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 陈志标
绍兴文理学院北京校友会成立后，可以说活动频频，好戏连连。继2009年10月的校庆百年盛典，到今年元宵节的校友聚会，昨天我们又踏着早春瑞雪，迎来了刚出席完全国人大会议的母校王建华书记以及其他领导、老师。大家欢聚一堂，共叙师生之谊、同窗之情，共商母校发展的百年大计。期间，喜得《我们的足音》文集一本。读罢文集，特别是读完俞可平《走路》一文后，回忆“金家脚、陈家拳”的往事，夜不能寐，仿佛听到了曾经与俞可平等“走友”终日游荡在宋六陵青山上空的脚步声。是呀，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经走过，是母校给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舞台，作为我人生之行的起点。尽管当年还是蹒跚学步，是母校的老师扶着我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学长们带领我开始了人生的征程。
1978年10月25日，时值金秋十月，我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满怀豪情来到了母校。当时，学校地处绍兴县东方红茶场的山沟里，百废待兴，房屋简陋，教学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但当时的学校可是我们心目中的“精神乐园”：宋六陵的涛声，谱写了我们晨读的乐章；东方红茶场的晨雾，展现了南国山野的美景；相对偏僻的环境，少了份人世间的喧嚣，多了份科学殿堂的宁静；广阔的天地，为我们提供了充分享受走路散步、以走交友的乐趣……我性格比较内向，平时默默无闻，与同学们接触不多，用我们班主任的话来说，属于“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的那种人。说实在话，在我们班级47个同学中，并没有多少同学关注我。我与俞可平开始时的了解和友谊是从一分钱开始的。有一天放学后，他到外面买书缺一分钱，当时我在场就给了他一分钱，第二天他郑重其事地要把钱还我，我说不用了，他坚持要给。此后，我们开始了30多年的交往。
每当晚饭后，同学们都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出来放松。这在鲜有文化娱乐活动的当年是对紧张学习生活的一种调剂，成为学校一景。在这些队伍中，可平带领的“走友队”比较引人注目：一是成员比较稳定，基本成员还有范晓明、金高品、郑健波、董凌达等人，偶尔也有其他同学参加；二是行色匆匆，走路节奏比较快；三是时间比较固定，一般都在晚饭后，风雨无阻，持之以恒。我们边走边聊，无所不谈，跟他散步成了我的一种享受，走遍了学校所在地宋六陵的山山水水。走路增进了友谊，走路加强了理解！俞可平一进学校就立大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当别的同学在休息日去玩的时候，他却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利用一切时间抓紧学习，连晚上，也要在别人睡下之后，自己躲在帐子里，用蓄电池点小电珠照明，再看两、三个钟头的书。他有一台“凯歌牌”收音机，每天形影不离，坚持听外语广播。三年时间里，他英语已经过关，又自学了德语和日语；不仅学了当时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还自学了（听过几节课
大家团结在俞可平周围，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人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认为我们的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大家都是同学、同乡，知根知底，属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种；二是大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属于典型的草根阶层，当年家庭成员有人当过生产队长属于最大的官了；三是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观。俞可平是大家的领路人和楷模。
1981年7月毕业后，我们大都被分配到原籍农村中学任教。时正值暑假，学校还没有开学，俞可平与“走友”们相约冒雨去杭州游玩。大家兴高采烈，没有正班火车，我们就坐“棚车”。诸暨到杭州不到100公里的路走了3个小时。好不容易到了杭州已是傍晚，跑遍了半个杭州城竟找不到住的地方。我们几个只好冒着大雨长时间行走，转战于火车站、汽车站、西湖湖滨，成了地道的“盲流”，任凭当时的城管人员赶来赶去，好不狼狈。范晓明还把新买的皮鞋给泡了，十分心疼。每每我们谈起当年的经历和感受，大家都感慨万千，戏称“雨中情”。
当年，俞可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而我还要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我所在的中学地处诸暨与杭州交界的山区，当年交通不便，条件比较艰苦。学校由原来的土地庙改造而成，教师宿舍简陋破旧，四面透风。前几年，我到陕西去实地调研代课教师的生存状况，在京接待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们上访时，我对他们的处境十分理解，充满同情。我当时教过历史、地理、英语等课程，每周上课16学时，还担任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工作十分繁忙。俞可平了解到我的情况，动员、鼓励、帮助我报考研究生。缺少复习资料，他帮我寄来了；为帮助我学英语，他每周用英语给我写信；每次寒暑假回家探亲，他都来看我、指导我的复习应考。当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他就用自行车带我，有一次路上遇到一个坑，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至今在腿上还留有伤疤。我鼓足了劲，先后报考过两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未被录取。他帮我总结教训，鼓励我不要泄气，可能是我读历史系不太合适，就提醒我转变方向，还是驾轻就熟，报考老本行政治类专业。1984年冬天，我冒着严寒，骑自行车50多公里到绍兴报名。1985年3月，我通过初试后，面临复试。正好复试期间导
1985年9月27日，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广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俞可平也在第二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几乎每周五下午就从定福庄出发来到北大，他再忙也热情地接待我，一起在美丽的北大校园里散步，在未名湖边驻足。他介绍我认识了许多在北大学习的诸暨老乡，包括当年在北大西语系就读的我的贤妻。他带我去听北大教师的讲课，帮我到图书馆借书，北大差点就成了我的第二母校。1988年，我毕业找工作时，导师想让我留校，我征求俞可平的意见，他倒没有反对，但认为从学校出来也不失是一种选择。他还帮我起草了求职信。
同年，俞可平北大毕业后，进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他在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和全球化问题研究等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其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发了国内外中国民主政治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政治走向的大讨论、大关注，由此造成的风暴至今还在天空中呼啸。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尊敬师长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在闲谈中提到他的导师，无意中直呼其名，他马上严肃地纠正说：“要叫
从母校到家乡，再到北京，我感觉一直在追随俞可平走路，他给我指明方向，提供力量。虽然我感觉无论从哪个方面他都走得很快、很远，我与他的距离已是不可以道里计了，难以紧跟相随，但他永远是我的老大哥、领路人。我十分感谢有他这样的“走友”。
（写于2010年）
| 浙公网安备330602000020号 |
版权所有：绍兴文理学院校友会