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 师——追忆朱顺佐老师 陈启示

●陈启示

绍兴师专是我接受高等教育的初始学校。人们对“初始”的记忆总难忘却。当时的绍兴师专虽不敢冠以藏龙卧虎之名，誉为人才云集之地也无可厚非。老师同仁，传道授业，孜孜不倦，无私奉献，此景此情在穿越了三十余年时光隧道后仍历历在目。但深植于我们大脑、融入我们血液而挥之不去的是为师者在教学实践中提炼出来各具特色的教学风格，那些先进的理念始终伴随我们后来的工作和生活。时任教务处处长又担任我们78级政教专业《中共党史》专业老师的朱顺佐称得上是其中佼佼者，他把创新践行于教育过程，对学术研究锲而不舍，至今仍折射出鲜活的价值。

1.明辨是非 正本清源

朱老师讲授党史课如行云流水，条理清晰，概括高屋建瓴，让听者能把握要点，教育功底可谓深厚。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开讲《中共党史》第一节课的与众不同：不介绍该专业课的教学目标、要求、教学安排及教学方法，而是宣讲当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同学亲身体验了朱老师讲课的不落俗套，作为《中共党史》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敢于辨识“左”的倾向，识别真伪认识论命题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和胆略。众所周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在现在看来是射向当时盛行的“两个凡是”教条主义思潮的檄文，在认识论领域有正本清源的标杆性意义。但在当时却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的反对和抵制，并在当年10月指示权威理论部门，“不表态”、“不加入”、“不刊登”。78级10月份进校就读，在当时的大学讲台上，在这样的时间节口，义无返顾地宣讲也需要勇气和胆略。朱老师“第一时间的第一讲”行为，给我们即将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的学子上了珍贵的一课，让我们懂得应具备坚持真理的政治素养。

朱老师善于辨识“左”的倾向，正本清源、实事求是的教学和学术品格还体现在对教学内容作出科学的取舍上。《党史》课是史论统一课程，既要叙史又要阐论，对前者要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件、人物真相，对后者要全面科学。在我们进校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作出。因此当时的教材中对有些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客观、不全面、不公正、不科学的描述和评价仍在许多地方存在。对教育内容如何把握，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教师要能取舍和选择，而这恰恰是对教师辨析能力、是非判断能力的考验。当时朱老师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对教学内容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鉴别，凡是与“左”倾思潮有“牵连”有“嫌疑”的历史事件、人物评价一概回避不讲授，而在课后的讨论中则会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比较好地坚持遵守党的理论教学和宣传工作的纪律：“宣传统一，讨论自由。”

2.创新教学 首开先河

时下，高等学校都在尝试开放性教学模式，内容包括学校师资可以在校际之间流动讲课，称之为相互交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也包括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这在高校的政治理论课中更应予以推广。如在教学过程中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教学中除了讲授课程内容外，每周还增开时政课，这些都体现了高校教育改革的方向。而这些模式、实践在30多年前朱老师讲授的《中共党史》课程中已开先河。在整个《中共党史》课程教育过程中，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保证教学质量，他曾多次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教授开设讲座，其中包括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弢，杭州大学著名历史教授金普森，著名哲学教授薛克诚等来校给我们政治专业学生开讲座。他还多次组织我班学生赴杭州、嘉兴等地进行有关于党史的社会调查活动。这些教学改革创新的措施，不但激发了我们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动力，还推助我们对专业知识更广更深的把握。同时，还给我们从事政治理论教学的学子们灌输了开放创新的教学理念，引导我们跳出教学“单一模式”的怪圈。

3.不务虚名 锲而不舍

朱老师是绍兴教学界、社科界较早评为研究员的专家之一。作为中共党史的理论研究学者，在绍兴乃至省内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权威性，他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他先后担任绍兴市中共党史、党建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打开其学术研究成果的宗卷，可谓著作等身。他先后有7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各类报刊杂志上，其中有10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本全文转登。《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民素质的正负效应》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论文选粹》收录。《论鲁迅唯物史观的确立》被收录在《国际优秀管理研究论文》。他还出版史传文学专著14部共500万字，内容主要涉及绍兴籍的革命历史人物，如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国第一任共青团书记俞秀松烈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及民主人士胡愈之、邵力子等。除此之外，朱老师还承担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课题三项。他的论文、论著、课题共获得全国、省、市一二三等奖17项。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连同其多次获得的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在绍兴当属首屈一指。

朱老师对学术研究的执着精神，以及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动力源于“不务虚名”的职业良心观和锲而不舍的学术意志观。

朱老师在长期的理论教育和理论研究中形成了稳定的“不务虚名”的职业良心观。他曾多次对笔者阐述过这些学术思想。他认为作为一名党史教学和研究者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核心理念就是既要正名又要务实。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使人手足无措”。但正名要以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和水平为基础，实力水平具备，名分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也要防止不思争名的惰性，自甘落后会降低价值观实现的动力效应。要务实，成名后在学术研究上更要不断进取，不断提升。朱老师经常用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经典名言来激励我们。朱老师不务虚名的职业良心观，对时下以权谋学(学历)，以权谋术(学术)，以及投机取巧，甚至不惜侵权谋取名号和成果之辈是有力的鞭笞。

　　朱老师也多次与笔者阐述过其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术意志观。他认为，大凡做学术的研究者必须守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经得住曲折。朱顺佐老师言传身教、精神感人。在完成其专著过程中，必须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剪辑取舍，他无数次不辞辛劳地到绍兴图书馆收集资料的精神感动了工作人员，以致每每为其提供最佳服务。 春夏寒秋，许多去拜访朱老师的友人都会看见朱老师在伏案写作。师母陈淑文曾向我谈起，1996年朱老师退休后继续潜心研究，养成了一放下筷子就走进书房的习惯。他的《范蠡》、《俞秀松》、《光复会》是在其被查出患有肺癌后完成的。其中《范蠡》、《俞秀松》是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校对成稿的。朱老师把锲而不舍的学术意志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