不在医生的皮包，
是意识的锤子试出了人体骨骼的硬度，
是理想的尺码分出了人们作用的大小。
在英雄们闪光的入党志愿书里，
我发现了“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铿锵口号，
于是疾病和困难在英雄的脚下节节败退，
于是他们的身体竟成了战无不胜的特殊材料。
在这首诗的最后，他歌唱：
啊，航船没有灯塔的指引就会搁浅触礁，
做人没有崇高的理想就会变得庸俗无聊，
让我们为崇高的理想大唱赞歌，
让我们张开理想的翅膀飞向伟大的目标。
这样的诗句，让今天的大学生来读，或许会觉得“很搞笑”，他们已经不容易理解作者的“壮志豪情”。可在我眼里，这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在《野菊飘香》中，具体到同班同学的诗有两首。一首是《与生
《与生
我要特别说一下祖顺兄的《三月十四日送周志亮》。周志亮是我同组同室的同学，上虞东关人，上大学前，做过商店的售货员。他在大学期间，喜欢打排球，还当过我的小组长。他为人温和，说话软声细气，对喜欢和不喜欢的人皆呼“鸟人”。没过多久，他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鸟人”，这大约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他动不动叫别人“鸟人”，反引得大家群起而呼之，“鸟人”一名，倒成了他个人的专利。他不以为意，叫他“鸟人”，欣然应答。他睡在上铺，身子又比较单薄，上床睡觉，像鸟一样地飘然进窝，显得轻盈异常。很多次，睡下铺的周尚全兄，手叉着腰，正发表滔滔宏论，“鸟人”则不声不响，从他头顶落下，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取点什么，又翩然回到床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像“鸟”一样的举动，表明了“鸟人”的风范。毕业之后，我们在绍兴见过，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在厦门相聚，后来我们再也未见过面。曾几何时，从同学处听到他身体不好，患了肝癌，我的心情之沉重无以言表。1998年3月间，志亮兄离我们而去。事后有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老班长保康兄张罗了一些同学，赶到上虞去送别，祖顺兄就是专程前往的同学之一。
一生勤奋工作好，
数载同窗情谊长。
遗孤致辞声戚戚，
寒风撩发思茫茫。
三月的上虞，乍暖还寒。祖顺兄面对悲恸不止的志亮之女，下意识地一遍遍捋着平顶的头发，脑子里仿佛雾气濛濛的白马湖，漫无际涯，不可名状。他的悼念诗，令我沉入在不胜悲伤、不胜唏嘘的情状。我甚至心中突然生出一丝愠怒，而对这首诗的头一句看不顺眼。这首诗的头一句说：“性僻最厌奔喜丧”，祖顺兄的意思是说他平生最讨厌参加喜事和丧事这样的热闹活动。但这句诗中的“喜”字，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我打电话给一位老同学表达我的不满，还掉书袋说，《清稗类钞·丧祭类》载有“喜丧”一则云：“人家之有丧，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于喜？而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我还觉得言不尽意，说：这个意义，今天还用。去年夏天，我回老家，村里有人去世，我去拍摄“买水”和“做道场”的场面，想为当地的风俗留点影像资料。我母亲对我说，她本来是想阻止我去的，不过这是一场喜丧，我去凑热闹也没有什么不合适。那位逝者，享年九十多岁，儿孙满堂，可谓福寿兼备。我母亲说这是喜丧，一点不错。也许祖顺兄确实该在这个字上多加推敲，避免歧义，但我完全理解祖顺兄的意思和心情，而且我内心对祖顺兄还有保康兄等充满感激，是他们这些在乡的老同学前去“奔”志亮兄之丧，替我们这些没有到场的人表达了同学的情意。我与志亮兄，鸟人长鸟人短地有过一场同学加朋友的“深情”，而祖顺兄那么深情地作诗悼念，增添了我对志亮兄的无尽思念。
《野菊飘香》中还有一些诗，我也想说说，但因篇幅关系，不再一一。我在此本无意于评点祖顺兄的诗句，而只是借用祖顺兄的诗来说一点我所了解的人与事，或许有助于理解祖顺兄这些诗的写作背景，但我深知，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是需要“诗心”，方能明其“诗意”的。我不懂诗，更缺乏作诗的才情，所以不敢从鉴赏或赏析的专业方法去分析祖顺兄的诗集。文中偶尔涉及到几处祖顺兄诗句中我以为不够妥帖的字词，并不是要充当高明，而是情之所至，不说不足以明交情之深。
祖顺兄在《后记》中说，在他的家乡，每当金秋十月，山崖路旁随处可见的是盛开的野菊花。“它不厌土薄水少的生存条件，不怕狂风摇折的成长遭遇，依然是根深叶茂，乐吐芳香”，所以，他用“野菊飘香”作为他诗集的名字。他以野菊花自况，我喜欢这样的比喻。借用他《野菊》一诗的末句“东山野菊分外香”（第147页）作为本文的题目吧，我想祖顺兄也许会凭这一点而觉得我读他的诗还不算离谱。
2009年2月26至28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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